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商貿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商業活動，可以說是現代社會經濟繁榮的基石，商人在社會上也成為人們羨慕的物件，但是在中國古代，因為官府一直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在社會上地位很低，商業活動的發展，也受到壓制。

但就在這緩慢發展的過程之中，中國古代商業活動從最早的行商，到後來的坐商，再到明清之際與傳統的儒學思想結合，催生出儒商的概念。不僅在經營範圍和規模上穩步發展，在社會地位上，也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

那麼從行商、坐商再到儒商，中國古代商人們是如何從社會的底層，逐漸得到人們認可的呢？

一、行商、坐商與儒商的區別

行商，顧名思義，就是行走的商人。從原始社會開始，隨著農耕文明為主體的文明模式，逐漸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蔓延，受制於地域，自然條件等原因，人們生活之中所必須的物資，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一定能生產，這就促使了行商的出現。

一些失去土地，無以為生的人，只能憑藉著在幾個地方之間販賣商品，從中賺取微薄的利潤來養家，非要與現代相比的話，最早的行商其實像是以前走街串巷的貨郎。

因為商業活動是在這些行商們行走的過程之中產生的，所以稱之為行商。

坐商，即“行商坐賈”中坐賈，意思是坐著的商人，

正確的解釋就是開著固定店鋪的商人，這些商人在古代的城鎮中佔有很大的地位空間，在繁華的商業街上都是坐商

，而行商則是這些坐商門前的商販，例如較小的行商賣冰糖葫蘆的商販等。

坐商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某一片地域的人們，有了固定的商業需求的時候產生的，比如各種小飯店，雜貨店等等。其突出的特點是具有固定的經營場所，承擔的風險也比行商更小。

而儒商，則是從商人的身份的角度，衍生出來的一個名詞。

儒，這個字貫穿了中國數千年，儒家則是這個名詞的代表，再和“商”這個字加在一起，就構成了儒商。起初大多數商人都並不能稱之為儒商，因為真正的儒商的思想以儒家思想為正統，兼家國天下，以仁為本，又以人為本。

所以說儒商其實並不是說儒生來做商業活動，而是指商人們具備了一定的儒家思想品德，從而得到社會主流文化認可的一種現象。

中國古代商人劃分並不是由官方決定的，而是在民間久而久之形成的。從行商到坐商再到儒商，不僅體現著商業活動的逐漸繁榮，體現著中國古代商人不斷尋求社會地位的上升，得到主流文化認可的努力。

二、行商與坐商的區別，主要表現出隨著生產力發展，商業活動的形式逐漸增多，規模逐漸變大的趨勢

“行商坐賈”這個詞語出現很早，宋代范成大《石湖詩集·題南塘客舍》就有記載：

“閒裡方知得此生，痴人身外更經營。君看坐賈行商輩，誰復從容唱渭城。”

中國古代的商業發展受到了相當大的阻遏，歷史上記錄最早明確記載抑制商業的發展的是漢武帝，重農抑商，而且那個年代的人們對於土地的珍視可以說是重中之重，商人的地位在歷史上是最低的，而且大部分商人在取得相當的利潤之後，都會購置大量的土地，從而又變成了農民。

對於商業活動的發展來說，這當然是非常不利的。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商業活動產出的利潤遠超一般的耕種，逐漸有商人在透過行商的手段獲取了最早的資本以後，並沒有選擇將資金又投入農業，而是開設店鋪，以謀求更大的利潤。

由此，坐商開始產生，並很快憑著其豐厚的利潤和較小的商業風險，成為商業活動的主流。

商業活動從行商向坐商的轉變，反映的是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剩餘價值的增多。

古代經濟是以比較封閉的小農經濟為主體的，也就是說大家基本上是自產自銷，能夠用來進行交易行為的剩餘價值比較少。

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細化，社會上的各種物資逐漸豐富起來，尤其是對於那些貴族們而言，因為不事生產，所需的大部分奢侈品的需求，都要透過商業活動來獲取。

畢竟老百姓交稅交的是糧食和布帛，而貴族們的需求又不止於糧食和布帛。因此可以說社會階層的固化，實質上加速了中國古代商業行為的繁榮。事實上最早的坐商，大部分都是有貴族階層參與的。

儘管坐商成為古代商業行為的主流，標誌著社會整體商業活動的繁榮，但出於穩固統治的需求，統治者在思想上依然打壓商業行為，實行重農抑商的策略，從而限制著商業活動的發展。

中國古代商人們的地位低下，但是人家有錢，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平常的老百姓可不懂什麼重農抑商，人家一家十幾個孩子嗷嗷待哺呢，因此大量的窮苦百姓賣身為奴，進入商賈家族討飯吃。也正是因為如此，導致大量的農民不再耕地，而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稅收便是來自佔了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因此歷朝歷代的統治階層都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

商人在社會上地位的低下，又造成商業活動的各種阻力。官府盤剝，貴族階層的覬覦等等，

這些阻力有促使商人們尋求社會地位的上升，和主流文化的認可，由此催生了後來的儒商。

三、儒商的產生，是商人們主動尋求統治者認可的產物，也是社會上讀書人增多的結果

行商和坐商，本質上是以商業活動的模式來區分的，而儒商，則是以商業行為的主體商人，和特點來決定的。

首先最淺顯的理解，儒商就是古代讀書人從事商業活動以後，因為本身儒家弟子的身份，所以衍生出來的一個社會階層。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主流，對於社會的影響是無需贅言的。隨著科舉制度的完善，印刷術等相關技術的進步，讀書人逐漸多了起來。這些讀書人之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夠當官，剩下的讀書人，只能另謀生路。

但十年寒窗，讀書是一件很費心力的事情，造成一個結果就是大部分讀書人比較文弱，無法適應農業活動中高強度的體力勞動。這個時候，相對用腦較多，用體力較少的商業活動，就成為一種很好的選擇。

讀書人從事商業活動，很自然的就將讀書時學到的儒家思想用到商業行為之中，由此逐漸產生了以儒家“仁義禮智信”為核心思想的儒商。

中國有句俗語叫“無商不奸”，這句話雖然刻薄，但也反映出一部分當時商人們道德低下的社會現實，而讀書人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從事商業，當然對這種現象有所改觀。

從而又影響到社會上人們對於商人的評價，商業活動也慢慢的得到主流的儒家思想的認可。

當然，從

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講，隨著儒商概念的擴大，不僅是儒家弟子從事商業行為才叫做儒商，商人們能夠秉持儒家“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水準來從事商業活動，也就具備了儒商的品質。

儒商也從單純的身份劃分，變成一種對於具有較高職業道德的商人的統稱。儒商的出現，對於規範商業活動的市場，提高商人的地位，都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另一個方面，商人們，尤其是那些有文化的儒商，大多數是有著相當的文化基礎和政治認識，雖然政府施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但是沒有現在的紀委嚴格，很多地方的官員與當地的商人關係極其的深。

因為雙方的利益非常的緊密，商人們需要良好的發展環境，而地方官員需要良好的政績

，這政績在古代，主要是看稅收，稅收從哪裡來呢，從民間來，哪裡的稅收多呢，那肯定是商人交的稅多，因此在古代中國的歷史上，大多數地方的官員與當地的的商人的關係還是極為親密的。

這也是那個年代的商人數量不減反增，商業獲得良好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最有特權的無非就是官商。

結語：

中國古代商人中的儒商佔據了相當大的一部分，中國的商業也受到了儒商思想的極大的影響，中國古代商人的進擊之路源遠流長，相當的艱難。

行商、坐商到後來逐漸以儒商為主，體現的是商業活動規模擴大，規則完善的過程。中國古代商人的進擊之路，也是中國商人的成長之路，大量的行事準則與市場經驗的積累對於當今的社會來說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史記》

《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