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提出“士農工商，國之石民也”，這是關於士農工商地位最早的言論。管仲所說的“士”在當時是指軍士，他認為士兵、農民、工匠、商人同等重要，是國之柱石。

管仲無意輕視商人，但這句話卻被後來的統治者扭曲了原意。漢武帝為鞏固統治而獨尊儒術，無限提高讀書人的地位。官僚們為自身地位也刻意將“士”解釋成士卿，而排在尾末的商人則是最低等的。

統治階級擁有權力卻無法直接創造財富，而被貶成最低等又善於操弄人心的商人卻是創造財富的能手，甚至達到富可敵國，以至於連堂堂大清朝的西太后都不得不伸手向商人借錢。

太后西逃，奈何囊中羞澀

公元1900年8月14日，八國侵華聯軍猛烈的炮火轟開了清王朝閉關鎖國的大門，隨即朝著北京城長驅直入。8月15日凌晨，本來就如坐針氈的慈禧攜光緒自神武門倉皇出逃。

一行人一路逃往山西等地，可此番西逃極為倉促，慈禧和光緒只來得及換上粗布麻衣，喬裝成漢族百姓的模樣躲避侵華聯軍，所以並未收拾太多細軟，逃亡路上悽風苦雨。

慈禧和光緒出逃的第一頓飯是在莊稼地裡採摘的新鮮玉米，夜晚睡覺也只能蓋著散發異味的油膩被褥，還有陰森寒風作伴。

8月17日，來到懷來縣的慈禧才在知縣吳永的接待下重嘗溫飽。

習慣了奢侈生活的慈禧自然是不願意虧待自己，所以當一行人於9月17日抵達山西太原的時候，他們從宮裡帶出來的錢財已經被揮霍得所剩無幾。

慈禧本有意常駐太原，無奈八國侵華聯軍持續增兵犯華，至九月中旬已達十餘萬之眾，這些洋鬼子四處劫掠。深感不安全的慈禧不顧勸阻決定繼續逃亡，但逃亡也是需要經費的。

慈禧身在山西，而山西正是中國三大商幫之一的晉商雄踞之地，於是慈禧派人分別向晉商中名望極高的曹家和喬家借款，最有權勢的老佛爺開口借錢，誰敢不借？

鉅富曹家在大江南北擁有商鋪640餘座，資產高達1200萬兩白銀，確實具備出借鉅款的資格，所以曹家借給了慈禧整整30萬兩白銀。

當時的清王朝國庫空虛，根本無力償還，可慈禧又感覺臉面上著實過不去。最終將法蘭西進貢給乾隆皇帝的金火車頭鍾賞賜給了曹家，當做抵債之用。

這座曾是乾隆爺心愛之物的金火車頭鍾由黃金、白金、烏金及紫水晶製作而成，淨重42。25公斤，是一件價值連城的至寶。曹家這30萬兩白銀也就不算虧了，那喬家又借出多少錢呢？

以小博大，事半功倍

同為晉商之中的佼佼者，喬家其實是第一個被慈禧“光顧”的。面對慈禧的借款要求，喬家二話不說就拿出了10萬兩白銀，而當慈禧問他們要何賞賜時，當家的喬致庸只提出一個要求。

慈禧親筆所寫的“福種琅嬛”四個字，便是喬致庸討來的賞賜。

喬致庸不需要慈禧還錢，既以討要墨寶的方式保全了慈禧的顏面，還能憑藉這幅墨寶讓喬家的名望更上一層樓。

福種琅嬛指傳說中的神仙洞府，是福澤深厚的風水寶地。喬家獨得清廷實際掌權者慈禧的親筆諭賜，這份至高無上的榮譽萬金難求。慈禧回宮後就把這兩筆買賣交到喬家手上。

這兩筆大買賣，一筆是各省上繳給中央的款項，大部分都交由喬家票號來辦；另一筆就是連本帶息約10億兩白銀的賠款也一併給了喬家票號經營。

喬致庸眼光獨到，而且是擁有大格局的人，一幅四字墨寶就讓他們家的10萬兩花得比曹家的30萬兩更有價值，莫怪喬家能富了七代。那這個喬家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喬家盛景，其來有自

最初的喬家其實也是一貧如洗。公元1736年，喬致庸的爺爺也就是年僅17歲的喬貴發推著獨輪車來到內蒙的薩拉齊，靠著拉駱駝、割牛草賺取微薄的苦力錢。

公元1744年，喬貴發與秦姓兄弟放棄豆腐和豆芽的小買賣，來到包頭開了一家規模更大的客棧和草料鋪子，以雙倍工錢從當時的歸化城請來一名廚師，並讓這名廚師做出高檔次的飯菜。

這家客棧接待的主要是進入內蒙古的內地商隊，這些商隊旅途勞累但並不缺錢，喬貴發的客棧為他們提供好酒好菜和舒適的休息場所，草料鋪子又能給商隊補充所需物資。

喬貴發善於抓住商機，生意蒸蒸日上，其餘的山西商人見狀又紛紛效仿，將這一片的市場穩定了下來，於是又有了旅蒙商隊興晉商的說法。

喬家傳到喬貴發第三子喬全美手上的時候，一名店鋪掌櫃在糧食投機買賣時因經營不慎導致虧損十分嚴重，商號廣盛公瀕臨倒閉。

喬全美接到掌櫃報告之後，當機立斷變賣家產，籌集銀兩後立即重返包頭，將所有往來業戶請來一同商議，並承諾所欠債款必會償還，這才保證了供應鏈不斷裂。

三年以後，廣盛公不僅還清了債款且盈利甚巨，廣盛公亦由此改名為復盛公。

不過，真正將喬家推向鼎盛的是喬全美的次子，人稱“亮財生”的喬致庸。

喬致庸生於公元1818年，由於喬全美及其夫人在喬致庸幼年時便亡故，喬致庸是由兄長喬致廣撫育長大，但兄長在喬致庸少年時期也不幸病故，喬致庸這才不得不棄文從商，開始接管家族生意。

恪守祖訓的喬致庸治家極嚴，制定了明確的家規約束喬家子弟。

“六不準”家規裡的“不準納妾”、“不準虐僕”以及“不準嫖娼”在封建社會里也是很少見的，這也夯實了喬氏家族強有力的道德基礎。

喬致庸本人也是樂於行善，據說當時喬家門口每日都拴著三頭牛，百姓若有需要就可以牽走一用，傍晚時分歸還即可。然而，喬家的恢弘氣魄不僅這一點。

有一次喬家在北京的分號失火，所有憑據、賬本盡數焚燬。為了不讓百姓們受到損失，喬家許諾但凡曾經在喬家票號存錢者，不管是否有憑據，都可以把錢款領回去。

經歷那一場大火，喬家同樣蒙受巨大損失，但喬家人首先考慮的是保全客戶的利益。作為晉商中傑出代表的喬家奉行以誠為本，以信為本，這不正是如今許多商人需要學習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