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北洋水師的當家人，戰敗的責任當然就是他的，近代武器裝備是快速發展的，不持續的投入肯定會落後。當日本人傾全國之力建設海軍時，他確認為北洋水師已經很強大了，縮減經費，建園子討好慈禧。李鴻章是一個極講派系的人，做事重派系，國家利益放在第二位，自己還非常有錢，做大官有錢很正常，但他不是一般的有錢，一個貪財自私的人怎麼會有遠大的目光去建設一支世界海軍。

甲午海戰失敗後，陸戰，我認為李鴻章最大的問題是把自己的老本給送乾淨了。其實他的嗅覺比紫禁城那些人敏銳得多，自從袁世凱逃回來那一刻起，他應該要求把八旗精銳盡數調到朝鮮和遼東，來個坐山觀虎鬥，讓八旗和日本人鬥，保留自己淮軍的實力。這樣甲午敗了，送的是八旗軍，自己又不損失陸軍，背鍋的是慈禧和光緒；假如勝了，那麼去和日本人交涉簽字的是他李鴻章，從中又能給淮軍撈到不少好處。

甲午戰爭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給光緒皇帝的奏章裡，很清楚地說明了甲午戰敗後，中國所要面對的最壞處境，即中國被西方列強徹底瓜分掉，亡國滅種。歷史的發展方向不以人的意志所能決定的，中國幸運地躲過了奧斯曼土耳其一樣的悲慘命運，但付出的代價也是極其高昂。西方列強之所以能夠“手下留情”，原因有幾點，

1：西方列強們的利益遍佈世界每個角落，各方的海外殖民地犬牙交錯，矛盾衝突不斷，必然會分散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關注。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處女地市場，充滿無限的商機，對西方列強們背後的資本財閥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想開拓中國市場，必然要收起屠龍刀，拿出所謂的合作誠意，贏得中國人的敬畏與好感。

西方列強儘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日本的崛起，但西方對日本充滿了鄙視和警惕。西方列強不想被日本竊取瓜分中國的勝利果實，所以選擇靜觀其變，保住現在擁有的，不想元氣重傷。4。中國繼續被西方列強瓜分，那麼就是要革清廷的命，必然會激起清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死戰決心。到時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將深入人心。中國人多力量大的優勢將被無限放大，就算西方列強最終勝利了，那麼西方列強也會對中國產生一絲忌憚與敬畏之情。說白了就是晚清人口太多，又有悠久而整體的文化歷史，殖民成本高而資源不多，收益沒有經濟殖民好罷了。

甲午戰爭後，中國經濟被幾乎徹底瓜分，而中西部還幾乎沒有深入染指，一是交通閉塞不利於瘋狂掠奪，二是地廣人稀，侵略的投入產出率不合算，三是西部民眾剽悍性格所構成威肋。所以，不是列強仁慈，而是力不從心加上中國人各地各種形式的自發反抗。直接瓜分統治中國，這是一件幾乎可以讓任何一個政府發瘋的事情，看來當時的西方人腦子還算清醒，沒有自尋死路。溫水煮青蛙，這就是列強的策略。到《辛丑條約》簽訂時，中國就被煮熟了。

小編認為：清末的悲劇並不是很多人簡單的認為什麼政府投降派當道，中華民族從來不缺血性男兒，不是李鴻章左宗棠不努力，也不是義和團北洋水師不勇敢。其實同治中興時候，不少能臣如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品德操守和能力在古代中國歷史上都還是不錯的，當時國家和民族的悲劇並不是所謂妥協投降腐敗就能說清楚的。關鍵是當時的中國不是一個現代國家，四萬萬國民卻沒有國民意識，形同散沙，政府方面也沒有現代化的制度保證現代化的國防和經濟建設，而改革要麼是畸形的妥協要麼急功近利（戊戌變法）。反思更應從理性方面、國家戰略方面去思考，而不是簡單民粹式的情緒牢騷，認清世界發展的大勢方能使國家民族不在重複悲劇。

一個國家的興盛與衰敗確實不是一個人所能決定的（但慈禧仍然難逃干係），而是這個國家的精英群體。另外，還涉及到社會制度問題。中國當時的GDP雖然佔世界的30%，但仍然是封建小農經濟，資本主義工商業仍然未發展起來，政府財政能力較弱，也就無法面對西方列強的集體欺凌。本質上，西方國家吊打晚清，這是一場資本主義（先進社會制度）與封建社會的對局（落後的社會制度），結局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