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這本書講的是什麼

博爾赫斯曾談到，如果一個人長期進行寫作，他很可能會滋生這樣的雄心，寫一部包攬永珍的書，寫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大書——無疑，徐則臣即是那樣具有雄心的作家，《北上》袒露了徐則臣的雄心，我們明顯能看到他朝向包羅永珍、寫一部百科全書的努力。而這部《北上》，確也擔得起這份雄心。

《北上》：一條運河，兩重觀看

李浩 | 文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徐則臣的《北上》都可算是一部豐厚的大書，它讓人驚豔，讓人深思也讓人感動。它是一部故事之書，同時它也是一部博物志，是一部具有強烈浩瀚感的知識之書，是一部關於運河和它的時代的歷史之書、現實之書……每一個章節都會讓人讀得津津有味，都會埋伏有諸多的知識點，都會留有讓人思考的“餘韻”，更為精妙的是，它們的存在都融於“故事”之中，又不乏小說式的順暢、精妙、懸疑和好看。

當然，《北上》還是一部有意味的“觀看”之書。在這部書裡始終有一個或多個“觀察者”的存在，譬如謝平遙，譬如小波羅，也譬如“我”和舉著相機的“紅衣姑娘”。他們的存在使“觀看”成為核心。事實上在這部書的書寫中，作家徐則臣的身影也或明或暗地“顯現”其中——不，他沒有突兀地介入故事，但我們卻從故事中看到他的觀察、思忖和追問。在這裡，他的《北上》的觀看是雙重的：一方面，它要完成的是從運河看中國（運河，曾是中國經濟、軍事的“命脈”，也是文化同一性融合的重要通道，其價值不言而喻），從中國看世界；另一方面，它同時要完成的是從世界看中國、看具有特殊象徵意義的運河……小說中，徐則臣以一種有溫度的超然為雙重的觀看提供著支撐和可能。

在《北上》中，運河是一條跨越了兩個不同時間坡度的河流，一條流淌在清未，漕運發展的末期；一條則流淌在“現在”，運河申遺成功的前期。來自義大利的小波羅的存在和尋找為謝平遙、邵常來以及其他中國人提供了近距離觀看世界的角度和可能，這裡面有“初識世界”的好奇、緊張、自卑和傲慢；而小波羅在運河中的一路北上也為他“觀看”中國和運河提供了切近的角度，這裡當然也有好奇、緊張、傲慢和偏見；而另一條時間河流上，當“世界”以某種不自覺的普遍融進中國和中國的事物中的時候，“中國”和“世界”密不可分又各有保持的時候，“觀看”有了新的方式和習慣，也有了新的可能。在我看來孫宴臨的畫作頗具象徵性：“乍一看完全是郎靜山照片的油畫版，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它只是借用了郎先生的意象和構圖。她一反郎先生作品中的邈遠高古、超拔脫俗的靜態特徵，讓人物和風景之間產生了動態和張力……”

《北上》書影

在兩種文明之間，在文明的衝突與互看之間，在交融與差別之間，在時間與時代的變化之間……無疑，它是一個宏大的母題，也是時下一些世界級作家所關注的要點，它也越來越呈現其價值性。之前，奈保爾言說歐洲視野下的印度文明，奧爾罕·帕慕克言說在亞歐交界點上的文明和人性，薩義德致力為巴勒斯坦的民族性張目，石黑一雄、庫切等諾貝爾獎獲獎作家所關注的也是同樣的命題，至少在他們的寫作中明顯帶有同類的思考。現在，中國終於有了一部屬於這個民族的、帶有認識和反思性質並且具有個性特點的書，它是《北上》。

《北上》，它也是一部流動的、有著繁複並值得細細品味細節的“清明上河圖”。兩個時段的“中國”，在這部關於運河的故事之書中得以美妙而深邃地展現。它關乎時代，關乎國家和人物的命運，時代中的林林總總都在小說中得以貌似不經意地“信手展現”，你不得不佩服徐則臣運用資料並且讓它在故事中出現得“天衣無縫”的技法，他做得實在巧妙。

以1901年小波羅、謝平遙等人“北上”為例，這一路，當時的清政府的狀況，官府和民間，漕運與漕幫，太平天國和義和團，康有為的維新與失敗，外國勢力與旅行者個人的問題等，它們的點點滴滴，盡在書中得以呈現，且有著作者的思與看。這一路，運河兩岸的民風民俗，建築與物產，“洋人”存在痕跡的有無，官員和洋人之間等，同樣被密集且妥帖地呈現了出來。就像我們讚歎《清明上河圖》的現實豐富性，並不會貶損它的藝術性一樣，《北上》有著質地良好、滋味豐富的故事性，有故事衝突和衝突的精巧化解，同時也是一部浩瀚的博物志。

徐則臣

《北上》的妙處在於，它當然有意幫我們認識“沿途的風景”（它甚至是有意讓“世界”中的那些人也認識），但這種“認識”都融於故事，成為故事的有機構成。譬如小波羅和謝平遙進入揚州，在他們尋找到教坊司之前卻先安排他們進入到已經倒閉的“倉頡刻書局”，安排他們“觀看”種種的雕版並讓二人各自購買了一塊，隨後，這兩塊雕版還要派上用場：它引發爭執，併成為武器砸向洋人小波羅的身體。小波羅被砸傷，具有消炎止血功效的“龍泉印泥”則成為另一個悄然被細心拎出的“器物”……更重要的博物在於，徐則臣還深入兩個時代的人的認知，透過故事向我們展示那些具體的人是如何看待時局、變化、洋人、世界、知識、國民和一切的。這又是引發我們思考的一個支點，它提示我們追問，在世界中又與遠處的世界有著差異的中國，如何保留我們的，如何吸納世界的給予，等等。

博爾赫斯曾談到，如果一個人長期進行寫作，他很可能會滋生這樣的雄心，寫一部包攬永珍的書，寫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大書——無疑，徐則臣即是那樣具有雄心的作家，《北上》袒露了徐則臣的雄心，我們明顯能看到他朝向包羅永珍、寫一部百科全書的努力。而這部《北上》，確也擔得起這份雄心。他選擇運河作為支點，毫無疑問是經歷過深思熟慮的，因為這條有著悠久歷史的運河貫穿中國的南北，見證著滄桑和興衰，同時它又在一個漫長的時期裡負載著糧物的運輸，兵力的運輸，是國家經濟與稅收的主動脈……1901年，恰恰也是這條運河主功能衰竭、鐵路運輸將對它完成替代的前夜，恰恰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前夜；2014年，運河的運輸功能早已退後，它在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前夕，對它的歷史文化的打撈成為一項民族工程，它更有象徵意味……是故，我們看到徐則臣的雄心也是雙重的，一是要寫一部包羅永珍的大書，二是試圖透過這部大書為民族立言，為時代立言，為東西方的“互看”提供有靈魂有支撐有熱度的參照。其心可謂大矣，其意可謂深矣。

本文發表於《解放日報》2019年5月11日6版，部分有刪改。

作家

李浩

“

1971 年生於河北。曾發表小說、詩歌、文學評論等四百餘篇。著有長篇小說《鏡子裡的父親》《如歸旅店》，小說集《側面的鏡子》《藍試紙》《父親，鏡子和樹》等。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蒲松齡全國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莊重文文學獎、第九屆《十月》文學獎、第九屆《人民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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