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邁耶同意艾爾曼的觀點；不過在他看來，地方官吏脫離中央控制的傾向早在第五王朝就出現了端倪。有不少學者甚至單純以金字塔的規模進行判斷，認為從胡夫之後，古王國就已經開始走下坡路。國王的權力日益受到不斷擴大和複雜化的官吏系統的牽制，美國埃及學家海斯也談到了國王的權力與官吏系統之間的張力；不過他同時強調，這種張力受到多方面的影響。早在第五王朝，有不少在地方擔任官職的官員們就已經開始在諾姆首府建造墳墓。

一、艾爾曼最早把諾姆的官吏在地方建造墳墓視為中央集權衰弱的徵兆，他認為這種情況始於佩皮一世統治時期。

學者們以前普遍認為，第六王朝末期之前，絕大多數高階地方官員設法把墳墓建在都城；而他們情願死後葬在諾姆則被學者們視為中央政權衰弱的證據之一。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前者對後者擁有支配權，但是需要不斷地做出妥協和讓步，而後者竭盡全力擴大自身的利益，這種此消彼長的關係到了一定程度或者在受到其他因素影響的時候便失去了控制。根據布羅瓦爾斯基的研究，直到第六王朝，包括宰相在內的官吏們在選擇並最終確定墓址時需要徵得國王的意見。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過分強調官吏們喜歡在遠離都城的諾姆的首府長眠這一說法，不符合流傳下來的文獻。與其說諾姆的權貴們削弱了中央政權，不如說國家對地方失去有效控制為地方提供了自行其是的空間。

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古王國末期的官吏階層與第一中間期各個諾姆的權貴們之間並沒有血緣上的關聯。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的多位國王先後頒佈減免特定神廟向王宮納稅或神廟附屬人員完成勞役的義務，有的學者認為，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神廟的經濟實力，減弱了國王的支配權。需要注意的是，在古王國時期，神廟是國家經濟綜合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學者們現在認為，即便是在新王國的阿肯那頓宗教改革時期，阿蒙神廟也並沒有在經濟方面對國家構成實質性威脅。奧西里斯崇拜在尼烏塞瑞統治時期變得非常重要。

二、環境變遷和尼羅河氾濫水位的降低

半個世紀以前，美國學者貝爾撰寫長文論述氣候變化與埃及第一中間期之間的密切關係。貝爾認為，持續時間長且程度非常嚴重的旱災導致饑荒和社會動亂，最終後果是古王國的衰亡，她稱第一中間期為“黑暗時代”。貝爾名義上是從氣象學、地質學等自然科學的角度考證古王國末期埃及社會受到的影響和發生的變化，不過，她依據的材料卻主要是文字材料——官吏的自傳和文學作品。多數學者相信，貝爾使用的自傳儘管屬於第一中間期，但它們多數是這一時期地方權貴們為了強調自身的功勞，有意誇大自然災害，尤其是他們所屬的諾姆以外的地區遭受的饑荒之作。

貝爾引用的文學作品則與史實相去更遠，因為它們的背景儘管設在第一中間期，但它們是在中王國時期的國王委託御用文人撰寫的，目的是強調重新確立中央政權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控訴第一中間期王權衰弱時期的暗無天日。貝爾之後，有不少學者試圖把氣候變化帶來的後果與古王國的結束聯絡在一起。根據“帕勒莫石碑”，尼羅河氾濫水位直到第四王朝比較高，從第四王朝末期開始降低。考古發掘材料說明，所謂“新石器溼潤期”在第五王朝時就已經結束，意味著埃及在第六王朝結束之前就已經經歷了大約兩個世紀相對乾旱和尼羅河氾濫水位偏低的氣候變化。在阿斯旺一帶的最新發掘反倒說明，在第一中間期，尼羅河氾濫水的水位比古王國平均水位略高。巴爾-馬修等人的研究結果證明，東地中海地區在大約距今4200至4050年期間經歷了乾旱時期，大約與埃及古王國末期吻合。距今4000年之後，整個東地中海地區的氣溫有所下降，雨量也隨之增多。這個轉折與第一中間期末期和中王國初期相吻合。

根據德國考古研究所在埃及阿斯旺地區進行的發掘，尼羅河氾濫水位在古王國時期持續降低。捷克考古人員在阿布西爾等地進行長達數十年的發掘工作以後得出結論，在第六王朝時期，尼羅河氾濫水位降低和沙漠向河谷地帶擴充套件的現象確實很嚴重。許多學者近來對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持更加審慎的態度。他們認為，任何一個複雜社會都具有應對單一和短時災害的能力。在探討一個社會崩潰的時候，學者們以往主要依據文字文獻和陶器；現在，不僅斷代的技術手段提高了，而且學者們更多借助考古資料，把遺骨和花粉等資料納入研究中，試圖確認骨骼結構是否顯示食物短缺，以便確定社會形態劇變背後複雜和持恆的物質文化。這些新的研究成果對戴蒙德等人的環境災難說構成很有說服力的挑戰。以往那種認為古王國崩潰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內戰、旱災、饑荒和無政府狀態的觀點，主要是依據第一中間期地方權貴的自傳和中王國時期的文學作品。

地方權貴想在其管轄的範圍內樹立威信並且擴大自己的勢力，最好的手段便是在危難時候保證手下民眾的生計。恰好是從第一中間期流傳下來許多地方權貴描述生前功績的墓碑，其墓主人的自傳中經常提到他們曾經如何應對旱災和饑荒，稱其他地方出現人吃人的現象時，他們管轄內的民眾豐衣足食。我們不應當完全否認這些自傳講述的內容屬實，但應同時考慮到這些災害的區域性性，尤其是要注意到這些權貴所說的災害構成了他們運作權力和強化自身地位的話語手段，正是災害和災難這個語境使得他們手中的權力合法，使得他們的統治地位變得必要。在成文於中王國時期的文學作品裡，作者們將第一中間期與古王國進行比較，古王國時期是風調雨順和百姓安居樂業的黃金時代，而第一中間期是黑白顛倒的混亂時期。埃及境內尼羅河氾濫水位的高低主要取決於衣索比亞高原的雨量，根據研究人員那裡獲得的氣候資料看，古王國末期似乎沒有因為少雨而導致尼羅河氾濫水位下降的痕跡。

結語

在布策看來，強調環境的學者們不是以多學科和跨學科的方式具體和系統地考察環境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具體的環境變化如何影響了社會，而是片面強調環境變化的現象。布策認為，把埃及古王國的興起和沒落與希臘、西亞甚至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起伏分別與公元前2300年之前的溼潤期和公元前2200年前後開始的乾旱期聯絡在一起，這種宏觀的比較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很難在具體問題上提供有效和具有說服力的證據。布策反對把氣候變化視為文明滅亡和國家崩潰的直接原因，他認為，氣候環境變化只能是諸多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