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這些人的權利

是我的工作

就算真正該死的人

他也應該跟我們一樣有人權

有發聲和辯解的權利

美國當地時間2019年7月18日，歷經長達768天的等待，章瑩穎案被告克里斯滕森被判處終身監禁。在美國，終身監禁意味著嫌犯不存在保釋、假釋、減刑或保外就醫等任何離開監獄的可能性。

此前克里斯滕森的律師喬治·塔塞夫表示，“克里斯滕森對章瑩穎的死負有責任。”但緊接著，克里斯滕森的辯護團隊提出了49個減刑因素，並傳喚了超過20位證人為克里斯滕森出庭作證，試圖從各個角度說服陪審團不要判處克里斯滕森死刑。而結果證明，這一系列“騷操作”，對案件的審判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幾乎在同一天的大洋此岸，2019年7月17日，中國，同樣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張扣扣一案也塵埃落定：“為母復仇”的張扣扣被執行死刑。張扣扣的律師鄧學平的辯護詞《一葉一沙一世界》一度被贊為精彩絕倫，但同時又被很多人痛批，認為不僅不專業而且根本就是對張扣扣不負責。對於張扣扣免死沒有任何幫助。

同樣是故意殺人案，同樣是為“壞人”辯護，這一生一死的背後，是大眾對辯護律師立場的截然不同——章瑩穎案的辯護律師被民眾指責為魔鬼辯護，實在是“喪盡天良”；張扣扣案的辯護人卻因沒把殺人者“救活”而遭質疑。

這不禁引人深思，

刑辯律師究竟該不該為“壞人”辯護？

在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律師王赦是一位法律援助律師，他的工作是為經濟困難或特殊群體提供法律服務。

其中包括社會大眾最害怕和最想遠離的人群：殺人犯和精神病患者。

他為造成九死二十一傷的“無差別殺人案”兇手李曉明辯護，被受害者家屬潑糞，被網友稱為“屎尿人渣代言人”。

他為殺死九個人的精神病患者陳昌辯護，被家人誤解、質疑。

甚至一直理解他的妻子也提出反對：

“如果你堅持給殺小孩的犯人辯護，我們就離婚。

”

在大眾“一命抵一命”的報復性正義邏輯下，辯護律師深諳法律規則，明白公理和正義的意義：

為什麼要替“壞人”辯護？

良心何在？

1

“壞人” 是哪種人

1、無差別殺人案兇手

“無差別殺人”是無仇怨，不認識，臨時起意的隨機殺人。

近年來發生的“無差別殺人事件”：

△ 2008年6月8日，日本秋葉原發生隨機殺人事件，共造成7死10傷（無差別殺人一詞最早的來源）。

△ 2016年3月28日，臺灣省臺北市內湖區，犯人持菜刀對一名四歲女童頸部猛砍，造成女童當場頭身分離，當場死亡，轟動全臺灣的小燈泡事件。

△ 2018年4月27日，陝西省榆林市米脂中學校外巷道，發生隨機砍人事件，導致9人死亡21名學生受傷。

△ 2018年6月28日，上海市世外小學門口，一名男子持刀砍人，導致2兒童死亡2人受傷。

2、

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在醫學領域上被稱為“心理障礙”。

指一個人由於生理、心理或社會原因而導致的各種異常心理過程、異常人格特徵的異常行為方式，是一個人表現出沒有能力按照社會認可的適宜方式行動，以致其行為的後果對本人和社會都是不適應的行為。

我國《刑法》第18條第1款規定：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式鑑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

”

患有精神疾病的陳昌殺了九個孩子，他一心求死，請求法官判處死刑。

王赦卻在合法限度內想盡一切辦法，為他爭取合法權益，最終判處終身監禁。

李曉明遺書中寫道：

堅持要做一件大事

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我做了我覺得非做不可的事

如果人生再重來一次

我應該也是一樣的選擇

“無差別殺人案”兇手李曉明被執行死刑後，沒有人知道他為何會從“乖孩子”走向“殺人狂魔”。

也許是自戀型人格，也許是反社會人格。

也沒有人知道還會有多少數不清的“李曉明”站在黑暗裡。

（北大弒母案）

比如“北大學霸弒母案”，在殘忍的手段，周密的計劃，高智商的犯罪背後，有太多的問題沒有答案。

如果吳謝宇不主動露出馬腳，也許大眾至今都難以知曉這起案件的發生。

受害者家屬宋喬安說：

“真相永遠只會怪我們的社會體制出了問題。”

“我們的教育體系，我們的社會安全網，永遠控制不了那些加害者。”

社會大眾對“精神病患”有著根深蒂固的偏見：有暴力傾向的“變態”、“不定時炸彈”、“犯罪高發人員”。

人們帶著偏見看待他們，暴露出大眾對未知與“異類”的恐懼。

沒有人真正關心對精神病患者的“汙名化”從何而來？

有時候輿論和偏見包圍著他們，直至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

人們開始口誅筆伐：

“加害者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為什麼這種人不判處死刑？”

“如果加害者和他們的家屬不為犯罪行為付出代價，那受害者算什麼？”

在傷痛面前，

每個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傷口。

卻很少有人會關心，

“壞人”犯罪行為背後的真相是什麼？

面對犯罪行為，被害者家屬該如何自處？

加害者家屬該不該被原諒？

犯人、精神病患者有沒有人權？

在社會偏見和“壞人標籤”如此根深蒂固的情況下，

刑辯辯護律師很想問這樣一個問題——

沒有人生來是加害者，

在成為加害者以前，

他們是否也是受害者？

解決傷害最好的辦法不是殺了站在黑暗裡的人，

而是善後和預防。

2

“壞人” 有沒有權利

《刑事訴訟法》規定：辯護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

在這項權利面前，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一旦進入刑事訴訟程式，都享有自我辯護和委託辯護人代為辯護的權利。

在審判階段，如果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法院

可以

指定法律援助律師為其辯護。

如果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法院

應當

為其指定辯護人。

3

為“壞人”辯護 是刑辯律師的職責

羅翔教授曾在澎湃問吧發起一個問答：

下面的評論是這樣的：

在社會大眾的認知裡，給“壞人”辯護的刑辯律師是

法律商人

。

他們玩弄善惡，顛倒是非，是用知識包裝出來的惡棍。

就像劇中的王赦，在很多觀眾看來，他並不是一個討喜的角色。

有人問他：“你一個月賺很多錢麼？”

他說：“一個庭審掙不到很多錢，還要除去被屎尿潑髒後洗西裝的錢，和被民眾誤解的心理壓力成本。”

可他又是一個近乎理想的人設：他近乎執拗地相信公平正義和司法權威，他不顧所有人反對，為殺人犯辯護。

他的目的很簡單：

追尋犯罪的殺人動機，預防同類案件的再次發生。

人們希望看到公正的判決，期待壞人獲得應有的懲罰。

當民眾在剷草，政府在除根，媒體在澆水的時候，他必須去了解、去研究土壤——

“為什麼犯罪？動機和理由是什麼？”

他們也會有迷茫、動搖的時候，失去信念，失去正義感便會失去溫度，他們會輾轉反側，會害怕迷失自我。

或許刑辯律師在執業生涯中都會有這樣的時刻，像王赦一樣望著法院高高在上的天平，心中五味雜陳。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不是社會民眾，不是輿論媒體的代言人，

他只是一個刑辯律師。

在所有人都關注審判結果的時候，他想要知道的、他必須要做的事情是：

如何在合法限度內最大程度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就像張扣扣案的代理律師鄧學平說的那樣：

“簡單的喊一句正義或邪惡口號很簡單，

難的是如何用法律人的理性和細緻去勾勒和勘察，

守護法律的邊界。

如何在堅持主流意識形態和國家話語體系的前提下，

發現併兼顧被忽略的民間法，

用法律人的良知憐憫去斟酌、去界分刑罰的合適重量。”

很多人看到的是“刑辯律師”的光鮮亮麗，卻很少人能體諒他們的辛酸、苦惱和堅持。

總有一些人堅守著，就算有人叫他們“死磕派律師”就算只是為了心中的那簇火苗，就算撞垮南牆，他們依然具有戰勝偏見的勇氣和力量。

其實每一個刑辯律師都曾經“死磕”過，

他們對“真正的正義”的標準和界定無比清晰，

他們相信程序正義、罪刑法定的規則，

明白規則背後所給予的啟示是一種正義的感情。

這種情感無法被禁止，

它將帶著我們遵循先例，

圍繞著它不斷前進。

與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