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張全義後世負面形象的形成絕非偶然，與不同時代下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自北宋初期的《五代史闕文》的發軔，至北宋中期《新五代史·張全義傳》的定論，再到清中期的濫觴，基本上和宋以後“忠”的最高道德原則相契合。

一、張全義正面形象的塑造

關於新舊《五代史》的書寫差異，趙翼指出

“歐史專重書法，薛史專重敘事”。那麼不同的書寫手法在為同一人作傳時，自然會有著不同的書寫重心。張全義傳記可茲為證。在宋初編纂的《舊五代史·張全義傳》，對於張全義的記載，雖然書有其亡命黃巢軍中及仕宦後梁、後唐的履歷，但依然對其大加讚賞，如“全義性勤儉，善撫軍民，雖賊寇充斥，而勸耕務農，由是倉儲殷積”。尤其是張全義治洛之功更是大書特書。由於洛陽受戰亂毀壞

，

此時《舊五代史》中對於張全義的記載，塑造出偏向正面的歷史形象，這也代表著北宋初期在官方層面對於張全義其人做出正面評判。《舊五代史》中關於張全義的記載，很大程度上當是照本《莊宗實錄》而成。據《五代史闕文》記載，原在《莊宗實錄》中就設有《張全義傳》

。《舊五代史》的編纂僅用時年餘，如此之快的原因則是五代各朝實錄尚存，可備參考。因此，《舊五代史·張全義傳》在編撰過程中自然會援引《莊宗實錄·張全義傳》。

《莊宗實錄》是在後唐明宗長興四年編纂，後唐朝廷對於張全義的態度自是會左右書中對於張全義傳記的情感色彩。而《五代史闕文》一書對此有所記載，“臣讀《莊宗實錄》，見史官敘《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尚以全義為名臣”。張全義“虛美尤甚”，張全義在後唐備極恩寵不無關係。張全義曾事梁祖甚勤，後莊宗滅梁後，積極向後唐靠攏，一方面表示自己“曾棲惡木，曾飲盜泉，實有瑕疵”，請莊宗改去往日朱溫所賜姓名；另一方面則後賂莊宗皇后劉氏，得以被劉氏尊為義父。由於此等積極措施，張全義儘管曾事被後唐標榜為偽朝的後梁達十餘年，但依舊在後唐名爵並重，先封魏王，後改封齊王。再者張全義經營洛陽以來，以聯姻、闢署、推薦等方式，強化與河南府僚佐的私人關係，同時儘量吸納居於洛陽的衣冠清流加入張氏集團，形成了一個以張全義為核心，包括家族、親屬、僚佐、門吏、交遊等在內的關係網，此類舉措當使其在士族當中享有不錯的聲譽。故而《莊宗實錄》對於張全義形象的裁定傾向於正面也在情理之中。對於張全義的正面評判並非僅限於後唐官方，民間對於張全義正面形象的塑造也是如火如荼。

永樂大典本《河南志》在“北綏福坊”條記有“張全義祠堂。全義為尹時，民為立生祠，後設本主祭之。皇祐初，族孫奎知府事，重葺之，命從事吳師孟為記”［10］。因張全義的尹洛之功，民間才為其修造生祠。而此事在《宋史》中也有記載：“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民間關於張全義正面形象的形塑也一直維持至宋初。宋初張齊賢撰《洛陽縉紳舊聞記》，在序言中稱：“餘未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縉紳耆老善，為餘說及唐、梁已還五代間事，往往褒貶陳跡，理甚明白，使人終日聽之忘倦。”［8］這些舊聞，對比於史實而言，難免有捕風捉影之嫌，可對於考察洛陽民間對某一人物的普遍性評價與看法時，顯然是絕佳的材料。湊巧的是，書中有張齊賢所做的《齊王張令公外傳》。而齊王張令公正是張全義其人。書中所記“至如紀張全義治洛之功，極為詳備”［，基本上通篇都是褒獎的基調。張齊賢更是指出作傳的緣由在於“是知大勳重德，必有昭感。何沒於唐而顯於宋，使今明天子復新其祠？則王之功，雖千載之後，其不朽矣！”足以見得張全義在洛陽民間頗有聲望。由此觀之，北宋初期的《舊五代史·張全義傳》對張全義的正面評價絕非是空穴來風，當是在後唐官方與洛陽民間的共同形塑之下，才使得張全義的正面形象一直流傳至北宋初期。甚至於到了真宗鹹平四年時，“詔西京修後唐河南尹張全義祠堂”，此時無論是官方立場還是民間輿論，仍依舊不改因張全義尹洛一事而塑造的正面形象。

二、張全義負面形象的萌發與生成

受歐陽修《新五代史》的影響，張全義以往的正面形象已經開始崩塌，進而又多了一層負面的歷史形象。此負面形象萌發的背後，則是時代觀念的演變。至北宋中期，在儒學復興運動的時代背景下，史學領域內也隨之出現了新的思潮。在此風尚的影響之下，《新五代史》便應用而生。鑑於《舊五代史》“史無筆法，拙於敘事……美惡失實，殊無足取”［13］，歐陽修便著手撰修《新五代史》，其編撰手法則是一反薛史之體例筆法，追求創新體例以明褒貶。《新五代史》本著“褒善貶惡之旨”，在為張全義立傳時，書中的張全義形象卻是有了逆轉。歐陽修《新五代史》曾參考了多種史籍，而王禹稱的《五代史闕文》因“辨正精嚴，足正史官之謬”，故而被歐陽修編撰《新五代史》時有所徵引，其中就包括對張全義的相關記載。可在王禹稱的《五代史闕文》中，對於張全義的形象則和《舊五代史·張全義傳》截然相反，多以批評論之。文中稱張全義“斯蓋亂世之賊臣耳，得保首領，為幸則多”，顯然已是多具貶義。《五代史闕文》對於張全義偏負面的基調，恰又與歐陽修《新五代史》“貶祖春秋、義例謹嚴”的行文主旨相暗合，由此使得《新五代史·張全義傳》也是多具貶義。由正面褒獎轉為負面批評，《張全義傳》並非個例。歐陽修在書中對於馮道的評價態度也是一反前人之認識。在五代士大夫心中，馮道被時人稱歎與孔子同壽，可在歐陽修眼中，“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就張全義的仕宦經歷而言，尚在《舊五代史·張全義傳》中，史臣評曰“全義一逢亂世，十領名藩，而能免梁祖之雄猜，受莊宗之厚遇，雖由恭順，亦系貨財。傳所謂‘貨以藩身’者，全義得之矣”。五代王朝頻繁更替社會動亂，於時人而言，“安身立命”乃是首要任務。

在此標準下，張全義的行為被賦予逢亂世能“善保忠吉”的正面評價。可在身處北宋中期的時人眼中，受“疑古精神”的薰陶與浸染，當他們在回顧過往的五代歷史時，整個五代被冠以“五季”的稱呼而遭全盤否定，張全義自然也會隨之被否定。況且，貶低張全義的《新五代史》一書，不久便被雕版刊印。自此《新五代史》代表了官方主流觀點，對於張全義多為貶詞的傳記也就廣為流傳，使得後世對張全義的評價態度由此發生改變。可對張全義的這種評價在宋以後最終卻是演變為“亂臣賊子”。之所以能有此變化，則是受後世所流行的“忠”的觀念的影響。先是在兩宋時，因為理學家們成功地進行了包括“忠”的理論在內的儒學的改造與普及的工作，使得“忠”的觀念能夠廣泛影響整個社會，逐漸深入人心，被看作所謂“天下之理”。宋代之後“忠”從普遍的觀念漸漸上升為規制士大夫行為的絕對道德律令。以至於在明代，“忠”諡作為一種理想臣道的表徵物存在，被給予“忠”諡之人，往往成為後來為臣者所推崇的典範人物。在明清易代之際，降清明臣們儘管對於清初的定鼎天下做出重要貢獻，但在“忠臣不事二主”的最高道德原則下，這些貢獻不足以洗刷他們在道德上的汙點。在重新的歷史書寫下，由此這些降清明臣們，被乾隆皇帝授意編入《貳臣傳》和《逆臣傳》中。

受主流意識和價值標準的影響，此時期的人們在回顧五代歷史時，對於身處多朝的某一人物自然不會從五代歷史的角度去看待，反倒是以同時代的標準予以衡量，缺乏歷史同情。可見，在“忠”這一絕對的道德律令下，張全義不忠的形象已然是清代無可爭議的社會共識。在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中，就專門將張全義與馮道並置討論，稱“二人皆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矣”。

結語

雖然對二人也有肯定，如“統核二人之素行，則其德望為遐邇所傾服，固亦有由”，但是其後卻又指出“至於歷事數姓，有玷臣節”，並且將二人作為典型代表，以總括五代的社會風氣，“五代之仕宦者，皆習見以為固然，無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