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可以說是“生於憂患，長於憂患”的歷史時期；在這個大背景下，宋代的經濟、文化仍然取得了許多成就，這些成就與士人民眾的積極活動分不開。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過程中，士人對自身文化活動的理解，其實是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樣的整體框架下認識的。兩宋時期，面對嚴酷的內外挑戰與生活壓力，士人民眾迸發出堅忍頑強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創造出了豐厚的物質文化財富與感人至深的精神遺產。

一、宋朝的立國形勢

1。 天下大勢分南北

趙宋一朝，我想基本上可以用“生於憂患，長於憂患”這八個字簡單概括。

20 世紀中期，針對趙宋王朝的整體國力，學界一直有“積貧積弱”的批評，錢穆先生《國史大綱》就痛感宋代是“積貧難療”“積弱不振”，後來許多教科書也沿用這種說法。這樣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生於憂患，長於憂患”的歷史特徵。

宋代歷史上，確實存在“積貧”“積弱”的情形。在宋人的說法中，“積貧”通常是自民生角度著眼而非自國家財政用度出發；“積弱”則是指對外較量中本朝國勢疲弱不振。二者所指，並非同一層面的問題；對於相關現象的強調與批評，則體現出問題的持續存在和時人的憂患意識。

宋代所處的歷史時期，始終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外部壓力。趙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統一王朝，用宋人的話來說，“天下大勢分為南北”，事實上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南北朝”時期，北方一直有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等民族政權與之並存。宋朝的疆域，是中國各主要王朝裡面積最為狹小的；到南宋的時候，以淮河—大散關一線作為宋金之間的邊界，更是偏安一隅。

10—13 世紀，是中國歷史上北方民族活躍的又一個重要階段。在這一歷史時期中，相對於宋朝來說，契丹民族建立的遼、党項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都不再是周邊附屬性的民族政權，而已經成長為在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都能夠與趙宋長期抗衡的少數民族王朝。

與趙宋王朝並列的主要政權

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領頭作用，不再體現為統一大業的領導權，而是表現在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的深遠影響上。如果我們把10—13 世紀的南北對峙放在亞歐大陸的視域中觀察，便會看到相當不同的情景：中原王朝視為邊緣的地區，在亞歐大陸上其實是處於中間地帶、銜接部，多民族在這裡交匯混居。契丹、女真、蒙古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當時連線南北大陸帶、馳騁於東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這樣的外部環境，給宋代的歷史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和刺激，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正是在這樣的整體格局之下，自中唐以後，中原地區對外貿易交流的重點地帶逐漸轉向東南沿海，出現了我們經常講到的“海上絲綢之路”。實際上，從考古發現中，我們清楚地看到，“海上絲綢之路”主要的貿易產品已經不再是絲綢，而是大量的瓷器，也有一些金銀器、鐵器乃至書籍等等。前些年從廣東陽江海域出土的“南海一號”，正是這方面的一個範例。

2。 內憂外患的總體格局

宋代的歷史呈現著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這一時期有非常開闊的研究空間。我們既看到兩宋三百年在經濟、文化、制度建設方面有輝煌的成就，也痛切地感覺到王朝末日的蒼涼。在這樣一個時代裡，一方面有宋徽宗這樣酷愛藝術的帝王，對“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這個時期並不是三百年太平，而是始終伴隨著外部環境的挑戰。

宋代軍事力量的不振，歷來受到詬病。有學者指出：“縱觀兩宋與遼、西夏、金、蒙元戰爭的重要戰役，若以進攻和防守這兩種戰爭基本形式和雙方進行戰爭的目的來衡量，宋的軍事失敗基本上都發生在宋發動的進攻戰役方面，而宋在境內抵抗來自遼、西夏、金、蒙古進攻的防禦戰，則多能取得不俗的戰績。”“宋代整個戰略架構中最脆弱、最經不起考驗的，就是從和平突然轉取攻略這一個環節。”這種軍事上的被動情形，與宋太宗以來“守內虛外”“強幹弱枝”的基本國策密切相關：重點防範內部變亂，而對外消極防禦。

與此相關，兩宋時期的文武關係，尤其是“重文輕武”政策，成為被關注的話題。對於這一問題，應該放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來認識。所謂“武”，範疇不宜籠統混沌，若能分別自武略、武力、武人等層面予以觀察，我們的感覺會十分不同。大家知道，面臨強大的北方政權，宋人清楚“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宋朝要立國則無法輕忽武力；宋太祖、宋太宗對於禁軍統帥的提防限制，不是“輕武”的表現，而是鑑於五代教訓，清楚軍事將領對於政權的利害，他們管理軍隊的心思主要用於防範兵變。

長期以來，宋廷對於武將既有籠絡、利用、聯姻、待遇豐厚的一面，又有深入骨髓的猜忌。朝廷的任人取向，可以說是崇文抑武。這一政策不僅對朝政也對民間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風尚。宋代的民眾、士人以及征戰於疆場的軍隊將士，用他們的脊樑撐起了這樣一個時代。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們的精神寄託與生活情趣。以岳飛的《滿江紅》“怒髮衝冠”和韓世忠的《臨江仙》“冬看山林蕭疏淨”為例，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們既有徵戰中壯懷激烈的慷慨悲壯，也有承平時往事如煙的慨嘆與閒情。在這個時期，方方面面都呈現出多重而複雜的生活情境。

說宋代“生於憂患，長於憂患”，並不僅僅是從戰爭和政權對峙的角度看。從黃河流域的氣溫變化曲線中，我們會注意到，北宋、南宋之交正處於氣溫的明顯低谷期。古代中國以農業立國，國家一定程度上仰仗農業稅收，如果黃河流域無霜期急劇縮短，農業收成減產，這對於朝廷的財政命脈勢必產生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長期活動於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當傳統上生活的地帶持續寒冷、乾旱時，他們便會往更加溫暖的地方遷移，這種民族大遷徙會導致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摩擦、衝突甚至戰爭。在冷兵器時代，遊牧民族的騎兵戰鬥力非常強，對中原王朝會構成嚴重的威脅。這是“天時”的一面。

五代 胡瓌 出獵圖 區域性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再來看“地利”的一面。東漢以後黃河曾經長期相對安瀾，到唐代百姓安居樂業，大規模農田開墾導致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唐末五代黃河頻繁決口，宋代接續了這樣一種局面。北宋時黃河向北擺動曾經奪海河口入海；兩宋之交由於人為因素，黃河曾奪淮河口入海。這兩者之間的廣闊區域曾經淪為黃泛區，農業主產區深受其害。

中國近5000 年的氣溫變化曲線圖（ 據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改繪）

在“天時、地利”不利的情況下，宋代的經濟仍然有長足的進步。英國曆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認為，在中國中古的這段時期，發生了“經濟革命”。國內很多學者也有類似的論述，比如從傳統農業的發展來說，這個時期有所謂的“綠色革命”；從面向大眾的商業網路的形成來看，有“商業革命”；從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也就是“交子”的出現來看，出現了“貨幣革命”；另外從城市形態、都市面貌的改變來看，又有“城市革命”；從印刷術的盛行，促進知識的傳播來看，這個時期發生了“資訊革命”；與此相關的，還有所謂火藥、指南針技術完善帶來的“科技革命”。我個人以為，稱“革命”並不合適，這些發展，都不是顛覆性的變化，而是長期積累基礎上的演進，但這一時期確實發生了經濟、文化方面的突出進步。

南宋“行在會子庫”青銅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這是一張嚴禁偽造紙幣的告示

3。 “立紀綱”與“召和氣”

宋代不是中國歷史上國勢最為強盛的時期，卻是文明發展的昌盛時期。就疆域的廣度而言，宋代所完成的，與前代相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統一；而其對內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層面、控制力度，卻是前朝所難比擬的。自宋代以來，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出現嚴重的分裂割據局面。這與宋代注重防範弊端的“祖宗之法”有著直接的關係。

宋代政治局面崇尚平穩、注重微調，“穩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標。研究者普遍認為，宋代朝政“稱得上是中國曆代王朝中最為開明的”，對於民間文化、經濟事業、社會生活等方面，宋廷未予過多幹預。“立紀綱”與“召和氣”，是趙宋統治政策與措置的關鍵兩軸。“紀綱”（或曰“綱紀”）其實就是法制、法規，就是制度；所謂“和氣”，在宋人心目中，是一種交感於天地陰陽之間、自然執行的和諧雍睦之氣。這兩軸的互動作用，構成了當時的政治基調。

宋徽宗 瑞鶴圖 區域性 遼寧省博物館藏 北宋政和二年上元之次夕（即公元1112 年正月十六日），都城汴京上空忽然雲氣飄浮，群鶴飛鳴於宮殿上空，久久盤旋不去，徽宗認為是國運興盛之預兆，於是欣然命筆，將目睹情景繪於絹素之上，並題詩一首以紀其實。

我們試以科舉（貢舉）制度為例，看看宋代的“立紀綱”與“召和氣”相輔而行的具體做法。科舉出現於隋代，唐朝已經相對成熟；宋代考試製度的操作更加嚴密，面對的群體則更為開放。當時發展出彌封（糊名）、謄錄等技術操作辦法。彌封是把舉子考卷上填寫的姓名、籍貫等糊封起來，閱卷完成、決定錄取名次之後，才能拆封，查對姓名、公佈成績，藉以杜絕考官營私舞弊。後來更進而將考生的試卷另行謄錄，考官閱卷時只看副本；為避免謄錄有誤，還要找一些人專門去核對。糊名、謄錄，無疑是制度嚴密化的具體體現，讓我們看到當時不惜工本的做法；另外，制度設計如此嚴密，是以一定程度的公正為目標的。這種做法，使得科舉制度相對公平，使出身於庶民的青年學子有更多的晉升機會。宋人曾經說：“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也就是說，出自相對貧寒、沒有家世背景的人，應該爭取走科舉考試這條路，求得升進的機會。

“糊名”等做法，是否能夠帶來“公道”呢？關於糊名，有個北宋中期的事例：元三年（1088）蘇軾被任命為科舉主考官。這一年，“蘇門六君子”中的李正好參加科舉考試。因為行文風格彼此熟悉，大家都覺得蘇軾有把握從眾考生中選出李的文章。但到考官判完卷子，拆號張榜，李卻榜上無名。這使蘇軾和同為考官的黃庭堅等人都感到非常遺憾，悵然賦詩為他送行。制度的嚴密，使得主考官員即使有心照顧，也難以操作。

正是因為制度走向嚴密化，科舉才能成功地向更多人開放。歐陽修稱宋代的科舉制度“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這一說法可能評價過高，但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期待科舉考試如同權衡，不顧私情、至公至正。在理想狀態下，以建立“紀綱”迎召“和氣”的精神，滲透於制度流程之中；而制度的執守，則成為“召和氣”的保證。北宋前中期，一些“寒俊”士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得以崛起於政治舞臺，顯示出敢當天下事的氣概。

4。 宋代在中國古代歷史中的地位

對於宋代在中國古代歷史長河中的位置，近代以來的一些國學大師有過明確的評價。

20世紀初期，啟蒙主義思想家嚴復先生曾經說：

古人好讀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勾勒了華夏文化的發展脈絡，他說：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國學大家錢穆先生比較了各個歷史階段的社會變遷，指出：

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幾位先生的說法，儘管角度不同，都關注這一時代的變遷，包括人心、政俗之變，文化盛衰之變，以及古今社會之變。這也提醒我們注意這一時期的時代特色，注意長期演進過程中發生的變遷。

進入21世紀以來，海外中國學有長足的發展，歐美和日本學界都出版了一些有關宋代的研究著作和普及性歷史讀物。例如“劍橋中國史系列”第五卷《宋朝》中，研究者強調宋代在政治文化領域是一個走向近代的起步時期。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系列中，宋朝的部分由小島毅先生撰寫，題目為《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 哈佛中國史”系列中的《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一書，作者是德國維爾茨堡大學的迪特· 庫恩（Dieter Kuhn）教授，他認為宋的“轉型”中最重要的關注點是“儒家統治的時代”。儘管這些著述內容的覆蓋面比較寬，可以稱作“復調”的寫法，但是對宋朝的論述相對集中在思想文化方面。

總體上看，宋代處於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型期，面臨著來自內部與周邊的諸多新問題、新挑戰，不是古代史上國勢強勁的時期；但在兩宋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之一。宋代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與牽動，使其無愧為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

二、宋代的文化風氣

1。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從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會形態、文化學術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續性，另一方面當然也有走勢上的明顯不同。葛兆光在《道教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曾說，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巔峰”，而宋文化則是“近代文化的濫觴”。這兩者間的區別，如果用一種較為簡單的方式來概括，就是出現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趨勢。所謂的“化”，不是一種“完成時”，而是一種“進行時”，是指一種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宋代社會、宋代文化的特點。

所謂平民化，是指普通民眾具有比以前更多的生存發展機遇，受到社會更多關注。在這一歷史時期中，不同於東漢、魏晉南北朝至唐代初年的情形，人們的身份背景相對淡化，貴族制、門閥制的政治生態基本不復存在。有些前輩學者認為唐代是貴族社會，宋代是平民社會，我更傾向於用“走向平民化”這一表述。世俗化，主要是指關注俗世生活的取向。民間信仰興起，佛教經歷了“中土化”過程，佛教、道教等傳統宗教逐漸適應現實社會需求，教義世俗化。人文化，則是指更加關心“人”自身的價值，社會價值取向相對理性，關注人的教養與成長。

2。 庶族士人的成長

這些發展趨勢體現在許多方面。首先從士人階層的成長來看，前面已經講過，宋代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比唐代更加公正開放，給予許多出身平民的“寒俊之士”崛起的機會。像宋太宗時做過宰相的呂蒙正，年輕時候曾經在洛陽龍門利涉院讀書，天氣炎熱想要買瓜，卻囊中羞澀，掏不出幾文錢，只能撿食賣瓜人無意遺落的瓜。後來他科舉考試高中狀元，做宰相後，就在原本拾瓜的地方買了一片地，修建一座亭子，匾額“ 瓜亭”，以示不忘當年的貧賤，也以此激勵清寒的後學。范仲淹幼年喪父、母親改嫁，他青年時代也曾經在寺院中靠吃粥和鹹菜度日，被稱為“斷齏畫粥”，後來也考中進士，擔任參知政事（副宰相），推動了慶曆新政。

科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新的社會秩序也隨之建立。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庶民，其資質與能力在社會上得到了更多的承認，競爭中脫穎而出者得以進入仕途，文官隊伍的整體素質與結構有所改善。范仲淹《岳陽樓記》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批評當朝“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張浚警示說：“臣誠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將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如此等等，不僅是由於他們個人道德情操所致，還因為在這些士人心中，“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群臣的天下，萬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個人的天下。對於這一“天下”，士人們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而大量的科舉落第者，事實上也承擔著文化啟蒙、普及的責任。

與前朝才俊相比，兩宋士人在文章、經術、政事等各方面能力更加全面。唐太宗時的房玄齡、杜如晦，唐玄宗時的姚崇、宋璟，這些人是出色的政治家，卻少有著述流傳於世；而才華橫溢的李白、杜甫，則沒有機會登上政治舞臺。宋朝則與此不同，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和蘇軾等人才華橫溢，同時也都曾在政界施展身手。當時士大夫不僅把自己當作文化主體和道德主體，還自覺地把自己視為政治主體，以天下為己任。

北宋 司馬光《 資治通鑑》手稿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北宋士人對“家國”“天下”抱有強烈的責任感，即便政治上失意也不放棄自己的治國理念，對於學統、道統仍然有所堅持。司馬光歷時十九年編纂完成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神宗皇帝以其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其意義所及，不只在於政治、軍事、國家財政，更在於“理想秩序”的建立

3。 城市空間與市民階層的興起

比較一下唐宋兩代的都城，我們會直觀地感受到兩類都市格局所呈現的不同氣象與景觀環境。唐代長安城是在隋代大興城的基礎上建立的，是通盤設計的結果，格局對稱，坊市方正，井井有條，尊卑秩序非常嚴格。參與長安考古發掘的齊東方老師說，唐長安城像是半軍事化管理的。宋代開封城則非常不一樣，長巷街市，官府、民居混雜，是相對開敞的氛圍。南宋的“行在”臨安也是如此。描繪宋代都城繁華景象的筆記之類文學作品有很多，也有存世的著名畫卷，比如描寫北宋後期東京開封都市風貌的《清明上河圖》，大家都非常熟悉。而對於南宋都城臨安，當時的筆記如《夢粱錄》《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勝錄》等等，都敘述了杭城內外的市井繁華景象。

城市中有許多商賈、手工業者、官宦人家，為了管理這些常住居民，宋朝第一次把“坊郭戶”設立為法定戶籍，歷史上出現了城市戶口。原先嚴格計程車農工商身份劃分流動頻繁，“貧者富而貴者賤，皆交相為盛衰矣”。以“重商”為核心的市民思潮逐漸興起。兩宋商業繁榮，城市的出現打破了前代市場交易的時空侷限，便攜的紙幣成為市場所需，先後發行過錢引、會子、關子等紙幣。隨著私營工商業的發展，同行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商業廣告和標識的廣泛應用，標誌著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我們知道，唐代的都市文化很大程度上還是集中在宮廷和寺院的，許多公共文化活動是以寺院為中心舉行。宋代則有各類展示在十字街頭的文化活動，世俗的文化、市井的文化在這個時期開始大放異彩。包括通衢路畔說書的、飲茶的、雜耍的，生動活潑。茶樓酒肆、巷陌街坊，都成為士人呼朋喚友往來的空間、交遊的場所。在《清明上河圖》中看到的、《東京夢華錄》裡讀到的，都會讓我們注意到，城市裡面有很多士人、民眾熱絡交往、相互會聚的公共空間。

北宋東京汴梁城平面圖

4。 文學重心的下移

兩宋時期，文學重心逐漸下移，成為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現象。所謂“文學重心下移”，主要是指文學體裁從詩文擴充套件到詞、曲、小說，與市井有了更為密切的關係；創作主體從士族文人擴大到庶族文人，進而擴大到市井文人；文學的接受者擴大到市民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大眾。當時，在都市的街頭巷尾，活躍著一些講史、說書的藝人，他們不僅是故事情節的傳播者，也是文學作品的豐富者、參與創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眾，也成為文學藝術的直接欣賞者和接受者。隨著都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興起，世俗文化大放異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欄，有說書的、雜耍的、講史的，也有街頭的飲茶活動，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興的重要標誌。

晚唐五代，詞作開始從青樓楚館走出來，到宋代已經蔚為大觀。以北宋詞作家柳永的《八聲甘州》和《定風波》為例，前者“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抒寫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後者“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 則體現了民間女子的生活追求與內心情事。由此我們看到宋代詞作家“清雅”與“俚俗”並存的審美風尚。

唐代的李白與宋代的蘇軾，都是一流的文豪，李白的《望廬山瀑布》、蘇軾的《題西林壁》，都是歌詠廬山的名作。兩相比對，我們會感覺到，二者詩作風格與追求的不同，正像錢鍾書先生所說，唐人注重山川氣象、丰神情韻，宋人則追求人文意象、筋骨思理。

宋雜劇（打花鼓）圖頁故宮博物院藏

在宋人心目中，通常認為詩適合嚴肅莊重的題材，詞宜於表達嫵媚細膩的情感。以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為例，她生活在兩宋之交，生活從安逸到顛沛流離，對當時的社會狀態有著深切的感受，凡慷慨悲愴的心緒，往往用詩來表現，而幽約委婉的情調，則會用詞來闡發。她的詩《烏江》與詞《聲聲慢》，內容主題不同，體裁選擇也就不同。不過宋詞也不僅僅有婉約清新的風格，蘇軾、辛棄疾等人都有許多豪放灑脫的詞作，烘托出宋詞的絢爛大觀。曾經有個小故事，說：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

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

公為之絕倒。

5。 宋學的興起

談到宋代文化風氣的演化，離不開對於宋學和儒學的認識。在我的理解中，“宋學”“新儒學”“理學”和“道學”這四個概念的內涵是漸次收窄的。也就是說，宋代所有學術成就都包括在宋學之內；新儒學是宋學的主流，重點在於對先秦兩漢儒學經典的重新解釋闡發；新儒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派別是理學；道學主要是指二程兄弟和朱熹這一派系，是理學的主流派。

新儒家在當時所代表的，是一種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所謂“新”，主要是指對於儒學經典的新闡發，體現出對於“理”“道”的深切追求。我們現在說到理學或者道學時，會覺得是對人們思想的一種束縛，但是在宋代，它是一種思想創新，是思想解放的結果。當時這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把“理”作為根本性的追求，將其置於超越性的地位之上。

對於“理”，朱熹有一種解釋，他說：“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 他的意思是說，萬事萬物的狀態及其執行，都有其內在的原因，都貫穿著根本性的規律、法則；這樣一種根本性的規律和法則，是運行於天地之間、人世之間、萬事萬物之間的，是貫通性、滲透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學者並非將學問束之高閣，他們也是政治的實踐者。理學家們把他們“正心誠意”的認識與追求，或者說這樣一種境界、一種原則，貫穿到他們的治學，也貫穿到他們的從政方式裡面。

如余英時先生所說，事實上，“政”與“學”兼收幷蓄，不僅朱熹為然，兩宋士大夫幾乎無不如是。政治文化是一個富於彈性的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涵蓋了學術，更點出了二者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絡。不但如此，這一概念有超個人的含義，可以籠罩士大夫群體所體現的時代風格。

孟子註疏解經宋嘉泰間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6。 士人的交遊活動

文化知識、文學作品的普及需要依託於特定的技術手段，像雕版印刷的發展，就成為重要的條件之一。當時不僅是國子監和地方官學，私人的家館、私塾，以及社會上的書鋪，都可能刻板印書。宋人如邢昺、蘇軾，都曾經提到印刷術對於知識傳播的幫助，說“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南宋史學家王稱《東都事略》的紹熙刻本，目錄後有牌記標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可見當時已經有了“版權保護”的明確意識。

透過讀書、科舉、仕宦、創作、教學、遊賞等活動，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結成了多種型別、不同層次的交遊圈，這是當時重要的人際網路。

當時這些士人的交遊活動非常興盛。像真率會、耆英會、九老會、同鄉會、同年會等各種各樣的聚會形式，層出不窮。有時“耆老者六七人，相與會於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為之約：果實不過五物，餚膳不過五品，酒則無算。以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真率會’”。都市中的茶樓、酒肆，成為文人交往、“期朋約友”的場所。《夢粱錄》的相關記錄就提到：“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流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者。”

不僅在這些城市公共空間裡，我們看到一些私人的花園、亭館也成了士人交遊訪友的去處。像洛陽的花圃、蘇州的園林，不少名人宅邸也有頻繁的交往活動，蘇州城內的中隱堂、崑山附近的樂庵、松江之濱的庵，都是這樣的地方。史稱“ 庵，在松江之濱。邑人王份有超俗趣，營此以居。圍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嶼，景物秀野，名聞四方。一時名勝喜遊之，皆為題詩”。時人以為“心閒事事幽”，四方友朋、掛冠而歸的“耆德碩儒”，經常往來酬酢，“極文酒之樂”，“以經史圖畫自娛” 。

（傳）馬遠春遊賦詩手卷區域性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藏

傳為李公麟所作的《西園雅集圖》以及米芾所寫的《西園雅集圖記》，早為大家所熟知。一直傳為佳話的北宋“西園雅集”，就是當年像蘇軾、蘇轍兄弟以及黃庭堅、李公麟這樣一些精英人物會聚於駙馬王詵園邸，賦詩、題詞的盛事。往來之際，煎茶點茶、酌酒吟詩，米芾稱道說：“人物秀髮，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對於這幅圖及其圖記，學界有些爭議；究竟是否真有這樣一次“雅集”，也有不同意見。其實，畫卷畢竟不是照片，不是場景的複製，很有可能是繪製者“薈萃”的呈現。而且從文彥博的詩句中我們讀到他對“洛中同甲會”的稱頌，“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可見當時或許確有此類畫作。南宋王十朋也提到：“會同僚於郡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唐春。”文人士大夫常常流連忘返於這種其樂融融的場景之中。士人也將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為重要的禮品彼此互贈。

宋代計程車人可能從事形形色色的公務事任，進行多姿多彩的交遊活動，也有很多獨處靜思的時間。“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宋人的“四般閒事”——焚香、點茶、掛畫、插花，是生活意趣的體現，也是日常的雅緻技藝。“閒”，並非單指時間的閒散，更是指心情的優裕從容。儘管香、茶、畫、花皆非宋代獨有，宋人卻賦予了其“雅”的意境與韻味，以這些“物事”承載了他們內心對於“文雅”的理解。在不同的空間場合、不同的文化氛圍中，發展出了豐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現出士人的多樣性情。

透過唐宋時期影象、雕塑中人物形象的比較，也可以看出宋代平民化、世俗化與人文化的趨勢。唐代的繪畫與雕塑中的人物大多是帝王、大臣、上層人物，即便普通仕女，也是形象豐腴、閒適。而宋朝則有大量描寫下層人物勞作生活的繪畫和雕塑作品，反映出時人對庶民生活狀態的關注。人物形象的呈現愈益貼近現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畫家工匠認為何種形象具有美感，值得呈現。

宋代的人物墓誌、傳記之類的文字內容，也從華美浮泛走向生活化、個性化。從經典闡釋、史論篇章到文學作品、筆記尺牘，都更加措意於人生價值的追求。地方誌之類的著述，重心逐漸轉向對於鄉賢人物、鄉土情懷的關注。凡此種種，都顯示出人文化的趨向。

左：婦女洗滌器雕磚右：婦女斫鱠雕磚

均傳河南偃師酒流溝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三、對於意境的追求

1。 雅俗兼備

陶晉生先生在其《宋遼金元史新編》中，曾經做過這樣的論斷：

這一時代裡中國人並重理想與現實，兼備雅與俗的口味。就政治和軍事方面而言，尊王攘夷是理想，士人政治和對遼金妥協則是現實；就思想而言，理學家對儒家思想的闡釋是理想，改革家則企圖將理想付諸實踐（偏被理學家反對）；就文學藝術而言，詞的典雅和文人畫的意境是理想，而通俗的曲和小說的發達則是適應現實的需要。

陶先生是從不同方面來論證的，我們今天不去討論政治、軍事，僅僅聚焦於宋人的文化生活和思維方式。

曾敏行《獨醒雜誌》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元祐初，山谷與東坡、錢穆父同遊京師寶梵寺。飯罷，山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稱賞之。穆父從旁觀，曰：“魯直之字近於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無他，但未見懷素真跡爾。”山谷心頗疑之，自後不肯為人作草書。

這個小故事，讓我們感覺到當時人對於“雅”“俗”的敏感。不過，總體上看，在宋代趨於平民化的大環境之下，“雅俗兼備”、精緻與俚俗互通，成為時代的突出特點。

文化方面兼通雅俗的風格，應該是受到中唐以來禪宗潛移默化的影響。禪宗強調持平常心，注重“當下”，強調佛法在世間，具有滲透性、普適性，所謂砍柴、擔水無非是道。宋代新儒學的產生，實際上和禪宗的影響有非常直接的關聯。正是在和佛教學說、道教學說相互碰撞、相互衝突，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相互吸納這樣一個過程裡面，新儒學才真正成長起來。

我們看到像《景德傳燈錄》這樣的佛學著述會說：

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

北宋的理學家二程則說：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

當時這些人物從理念上覺得天地之間“無非是道”，行、住、坐、臥，縱橫自在都是道，萬事萬物皆有理。這也像《宋史·道學傳》裡說的，天地之間、“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這個“道”是滲透在民間日常生活裡面、“日用而不知”的。也就是說，新儒學的影響滲透到方方面面，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遊從方式和他們心目中的理念是互動融通的。

這些意識滲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之中。正如揚之水先生所說，在政治生活之外，屬於士人的相對獨立的生活空間，形象愈益鮮明，內容愈益豐富而具體。“宋人從本來屬於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提煉出高雅的情趣，並且因此為後世奠定了風雅的基調。”在當時，“風雅處處是平常”，生活俗事、民間俗語，都可能有其雅緻趣味，都可以入畫入詩。蘇軾說：“詩須要有為而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黃庭堅也稱：“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

王安石的六言詩《題西太一宮壁》，回憶往事，平淡中感懷世間滄桑：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

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

黃庭堅《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也讓讀者感覺到詩人對於是非的回味，對於理趣的追求：

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蟻方酣。

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南宋詩人楊萬里《桂源鋪》詩，被胡適稱作“我最愛讀”的詩作：

萬山不許一溪奔，欄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這些篇什以高雅的立意、簡樸的語言、習見的俗語，表達出對於哲理的深邃思考。

2。 畫作中的意境

雅俗相通，詩書畫也都相通。蘇軾曾經說：

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

我們講宋代的藝術、美學，今天真正能夠直接“觸控”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跡，除去我們熟悉的史籍，就是傳世書畫作品、出土器物和宋代建築。其中，無論書法還是繪畫作品，都蘊含著當時文化精英的學養與情操。

宋人畫作對我們觀察宋代社會文化生活、體悟士人的思維世界很有幫助。藝術史本來應該是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被人為分開了。當然，歷史學者與藝術史家對畫作的認識角度不同。藝術史家往往是將特定背景下的畫卷“拉”出來，進行聚焦式的情境分析；歷史學者則傾向於把書畫材料“推”進特定的背景之中，作為觀察時代的一個“視窗”。繪畫中不僅反映生活場景，也存在“政治主題”；畫作可能是權力的顯現，也可能是權力發生作用的一種形式。當年的創作活動、書畫收藏與欣賞、書帖與畫譜的編纂，本身就可能蘊含著政治的寓意；后妃、臣僚、畫師的藝術才賦，都可能成為一種政治資本。宋代歷來以宮廷繪畫興盛、職業畫家活躍、文人畫思潮形成而著稱。宋代畫作中，有不少是政治宣傳畫，或者展現帝制權威、尊卑秩序，或者渲染聖德祥瑞，或者規諫針砭時政，這些都是當時政治生態的鮮活反映，也讓我們注意到透過畫作引導輿論、佔據文化制高點的努力。例如北宋仁宗朝的《觀文鑑古圖》《三朝訓鑑圖》等，就直接服務於朝廷政治目標，用作“帝王學”圖文並茂的教材，同時也被宋人視為了解本朝聖政、祖宗故事的史料。除了與宮廷或朝政相關的繪畫之外，宋代的地方官員會以畫圖作為告諭民眾的施政手段；處江湖之遠計程車大夫，也會以圖畫或直白或幽約地表達心聲。文人的繪畫及鑑賞、饋贈、收藏等活動，也滲透著構建人際網路的努力。即便看似超脫於政治的文人畫，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環境導致的結果，體現著對當時政治景況的直接或間接回應。

作為書畫欣賞的外行，從我的角度來觀察，會覺得宋代的畫作，尤其是山水畫，可能呈現著當年畫家“觀天下”的方式和感悟。黃庭堅即將人世間的情景與天下、自然界的江山聯絡起來，他說：

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這裡所說的“風月”，不僅指美好的景色，更是指心曠神怡的狀態。中國傳統山水畫作，與西方描摹實景的風景畫不同，是“寄情山水”，重在內心情感的流露溝通。士人畫作是文人的業餘消遣，技法無法與專業畫家作品相比，但正因為如此，更便於抒寫他們的襟懷和心聲。

有學者指出，今人提及畫卷的時候，通常是說“看”畫，但是古人會說“觀”。“觀”是什麼意思呢？《說文》裡說“觀”是一種“諦視”，是指凝視、審視，不是寫生意義上的透視，而是包含了內心體悟的凝視和洞察。山水畫作的“高遠”“深遠”“平遠”，其實是出自作畫者、觀畫者內心對於山川的全景式體驗。這種“觀天下”的方式，反映著他們的“天下觀”。正因為如此，當說到宋畫意境的時候，我們會想到畫境、詩境、心境，這些是貫通彼此、渾然一體的。

3。 “簡約”之美

宋代藝術有很多突出的特點，既有細緻綿密的格調，也有洗練簡約的風韻。比如南宋畫家梁楷的人物畫，有工筆有簡筆，其簡筆畫作體現著“參禪”的興味，率真簡潔，所謂“蕭蕭數筆”“神氣奕奕”。

宋代的瓷器，也滲透著美學素雅簡潔、雋永深沉的古典韻味。宋瓷多為純色，不像後世的瓷器那麼堂皇絢爛，但它帶給我們一種淡雅自然的感覺，開闢了陶瓷美學的新境界。

簡約，是宋代藝術的重要特點之一，在繪畫、瓷器以及其他許多器物上都滲透浸潤著簡約之美。南宋的劉安節在談論國家大政方針時，也提出“王者之治”應該是“至簡而詳，至約而博”的。也就是說，在治國理政方面，士人也認為簡約是值得倡導的合理方式。這種觀念貫徹在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當然，以瓷器為例，我們也會看到，和清雅端莊的風範同時並存的，也有粗礪樸拙的器具、淺俗庸常的風格，比如說一些瓷器上寫著“忍”，或者“孝子”“賢妻”這類字樣，這一些器物肯定也為世俗之人所喜愛。

透過許多例項，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雅和俗這兩者是並存的，而且某種程度上應該說是融通的。宋人畫作裡有描寫市井生活的畫卷，文學中也有描寫市井生活的作品。這就很生動地體現出貫通於兩宋的文化風情或者說文化特質。

宋青白釉帶溫碗瓷酒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右：宋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盤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4。 多元的融合

如上所述，兩宋時期的社會環境複雜多變，既有承平的歲月，也有戰亂的時期，繁榮輝煌和艱困憂患實際上是交錯並存的。而在這種整體氛圍中，包括士人群體構成的多元，生活內容的多元，思想意識的多元，藝術品位的多元，都成為當時社會的典型現象。一時英傑既有徵戰沙場時的豪邁氣魄、激昂奮發，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間柔腸、兒女情懷。在藝術旨趣上，“雅騷之趣”和“鄭衛之聲”同存，匠師畫和文人畫雙峰並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關懷，市井作品裡也可能充溢著書卷氣息。種種現象，都呈現出宋人生活中一體多面、雅俗相依的雙重文化性格。

即便同一人物，也可能在創作實踐中體現出豐富的文化內容、多重的文化性格。以辛棄疾為例，我們知道他的生活頗為坎坷，艱憂中曾有暫時的安寧，他個人的文學作品風格也是多元的，體現出征戰沙場的激昂慷慨，也反映著日常生活中的世間情懷。他有豪放悲涼的詞作，抒寫壯志與內心的憤懣，像“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也有婉約清麗的詞作，勾勒民間生活場景，像“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裡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等等。風格多樣、雅俗互補，在當時人看來並不是件矛盾的事情，反而形成了文化上相互滋養、相互補充的氛圍。

宋名臣孫何在其奏疏《論官制》中向宋真宗提出“雅俗兼資，新舊參列”的原則，認為是“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的關鍵，也就是說，是制度建設、治國理政的關鍵。由此我們看到，就時人觀念而言，在日常文化生活與政治生活中，雅俗兼備，以簡約帶動詳博，新制度舊傳統吸納互補，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

《朱子語類》裡面記載，南宋時朱熹跟他的學生談話，說：

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髮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所以精和粗、理和氣、雅和俗都應該是並列一體，逐漸深化，相互發明的。

宋定窯白瓷刻花蓮紋交頸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中期的韓淲在詩作裡稱：“雅俗豈殊調，今古信一時。”南宋後期的文人劉克莊，在《方俊甫小稿》題跋中也說：“若意義高古，雖用俗字亦雅，陳字亦新，閒字亦警。”他們的意思都是說，自古至今，“雅”“俗”二者是可以互相積聚滋養、互相會通的；只要立意高遠，即能呈現出“點化”的效果。宋代這樣的雅俗情趣，給當時的文壇乃至社會生活帶來了新的氣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北宋中期的史學家範祖禹曾經說：“古之聖人莫不以好學為先，遊藝為美。”所謂“遊藝為美”，讓我們想到《論語》中記述孔子的話：“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大意是說，要以“道”為志向，以“德”為根據，以“仁”為憑藉，活動於六藝的範圍中。

“遊於藝”可以說是宋代士人群體活動的方式，是他們從容涵泳的生活態度，是他們浸潤於技藝陶冶的實踐方式，也是他們雅俗兼備的藝術追求與情調意境。他們的文化修養和美學趣味，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這一整體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昇華。如朱熹所說，“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透過這樣的文化涵育，希望達致崇高的人生境界。復古創新並舉，體現著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實踐；雅俗兼備，則關係著宋人融通豐潤的文化意識。

綜上可見，兩宋時期，面對嚴酷的內外挑戰與生活壓力，士人民眾迸發出堅忍頑強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創造出豐厚的物質文化財富與感人至深的精神遺產。

前面講到宋代立國的基本環境，這個時代可以說是“生於憂患，長於憂患”的歷史時期；在這個大背景下，宋代的經濟、文化仍然取得了許多成就，這些成就與士人民眾的積極活動分不開。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過程中，士人對自身文化活動的理解，其實是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樣的整體框架下認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