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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文化·尋隴」慶陽北石窟寺丨甘肅唯一,全部佛像用石雕造型

簡介甘肅石窟藝術遊徑①探訪“隴東”石窟群秘境(5)開鑿於北魏時期的北石窟寺,坐落於茹河蒲河兩河相匯之處的覆鐘山下,距慶陽市區25公里處,因其開鑿規模大、窟內石刻佛像生動、技藝精湛,與莫高窟、炳靈寺、麥積山並稱為甘肅四大石窟,並於1988年被評選

檀木佛像可以用嗎

「奔流文化·尋隴」慶陽北石窟寺丨甘肅唯一,全部佛像用石雕造型

甘肅石窟藝術遊徑①

探訪“隴東”石窟群秘境(5)

開鑿於北魏時期的北石窟寺,坐落於茹河蒲河兩河相匯之處的覆鐘山下,距慶陽市區25公里處,因其開鑿規模大、窟內石刻佛像生動、技藝精湛,與莫高窟、炳靈寺、麥積山並稱為甘肅四大石窟,並於1988年被評選為國家級文保單位。

01

從慶陽的鎮原縣去往西峰區,大約55公里的車程,一路相伴的是那條名為茹河的潺潺小河。

出鎮原縣城,沿茹河東去,川道變得愈來愈窄狹,茹河上游平坦河谷,到了此處川道收束,變得乖順。40公里後,在交口河鎮的覆鐘山前,匯入從慶陽市環縣發源而來的蒲河,至此,茹河完成了其171公里的全部流程。

從茹河到蒲河的連線川穀,曾有古道接續穿過,這便是絲綢之路關隴北道的主要支線——“茹河道”和“蒲河道”。可看到沿途的山體巖壁,大量分佈著淡紅色的砂岩,在陽光的漫射下呈現出隱隱的玫瑰色。在這些質地柔軟的砂岩上,從北魏時期開始開鑿了眾多石窟,而坐落於覆鐘山的北石窟寺石窟,便是其中規模最為恢宏的。

在蒲水與茹水交匯的東岸,一座如銅鐘覆倒的山巒,山前有寺,這便是聞名天下的北石窟寺,和涇川縣的南石窟寺互為姊妹窟。

穿過北石窟寺廊柱高拱的大殿,前行數十米,覆鐘山鱗次櫛比的洞窟,便赫然出現眼前。在環山體長約120多米的黃沙崖壁上,窟龕密集,形如蜂房。

「奔流文化·尋隴」慶陽北石窟寺丨甘肅唯一,全部佛像用石雕造型

▲狀若蜂房的佛龕

工作人員介紹說,北石窟寺始開鑿於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約公元509年,後經西魏、北周擴建,至隋唐、北宋,以及明清,不斷擴容增修,到現在已經有1500多年了。巖壁上有窟龕296個,石雕造像2126身。現存大小窟龕308個,石雕造像2429尊,包括寺溝門主窟群,及其北1。9千米處的樓底村一窟,其南1。5千米處的石道坡、花鴇崖、石崖東臺三處石窟群,南北延續3公里。

02

北石窟寺是甘肅省境內唯一全部用石雕進行佛像造型的石窟,並且運用了我國傳統文化以及美術表現語言形式,在佛像的造型表現上,將石刻、浮雕以及雕塑藝術予以完美闡釋。

「奔流文化·尋隴」慶陽北石窟寺丨甘肅唯一,全部佛像用石雕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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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石窟寺的精美佛像

北石窟寺石窟分上中下三層,其中以北魏奚康生開鑿的165號窟年代最早、規模最大、藝術價值最高,它是以七佛為內容的大型窟,“開創了我國石窟藝術中七佛造像的先例”。

七佛之說源於北魏宣武帝時期,認為在釋迦牟尼以前,就已經相繼出現了六位佛祖,而釋迦正是繼這六佛之後在現在世界成就佛道的。將來還會有彌勒佛繼承釋迦牟尼降臨人世間。這樣就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時空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佛陀崇拜體系。

165號窟裡有著十分寬闊的內部空間,平面略呈長方形,造像沿四壁雕鑿。七佛造像宏偉精湛,莊嚴肅穆,伴之七佛而雕造的彌勒菩薩、騎象菩薩、手持日月的阿修羅都是富有藝術感染力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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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號窟裡的騎象菩薩

七佛高達八米,從正常的人體比例而言,七佛頭大身小,有些不合理,但是當你靠近並仰視佛像,極富體量感的造型和高大肅穆的神情淡化了比例上的不協調,由此可見北魏工匠有效利用了人的視覺特徵,增強了造像給觀者的震撼。

三身菩薩立於七佛之間,這些菩薩都面目清秀,略帶微笑。身披帔帛,飄帶於腹前穿環交叉。無論面相表情還是衣飾,都帶有“秀骨清像”的北魏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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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號窟裡的佛像

兩尊天王像,更體現出北石窟寺佛像雕塑藝術的含蓄且深入。一尊天王一條腿挺直,另一條腿朝右邊傾斜,髖部朝左微擺,形成上下身的穩定姿態,表情集中,有一種內在力量蓄勢待發的感覺:另外一尊天王,兩手呈胸前抱起的姿態,兩腿直立,神情泰然,有一種目空一切的既視感,體現出自信與內在力量的完美結合,這兩尊天王像的刻畫,含蓄又樸實,特別是人物內心的塑造,是北石窟寺藝術創作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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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號窟門口的力士雕像

從165窟的頂部看向四周,石雕的體塊錯落有致,整體有力、層次分明清晰,雕刻主題突出,石像之間的關係鮮明緊密,把佛像、菩薩像等石刻與窟頂、窟壁上面的浮雕之間的關係緊密相連,互相之間的結合天衣無縫。在窟頂之上有限的壁面中,生動形象地刻畫了佛經中的故事情節。

03

在隴東地區的石窟文化藝術中,北石窟寺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具體也表現在開鑿地的選擇上。

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同為北魏涇州刺史奚康生建立。

奚康生是北魏的權臣名將,《魏書·列傳》載:“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又“向信佛道,數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

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奚康生出任涇州刺史。在任職的短短的三年內,奚康生幾乎動用了全涇州的人力和財力,經過千百名能工巧匠窮年累月的勞動,終於造就了南、北石窟寺這兩座佛教藝術的殿堂。

而涇州也是孝明帝母親胡太后的家鄉,當地的世家大族與皇室的關係十分密切,開鑿北石窟寺的奚康生將地址選在此處,很大程度上的因素是為了博取皇室與貴族的歡心,而北石窟寺的開鑿,也一度帶動了當地的開窟之風。

隋唐時期,北石窟寺的佛事活動興盛,諸多信眾開窟發願供養的題記,在北石窟寺中留下很多。即便是到了後期佛教文化衰退的宋代,北石窟寺的盂蘭盆會也是十分壯大。北宋紹聖元年(1094年)《原州彭陽縣石窟寺盂蘭盆會記》記載,“每歲中元,近寺十社,建盂蘭道場,設千佛之供,作樂大會。四方來者,不啻百千眾,均施筍脯之飯,以廣善因。”

到了明朝的正德元年(1506年),《重修佛燈記》有記載,安泰等人為七佛殿造燈柱,以迎“七月十五盂蘭大會”,可以看出伴隨著時代變遷,開窟之風逐漸退卻,但是佛教文化活動的內容與形式,卻早就深入到市井百姓生活中,成為了人們民俗文化活動中的一部分。

文丨奔流新聞記者雷媛 劉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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