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原文是：

故待農而食之， 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 商而通之。 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人各任其能， 竭其力， 以得所欲。 故物賤之徵貴， 貴之徵賤， 各勸其業， 樂其事， 若水之趨下， 日夜無休時， 不召而自來， 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 而自然之驗邪？

這段話的大意是： 所以， 人們依賴農民耕種來供給他們食物， 依靠虞人開出木材， 依賴工匠做成器皿， 依賴商人輸通這些財物。 難道需要政令教導、 徵發人民如期集會來完成嗎？ 人們各自以自己的才能來行事， 竭盡自己的力量， 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慾望。 因此， 物價低廉， 他們就尋求更貴的地方賣； 物價昂貴， 他們就尋求更便宜的地方買。 各自勤勉而致力於他們的本業， 樂於從事自己的工作， 如同水向低處流， 日日夜夜而永無休止， 他們不待召喚自己就趕來， 物產不須徵求而百姓們自己就生產出來。 這就是自然和道啊。

再看亞當·斯密的原話：

每個人都力圖用好他的資本， 使其產出能實現最大的價值。 一般說來， 他既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 也不知道他能夠增進多少。 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 但是， 在他這樣做的時候， 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幫助實現另外一種目標， 儘管這目標並非他的本意。 追逐個人利益的結果， 使他經常地增進社會的利益， 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進社會的利益時更好。

另外， 我們常常說， 鄙薄金錢是傳統觀念， 可是司馬遷的財富觀， 很值得今天的人好好體會， 他在《史記·貨殖列傳》 中說：故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 ”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故君子富， 好行其德； 小人富， 以適其力。 淵深而魚生之， 山深而獸往之， 人富而仁義附焉。 富者得勢益彰， 失勢則客無所之， 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 諺曰： “千金之子， 不死於市。 ” 此非空言也。 故曰： “天下熙熙， 皆為利來； 天下壤壤， 皆為利往。 ” 夫千乘之王， 萬家之侯， 百室之君， 尚猶患貧， 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這段話的大意是： 所以說： “糧倉充實了， 百姓就會懂得禮節； 衣食豐足了， 百姓就會知道榮辱。 ” 禮產生於富有， 而廢棄於貧窮。 因此， 君子富有了， 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 小人富有了， 就會把力量用在適當的地方了。 江河深，魚就在那裡生存； 山林深， 野獸就在那裡藏身； 人富有了，仁義就會依附於他。 富有者得了勢越發顯赫， 失了勢， 依附於他的賓客也便無處容身， 因而心情不快。 夷狄那裡， 這種情況更為突出。 諺語說： “家有千金的人， 不會犯法受刑死於鬧事。 ” 這不是空話。 所以說： “天下之人， 熙熙攘攘，都是為利而來， 為利而往。 ” 那些擁有千輛兵車的天子， 享有萬戶封地的諸侯， 佔有百室封邑的大夫， 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入戶口冊內的普通老百姓呢！

沃爾瑪， 並不是想給消費者省錢才開公司的，它只是想給自己、 給自己的股東掙錢罷了， 它是為了自己好， 為了自己利益的極大化。 但是， 如果它想自己好， 就得和其他同類的公司競爭， 就得賣得比別人便宜， 這樣， 它就不期然地促進了本來並未打算促進的消費者利益。 這就是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 的力量。這是一種自發的、 個人的力量。 永遠也不要忽略個人的這種自發的力量。

很多東西都瀕臨滅絕， 可是我說一種， 它就不會在短期內滅絕。 就是鴨子。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吃它。 你喜歡吃烤鴨， 就有人去養鴨子， 就可以掙錢， 你吃的越多， 鴨子就會越多， 要不就掙不到錢了。 可以想見， 大家都不吃鴨子會怎麼樣， 鴨子就存在不了多久了。

那麼， 可能有人會問， 如果每個人都從別人的利益出發去做事， 豈不是更好嗎？ 為什麼亞當·斯密說不如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來得好呢， 難道人人都獻出一點愛， 不會使世界變得更美好嗎？ 願望當然好， 但是這不是世界的本質， 不是人性的本質。

人類不是沒有試過， 教訓太多了， 而且是慘痛的教訓， 人類慢慢學得聰明瞭， 不再那麼天真了。

怎麼才能保證， 個人在促進自己利益的時候也促進他人的利益呢？

人類已經找到了這樣的機制， 這就是市場經濟制度， 市場交易就能保證這一點。 任何交易都是雙贏， 至少不會損害任何一方的利益。

經濟學的這個假定， 似乎與我們的傳統道德有些衝突。

孔子說， 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 這是《論語》 中最著名的論述之一。

孔子是嚴格區分小人和君子的， 整本論語， 好像都是在告訴我們如何區分君子和小人， 而義利，是標準的區分方法之一。

在孔子看來， 義和利是水火不容的， 不能同時獲得。 君子應該求義而舍利。 在必要的時候， 還應該捨生而取義。

儒家大概都是承襲著《論語》 的基調， 但這並不是說， 就沒有不同意見。相反， 在義和利的關係上， 先哲們的認識， 差別是相當大的。

墨子好像很受現代人的青睞， 電影《墨攻》 的播出， 使很多人知道了墨子的“兼愛非攻” 學說。

墨子更非同凡響的主張， 是它對纏繞所有中國知識分子靈魂的義利之辯有一個明確而精彩的論斷， 有終結這種爭辯的意味。

《墨經》 裡面說， 義， 利也。 比如， 忠， 當然是義， 可是它利君； 孝， 是義， 它利親； 功， 是義， 它利民。 墨家給義賦予了類似於邊沁的功利主義色彩。

他們的主張很明確， 義的本質， 不過就是利而已！

經濟學， 為我們認識義利之辯， 認識君子小人之別， 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經濟學家看來， 所有人， 無論君子還是小人， 都是追求自己利益極大化的人， 也就是說人都是逐利的。 即使是義舉， 其背後的堅實基礎也仍然不過是利。 因此，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 人都是“小人” ， 而不是“君子” 。

所以， 如果說， 君子的行為是為了別人好， 而小人的行為呢， 則雖從自己的利益出發， 最終卻也是對別人好， 甚至是更好。

君子也好， 小人也好， 都喻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