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又稱“刺桐城”，位於福建省的南部、晉江的下游，水陸交通便利，是古代著名的天然港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

泉州歷史悠久，經濟開發早在周秦時期就已開始。三國吳永安三年（260年），在今南安市豐州鎮置東安縣治，南朝梁天監間（502～519年）置南安郡作郡治，為本地設定縣、郡治之始。西晉末年，中原戰亂，中原士族大批入泉多沿江而居，由此得名。

泉州的興盛起於唐代，與廣州、明州、揚州並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港口”，在宋末元初成為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元朝中期，泉州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對外貿易港口。

泉州

一、泉州的崛起與繁榮

在隋唐之前，泉州港因瀕臨東海，地勢低窪，常常遭到洪水災害，自然條件遠遠不及與它毗鄰的豐州。但是，到了唐朝時期，由於人口遷移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他們在此修建了多處水利工程，泉州港慢慢地變成了沃土。另外，隨著唐朝對外交流的加強，擁有優越地理位置的泉州港成為了中國東南沿海對外交流的港口，泉州慢慢地發展了起來。

宋朝初年，泉州港與廣州、交趾、兩浙地區成為諸蕃國進貢香藥、寶貨的官方貿易場所，從此泉州港的地位日益重要。宋朝中期，廣州的海外貿易一度消沉，泉州港作為東海與南海的交匯處，成為了南海諸商船舶停留的地方。同時，泉州港與明州港一樣，是宋朝通往朝鮮、日本的沿岸港口，往來船隻雲帆遮天。宋朝元祐年間，泉州港已發展成為一個“有善舶之饒，雜貨山積”的繁華港口，政府在此設立了市舶司，往來貿易更加繁榮。在宋朝面臨民族危難時，泉州也一度成為皇室的避難所。紹興四年（1734年），金兀朮率軍大舉南下兵逼臨安，宋高宗下令命六宮泛海去泉州退避。宋政府還在泉州設定了南外宗正司，作為宋朝皇家設在泉州的留守機關。在當時宋王朝為廣開財源積極開展航海貿易的前提下，這種體現皇權機構的設定給泉州港的發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客觀條件。

泉州洛陽橋

元朝時期，泉州港超過廣州成為了中國第一大港，在當時成為“七閩之都會”。義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其《馬可·波羅遊記》中是這樣記載泉州港的：“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明朝時期，鄭和七下西洋就是從泉州出發，到達西亞、東非地區，開創了人類航海史上空前的壯舉。

馬可波羅和駱駝商隊

二、異彩紛呈的泉州

宋元時代的對外交通貿易空前繁榮，到泉州港來經商、傳教、創業、致仕及至長期定居的外國人，數以萬計。在這裡到處可以看到外國人蓋的宅第、開的店鋪、建的教堂、廟宇，就連城外一帶，也隨處可以見到他們的墓葬群，叢集密佈，比比皆是。因此，把當時的泉州港看作蕃漢雜處的“國際城市”，是毋庸置疑的。這些居住在泉州的外國人，與泉州人民和睦相處，互相扶持，有的外國人與泉州人通婚，成了民族融合的先驅。泉州民間素有“半南番”一語，就是專指這些中外混血兒的。外國人還在泉州東門和南門一帶，建立公墓，用來安葬商賈的遺骸，這也成了後代研究泉州歷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開元寺

宋元時期，伊斯蘭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猶太教、佛教等世界多種宗教在泉州廣泛傳播，使泉州成為多元文化和諧共處、互促共榮之地。世界上幾大宗教並存在此，如此眾多的宗教文化匯聚在一個城市，甚至是同一條街道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觀。深厚悠久的歷史淵源、瀕海開放的地理優勢，以及泉州歷代先民以開闊的襟懷菩於相容博採各種優秀文化精華等諸多因素，構建了泉州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博採眾長，相容幷蓄。

泉州清淨寺

參考文獻

［意］馬可·波羅著，梁生智譯：《馬可波羅遊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齊濤主編：《中國民俗通志·交通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董莉莉、陳樹淑著：《周流天下——中國傳統交通文化》，山東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古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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