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苗柔柔】

前幾天，筆者在法國文化中心參加了一場關於中國文化的報告會，主講是一位法國漢學家，他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已經70年了，是法國學士院院士。講座的內容不多說了，老先生闡述了自己的看法，給了筆者頗多啟迪。講座結束後的提問時間，參會者們提了幾個問題，其中有兩個：

1．講座中提到了西方的中世紀騎士制度，您認為中國為什麼沒有騎士？

2．西方非常重商，您認為中國商業為什麼不像西方那麼發達？

老先生的回答是，一，他認為中國沒有騎士，是因為中國人的宗法。中國社會是以宗族為單位的，宗法束縛了宗族內的成員；而且中國人以文人為主，講究從文的方面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騎士用武力解決問題；第二，他認為中國的文人階層打壓了經商者，因為中國的文人一直歧視商業。

筆者很尊重這位漢學家，他為中國文化在西方的發展貢獻良多，很多看法也很獨到。但是就這兩個問題，筆者覺得他給出的答案儘管不是完全不沾邊兒，但至少不是根本原因。

西方的騎士，按照定義，是受過專門訓練的騎兵，但是在廣義上擴充套件為為領主服務的地位較高的軍事人員。在後來宣揚的騎士精神和騎士文學中，騎士以勇敢忠誠為原則，不懼犧牲完成領主交付的任務，是勇武和美德的象徵。

中世紀騎士壁毯

翻譯一下，就是說，騎士是奉行忠誠道義、具備軍事才能、為某個他認可的主人拼命完成任務的戰鬥人員。這個描述是不是很眼熟？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個階段，曾經大批次地出現這類人物：春秋戰國。其間的各種俠客，無論是專諸刺僚，還是要離刺慶忌，豫讓刺殺趙襄子，到荊軻刺秦王，還有孟勝為陽城君守封國而死難，許多弟子也從其死。這些人物，除了沒有騎馬（因為中國古代馬匹難得，很多工也用不上馬），無論從個人身份，還是效忠君主，還是他們的武力行為以及奉行的報恩護國等原則，都和西方的騎士別無二致。

但為什麼中國的俠客不像西方的騎士那樣，給人印象深刻？

比較一下春秋戰國和中世紀大環境就知道，這兩個時期都是小國林立，各地大小諸侯互相爭戰不休的動盪歲月，都處於一個沒有強有力的上位控制者、勝者通吃的暴力時期。每個地方領主既為了保護自己的財富，又為了奪取別人的利益，不斷地投入戰鬥。在群狼環伺、朝不保夕的年代，一個強有力的忠心的戰鬥者是各方奉迎的目標，亂世出英雄，這給武士階層提供了生存發展的土壤和空間。武士們的戰力出眾和忠心耿耿，是各個領主最看重的品質，自然也就是最極力提倡的特徵。

既然動亂的年代為武士們提供了生存的空間，那麼隨著秦漢一統的國家建立，社會環境趨於穩定，諸侯紛爭的現象不復存在，諸侯王的私人衛隊基本僅存了保護主人的職責，不再有戰場廝殺的任務，武士們失去了大顯身手的舞臺，自然湮滅在眾人中。何況，“俠以武犯禁”，在皇帝的眼裡，只顧私人情感、不論法令規則的俠客本身就是造成社會失序的不安定因素，是需要特別鎮壓的物件。

春秋戰國和中世紀，由於資源和權力的極度分散，各個領主都不可能擁有人數眾多的軍隊。在西方，例如11世紀末的巴約主教，手下有百餘名騎士為其效命，按規定，他向直接領主諾曼底公爵只提供20名騎士。14世紀標準男爵擁有1000戶3500口人，管理12騎士，其他軍事人員不過兩百名左右。可見小領主的騎士只有十來個，大諸侯也不過擁有百十名，而戰爭規模通常是千人左右。在這種小規模戰爭狀況下，一個勇武過人的騎士就可以起到定勝負的作用，而他的功績也很容易得到大力的宣揚。

而中國，在秦滅六國時，各國軍隊就已經擴張到了三四十萬人以上，戰爭動不動以百萬人計，而且軍隊發展成為弓手、長槍手、戰車等各兵種配合的合成部隊。面對這麼一個敵人，能力再強的騎士也只有妥妥被全部碾壓的份兒。史冊記載的已經不是小部隊中搏鬥出色的勇者，而是王翦、白起這樣無需自己動武的大軍統帥。

中國的俠客們，早早就被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和多軍種的龐大軍隊淘汰掉了。這一現象同樣在西方體現。中世紀後，各國政體逐漸進入集權的穩定階段，地方諸侯不再互相爭霸，而且軍隊也由於集權的發展而上升至萬人級別，十幾個幾十個騎士完全沒有了對抗大軍的能力，所以中世紀之後，騎士文化逐漸沒落，指揮戰爭的將領才是眾望所歸的主角。

所以中國俠客的失意，與中國比西方更快的歷史程序有關，與宗法的關係基本不大，從專諸到荊軻，誰被宗法束縛住了？

而且西方發展到中世紀時期，開始出現民間文學，被領主們大力頌揚的騎士恰逢其時，正好提供了豐富的主題和素材，出現了《羅蘭之歌》等歌頌騎士的作品；而中國先秦時代的文學作品有討論哲學社會學的諸家散文，有文字優美的詞賦，歌頌俠客的文學作品卻實在不多見；在以後的各種記載中，對俠客的評價好壞差距很大，不像西方那樣基本以歌頌為主，宣傳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第二，中國的商業是文人打壓的嗎？

和中世紀環境相同的春秋戰國時期，商業和商人非但沒有受到打壓，反而是各國諸侯鼓勵和拉攏的物件。因為諸國對峙，想要增強城市和國家的經濟實力，必須大力發展工商業，許多商人經營鹽鐵，富比王侯。大商人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鄭國商人弦高偶遇秦國偷襲鄭國，所帶商品竟然能夠冒充國君的國禮，獻給秦軍，更不用說呂不韋投資趙異人，最後當上了秦相國。

此時各國優待商人，除了富國，還因為各國戰亂不斷，人口消亡很快，商業佔用的人力還不會造成嚴重的糧食問題；而且群雄並立，商人在這個國家受到打壓，就會自然地流動到其他的國家去，打壓的國家非但沒有好處，反而損害了自己的利益。

到了漢武帝時期，長期安全穩定的生活使得人口激增，但糧食產量顯然不可能隨著人口速度同步增長；偏偏中國又是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國家，《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在農業辛勞收益低，商業比較輕鬆又收益高的情況下，如果不扶農抑商，無數農民就會棄農經商，造成糧食短缺。一旦發生大饑荒，輕則流寇四起，社會動盪，重則皇帝身死，改朝換代，這是最簡單的道理，文人明白，皇帝更明白。

所以儘管武帝時期還沒有出現明顯的文人階層，皇帝也已經意識到商業對農業的嚴重衝擊和它的後果，開始打壓商業，直到清朝依然不能改變；只要統治階級不能確定長期解決了糧食問題，重農抑商制度就會一直執行，這不是文人的選擇，甚至不是皇權的決定，而是歷史的選擇。

何況即使文人歧視商業，他們可不歧視商業掙來的錢，各大文人家族都擁有各種商業資源和脈絡，不然靠那點俸祿，怎麼維持優裕的生活？商業提供的利潤，就是生活的保證，文人們只會打壓侵害他們利潤的商業，怎麼會消滅保證他們收入的商業？

就算是重商的西方，對商人也不是始終笑臉相迎的。以聖殿騎士團為例，他們在全盛時，擁有9000座莊園或領地，年收入超過600萬英鎊，他們向各國國王放貸，並且接受存款業務，這是最典型的商業活動了吧？但就是因為他們放貸太多，法國國王腓力四世既無力償還鉅額債務，又垂涎聖殿騎士團的龐大資產，在1291年和1306年先後兩次用暴力洗劫法國境內的義大利銀行家與猶太銀行家之後，又幹脆聯絡了教皇克雷芒五世，在1307年把騎士團一網打盡，總團長雅克·德·莫萊被送上火刑架慢慢烤死。

聖殿騎士團被押上火刑柱

事實證明，無論中外，王權只有在有利可圖且又無力掌控的時候，才會大力扶持商業；一旦商業挾持的資本勢力擴張到危及王權的地步，只要王權有能力，都會對商業實行打壓，這關係到切身利益，不是階層或族群侵軋的問題。

筆者在西方多年，深感由於中西的歷史發展不同帶來了文化和政體的不同，所引發的中西觀念的根本不同，使得雙方在理解對方時，很容易出現偏差。就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而言，一方面，無視中國的獨特性質，對中國不符合西方標準的現象，經常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扣上異端的帽子；另一方面，又經常忽視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點，把中國出現的和西方一樣的現象，歸結到中國獨有的原因或責任上去（為達到利己目的、揣著明白裝糊塗的除外）。

西方很難理解中國在小到幾百萬平方公里、大到上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夠維持千年以上的中央集權政體，對深入中國人骨髓的大一統理念也沒有任何概念。筆者當年和法國朋友聊天時，談到了廣東一省富裕程度遠超周邊各省時，他立刻問道：“那麼廣東為什麼不獨立呢？”在他們看來，一個富裕省份居然願意和周圍的貧困省份聯合一起，簡直不可想象。義大利北部和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都是富裕地區，獨立的呼聲很高；美國一鬧經濟危機， 就有人想分家單幹。共富貴時還好，一旦要共患難了，西方的富裕地區是不想帶著窮親戚的。

中國很多人亦對西方的某些現象懷有幻覺，例如，筆者在朋友圈裡曾經看到，對西方遲遲擴充套件不了移動支付業務，聲稱是出於個人隱私的保護；看到西方年輕人買房的比率大大低於中國，又以為是西方租房制度完善，人民嚮往自由，實在是讓筆者覺得好笑。這兩個問題其實就一個原因：沒錢。哪兒有那麼多高大上的清新理由？

中國發展到現在，不能拘於中國文化，還要了解世界文化；但要了解世界文化，首先要在中國文化上站住腳。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用世界的眼光審視自己固然重要，用自己的眼光審視自己同樣重要。在噪音嘈雜的國際舞臺上，維持本心，堅守立場，並推廣中國的理念，是我們要面對的艱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