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識怎麼讀

1932年夏，清華大學校園內“流言四起”，同學之間，因為一道題目而爭論不休。

就在剛剛結束的新生入學考試中，有一半以上的學生因為這道題而交了白卷。

這次的入學考試只有兩道題目，一是以《夢遊清華園記》為題，完成一篇作文；二是以上聯“孫行者”為題，對出下聯。

正是簡單的“孫行者”三個字，成為了這次考試的“攔路虎”。

誰也沒想到，經歷了白話運動的洗禮，作為學術界最“時髦”的清華大學竟然出了一道對聯題，學生們紛紛吐槽題目的食古不化，甚至連報紙都對此舉進行了批評。

而這次考試的“始作俑者”正是陳寅恪。

最終，這場“風波”由陳寅恪親自發文解釋，才得以平息。

說起陳寅恪，他是季羨林、蔣天樞等大師的老師；是王國維至死的知己；是梁啟超自比不如的學者；是牛津大學建校三百多年來，首次聘請的中國專職教授。

他的學問，更是被傅斯年稱讚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這樣一位學問淵博的人物，身上卻有著一個個讓人疑惑不解的謎團，海外遊學13年卻無學歷，在晚年竟然花10年的時間，為一名青樓女子作書立傳。

今天，柴叔就帶你走進陳寅恪的一生，瞭解不一樣的“大師”。

公子的公子

1899年，正值陳寅恪9歲之時，陳家發生了一件大事。

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因擁護戊戌變法被革職，永不敘用，一起被牽連的還有兒子陳三立，也就是陳寅恪的父親。

在此之前，陳寶箴是湖南巡撫，曾輔佐曾國藩，兒子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飽讀詩書，中過進士，曾身居朝廷要職，後自願回鄉輔佐父親陳寶箴。

在當時，陳家可謂是真正的名門世家，陳寅恪也因此被稱為

“公子的公子”

。

然而，突來的變化讓陳家境況急轉直下，陳寶箴暴斃，陳三立下定決心從此遠離政治，並一再叮囑兒子要不以“應科舉，求功名”為目的讀書。

在父親的教導下，陳寅恪飽讀經典，12歲那年，踏上了遠去日本的渡船，開啟了海外求學之路。

轉眼二十幾載過去，1925年，梁啟超興致匆匆地走進清華校長曹雲祥的辦公室，此行，他的目的是向曹雲祥力薦陳寅恪加入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團”。

此時清華國學院已有三位導師“坐鎮”，分別是德高望重、曾是溥儀老師的著名學者王國維；聲名遠播、戊戌變法的領導人梁啟超；留學歸來、哈佛畢業的語言學家趙元任。

在這樣厚實的導師團背景下，曹雲祥問，“他有博士學位嗎？”，梁啟超搖了搖頭。

曹雲祥緊接著又問，“他有著作嗎？”，梁啟超又搖了搖頭。

既沒有學位，又沒有著作，這可讓曹校長犯了難，最後，還是梁啟超的一句話起到了關鍵作用。

梁啟超說到：“

我也沒有博士學位，雖然著作有不少，但還不如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

”

正是這一句話，讓曹雲祥下定決心聘請這位“

無學歷、無著作、無聲望

”的“

三無

”導師。

按理說，陳寅恪在海外遊學多年，沒有著作和聲望尚可理解，但“混”個文憑總不是難事吧？然而，他唯一的一張文憑卻來自於上海復旦公學，僅相當於高中學歷。

對此，陳寅恪的解釋是，獲得學位並不難，與其兩三年內被一個學位專題所束縛，而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其他知識，他寧願選擇不要學位。

13年的遊學之路，哪裡有藏書、哪裡有好的老師，陳寅恪就到哪裡去，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哈佛大學等學府都曾有過他的足跡。

陳寅恪就是這樣心無旁騖，一心求學，世俗的學分、學歷皆不在眼裡，學海無涯，唯學為真。

教授之教授

陳寅恪的到來，終究掀起了清華新的篇章。

雖然，陳寅恪只有高中文憑，又是四大導師中聲名最弱的，但他的到來，很快就讓清華大學出現了一道奇特的“風景線”。

每當上課鈴響起，陳寅恪的教室裡總是人頭攢動。這些人不僅來自清華，還有外校慕名前來聽課的學生，甚至還有吳宓、朱自清這樣的教授，因而，人們形象地稱陳寅恪為“

教授之教授

”。

成為清華教授已實屬不易，成為教授之教授，更是難上加難，沒有幾把刷子，是不行的。

鈴聲響起，陳寅恪身著長袍布衣，腳踩棉鞋，手拿包袱，穩步走進課堂。

當他站上講臺，這位看著土裡土氣的老師，經史子集，上下五千年，縱橫捭闔，出口成章，那真是字字珠璣，讓人印象深刻。

陳寅恪還有個讓普通教授聞之膽怯的教學原則，“

四不講

”原則，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自己以前講過的我也不講，我只講從未有人講過的。

真是牛氣哄哄！

陳寅恪敢如此“誇下海口”，只因他的博學強識。

從學術來講，

陳寅恪從西方回來，卻帶回了真正的東方學

，他不僅對宗教學、敦煌學、藏學、突厥學研究頗深，還精通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突厥語、西夏文等多種語言文字。

蘇聯學者曾在蒙古挖掘出三塊突厥碑文，遍訪眾人無一能解，最後，輾轉找到陳寅恪後，才得以將其譯解出來。

曾有人向陳寅恪的妻子唐篔求證，陳寅恪是否真的像外傳一樣懂三十多種文字，唐篔笑著說：“

也就十七種而已。

”

凡爾賽文學的鼻祖，大概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吧。

而陳寅恪的博學，不僅體現在課堂上對中西方學術的侃侃而談，甚至連同學們下課時，閒聊起的葡萄酒，他都能將其發源和流傳過程講述得頭頭是道。

所以，師生間不論誰有文史方面的疑問，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陳寅恪請教，他也因此被稱為“

活字典

”。

如此牛氣的老師，自然少不了牛氣的學生，朱自清、蔣天樞、季羨林、週一良等大師都曾是他的門生，正所謂師之大者，桃李天下。

顛沛流離的逃亡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即將失守，陳寅恪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已經85歲的父親陳三立愛國心切，義憤絕食5天后，溘然長逝。

陳寅恪悲痛不已，為父守靈49天，而此時，陳寅恪因高度近視，加之長期用眼過度，右眼視網膜剝離。

醫生給出的建議是儘早做手術，但戰事越發緊張，清華大學已準備南遷，如果動手術的話，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來休養。

於是，陳寅恪決定放棄治療。

他只能帶著失明的右眼，和家人一起匆忙逃離淪陷區，從此，過上了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

而這個過程中，最讓陳寅恪心痛的不是失明的右眼，而是在戰火中焚燬的藏書。

如果問，陳寅恪一生中最愛做的事是什麼，那非讀書莫屬。

早年求學之時，陳寅恪家境殷實，所到之處必先尋其典藏之書，用其研讀，豪購之舉令人詫異。

而在柏林上學的時候，手頭就已不再寬裕，他每天僅靠一頓少量的麵包果腹後，就一整天“泡”在圖書館裡。

當年，趙元任夫婦曾與陳寅恪在柏林相處過一段時光，那時，陳寅恪總吃炒腰花。後來，他們在清華重聚，趙元任的妻子特意讓人做了炒腰花，但陳寅恪卻一口沒吃。

在趙元任妻子不斷追問下，陳寅恪才無奈地說，“腰花在德國最便宜啊”。

雖然，那段時間陳寅恪過得並不富裕，但每每遇到好書，他還是會再勒緊點腰帶，省出錢把愛書買回來。

因此，在離開北平前，他最先打點好自己的藏書，將其妥善寄往長沙。

但遺憾的是，還沒等書運到，陳寅恪就又要隨清華大學南遷昆明。

等這些藏書運到長沙時，因無人接應，最終全都焚燬在戰火中，而他隨身攜帶的書籍，等到達昆明時，也已被盜走大半。

對於一個“書痴”而言，這是何等的痛心疾首啊。

就這樣，在亂世中顛簸了兩年，陳寅恪卻意外收到一封聘書。

英國的牛津大學聘請他為該校漢學教授，並在信中明確寫道，陳寅恪是牛津大學建校三百餘年來，首次聘請的第一位中國人專職教授。

這無疑是對陳寅恪的最高評價，但身處戰火之中，他又如何能隨心而行呢？只能暫且將其擱淺。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此時，戰事讓生活變得更加艱苦，加之右眼失明，陳寅恪的內心備受煎熬，但是他沒有停下做學問的腳步。

逃亡時，記錄著學術見解的藏書都已焚燬，陳寅恪只能靠著驚人的記憶，完成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對後世影響深遠的著作。

那時，陳寅恪的工作環境十分簡陋，茅草房內悶熱難忍，一個大箱子，一個小板凳就是他僅有的辦公桌椅。

寫著寫著，他就會突然大喊，“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但是發洩完，就又拿起筆來，在昏暗的燈光下，繼續書寫。

長此以往，左眼的視力也變得越來越差，到了1944年，《元白詩箋證稿》終於完成了，但陳寅恪的左眼也看不清了。

不久後，二戰結束，陳寅恪決定前往牛津大學任教，而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治療眼疾。

遺憾的是，手術並沒有成功，最終被診斷為雙目失明已成定局。

雙目失明，對於任何人來講，無疑都是巨大的打擊，更何況是一位以書為伴的學者。

抱著絕望的心情，陳寅恪辭去了教職，毅然回國。

失明後的陳寅恪，漫步在熟悉的清華大學校園內，卻感到如此陌生與不適，但他很快就又投入到教書匠的生活中，平淡且充實。

然而，陳寅恪的生活好似註定不能一帆風順，沒多久，他就兩次被動地捲入了政治的漩渦。

其一，解放前夕，胡適派專機接“教授名單”上的人，陳寅恪正在名單之中，他先是隨飛機到了南京，後又輾轉到了廣州。正是這一舉動，成為了他人生中巨大的一個“爭議點”。

但是，他最終卻拒絕了隨大部隊前往臺灣，而是選擇留在廣州的嶺南大學教書。

其二，新中國成立後，陳寅恪再次被邀請出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職務。

這次，他又拒絕了，甚至不惜與往日最疼惜的學生“翻臉”。

有官不做，這是為何呢？

在陳寅恪心中，他是一位純粹的學者，而純粹的學術成果，需要保持人格獨立和學術自由，才能打破桎梏，心無旁騖。

正如他為王國維所寫碑文一樣，“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是他對往昔知己的讚揚，也是他一生踐行的信仰。

十年作書立傳

拒絕了官場的邀約，陳寅恪的晚年，都是在嶺南大學度過的。

雖然，他暫時得到了陶鑄的庇護，卻過得並不算好。

那時，他不僅雙眼失明，還因意外滑倒導致長期臥床不起。

在這種情況下，陳寅恪卻決定為明代煙花女子柳如是作書立傳，震驚了眾人。

而這個過程之繁瑣，也是非常人能想象。

因為失明，陳寅恪無法親自翻閱史料做筆記，只能在助手的協助下，先查詢整合史料，然後在腦海中組織好文字口述給助手，再由其記錄下來。

有時在傍晚時分，陳寅恪突然想到文章中有需要改動的地方，他就整晚不敢睡，生怕第二天遺忘，直等到清早助手趕到後做了更改，他懸著的一顆心才算落地。

就這樣刪改無數遍，《柳如是別傳》終於完成，歷時10年，所著85萬字。

許多人對於陳寅恪花費如此力氣為一個青樓女子作書立傳，表示無法理解。

然而，真正懂陳寅恪的人卻給予了他熱烈的掌聲。

柳如是雖為煙花女子，在明清兩朝交替之時，卻不卑不亢，有著崇高的民族氣節，這又何嘗不是站在時代交叉口的陳寅恪的處境呢？

歷時十年完成《柳如是別傳》，又何嘗不是陳寅恪對自我堅持理想的一種無聲地吶喊呢？

帶著世俗的不理解，1969年10月7日，一代大師陳寅恪在高音喇叭的恐嚇聲中去世了。

在風雨飄搖的年代，他的離開並沒有引起軒然大波，直到2003年，他的骨灰才與夫人合葬在江西廬山植物園內，墓碑旁赫然鐫刻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0個大字。

寥寥幾筆，卻蘊含了一代國學大師終身恪守的信仰和真理，留給後人的，卻是對一位真正的學者的無限感慨。

. END .

【文| 於三皮兒】

【編輯| 丹尼爾李】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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