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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乘風破浪”的女性無不重新定義了生命 ——重讀蕭紅與谷崎潤一郎

簡介谷崎潤一郎《細雪》寫的不僅是雪子的精神困頓,這也反映了女性普遍存在的矛盾:想走一條新的路,想要獨立、自由、想和精神相通的人在一起生活

落櫻英文怎麼說

女性的成長之所以在當下受到廣泛關注,是因為在城市化、中產化的大發展中,“乘風破浪”的新一代青年女性正在對生命、自由、生存進行大規模的重新定義,進入突破文化音障的關鍵時刻。

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是,中國40餘年前還是一個農業人口占大多數的社會,部分觀念延宕到今天,仍然影響著整個社會對女性生命價值的認識,並鑄造出女性生命的基本設定。1970年代的美國女作家斯泰納姆說:婚姻讓女性只剩下“半條命”,新女性絕不會願意“在牢籠中尋歡作樂”。這並不是女性的“恐婚”,而是一種對於自身命運的憂患。當社會將女性的生命僅僅定義為婚姻與生育,女性所有的精神文化都將一筆勾銷,正如法國女性思想家波伏娃所描繪,女性因此只能分為四類:“結了婚的、結過婚的、打算結婚的、因為結不了婚而痛苦的”。

如何走出藩籬,開啟女性生命發展的新空間?在全球化新背景下,以新的視野看一看東方文學中關於女性命運的探索,會讓我們在歷史的對比中更多地發現女性成長面臨的壓力與矛盾,以及那些無法言說的痛苦與糾結。特別是中國作家蕭紅與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他們的小說非常關注女性的命運、女性的生存、女性的價值。他們的代表作都寫的是女性,寫女性人生裡的痛苦、期待,以及無法控制的結局。正在“乘風破浪”的當代女性,重新讀一讀他們的作品,對於自我認知、人生探索和成長,具有特別的對比與參照價值。

那些“乘風破浪”的女性無不重新定義了生命 ——重讀蕭紅與谷崎潤一郎

湯唯在電影《黃金時代》中扮演的蕭紅

蕭紅:女性邁開自由第一步 需堅持獨特的生命創造力

蕭紅是“民國四大才女”之一(另外三位是呂碧城、石評梅、張愛玲),但在四人之中,她的命運是最坎坷的。1911年,她出生在現在哈爾濱市呼蘭區的一個大地主家庭,31歲就在香港去世了,短短的一生,經歷了太多的幸與不幸。

在幼年蕭紅生活的中國,人們普遍過的還是傳統的、鄉村的、封閉的生活,但在社會的區域性,現代教育已經開始向城鄉蔓延。蕭紅與前一代女性的不同,首先體現在她受到的“新式教育”。從她九歲起(1920年),一直到19歲,斷斷續續從呼蘭縣、哈爾濱再到北平,讀了小學、初中和高中。現代意識的啟蒙和薰陶,使她感覺到女性與現實生活的巨大沖突,萌生了越來越強烈的反抗意識。這跟當時新文化運動發展中遇到的阻力是相同的,與那個時代的新文化追求也是相通的。

那些“乘風破浪”的女性無不重新定義了生命 ——重讀蕭紅與谷崎潤一郎

電影《黃金時代》中的蕭紅

在這一具有普遍性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蕭紅更有另一種女性的特殊處境,這和她後來的命運起伏有直接的關係。蕭紅八歲時(1919年),她的生母去世,這對於女孩成長來說,具有非常大的影響。以色列心理學家埃利希·諾依曼在他的《原型女性與母權意識》一書中指出:男性和女性在童年之初最重要的是與母親的原初關係,母親與嬰兒完全處於“心靈統一”的狀態。但在其後的成長中,男孩會經歷一個“自性—發現”的階段,“原型男性從原型女性那裡獲得解放,兒子從母親那裡獲得解放”。女孩不同,她和母親的原初關係中,各自的“自性”是一致的,母親與女兒保持了融合狀態,女孩沒有男性的“自性—發現”,而是在不斷獲得與母親的一致性中停留在“自性—儲存”階段,缺乏獨立性與解放感,這對後來青年時期的自由成長造成障礙。埃利希·諾依曼的觀點來自於榮格心理學,側重於分析女性的“集體無意識”,但在分析蕭紅的精神特質上,還是有一定的參照價值。蕭紅的幼年喪母,使她與“母親”這個文化母體的關係早早地斷裂,生存的基本方向處於無依無靠的漂移中。蕭紅覺得家裡人除了祖父都不喜歡她,從小的生活環境讓她有一種冰涼感。別的女孩能夠接受的生活,對她來說就變得不可承受。她小時候被父親許配給別人,很早就訂婚了。她覺得父親對她沒什麼感情,也不怎麼關心,現在卻要安排她的命運,讓她去跟一個不愛的人結婚,這在封建社會是很常見的,而且女孩子到十五六歲一般也都出嫁了,但蕭紅19歲時(1930年)卻選擇逃婚,她不安分、不循規蹈矩、不願意被別人支配命運的性格,由此強烈地顯示出來。現在有的研究者覺得,蕭紅個人對環境的感覺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她的真實生活,根據現在看到的一些資料,她的父親內心對她還是挺有親情,很掛念她的生活,只不過在情感表達方面不是那麼直接。蕭紅31歲去世後,她的父親很難過。儘管女兒已經在外面漂泊這麼多年,見面都很少,但是她父親說了句話:“還好我的女兒還留下了一部《生死場》”,這說出了她父親對她的關注與看重。

那些“乘風破浪”的女性無不重新定義了生命 ——重讀蕭紅與谷崎潤一郎

電影《黃金時代》中蕭紅與蕭軍

蕭紅的逃婚是件很轟動的事情,因為她跑到了北平,去投靠在北平讀書的表哥陸哲舜,與這個已經結婚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這個選擇至少說明了兩點:

其一,在那個年代,一個女性要想獨立地在社會上生存,缺乏很多基本條件,寄寓到一個男人的生活中,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這不是偶然現象,歐洲19世紀的小說,無論《簡·愛》還是《傲慢與偏見》,女性的幸福與苦難,都必然和一個或幾個男人有決定性的依賴關係。即使在20世紀前期的女性文學中,例如1937年出版的丹麥女作家凱倫·布里克森的著名小說《走出非洲》,女主人公往往也是透過依附一個男性走向世界,最後在重重生存歷練中達到自主自由的自我發現。

其二,行動性是女性自我解放的第一要素,行動力弱的人,往往只能空談解放與自由。在一個男權社會里,一切邏輯都是男性化的,女性沒有自己的思想體系,無法預計自己行動後的複雜結果。這產生了一種有些驚險的女性解放路徑:一個“乖戾”的反叛行動,產生的連鎖效應往往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也因此意外地打開了女性前所未有的異度空間。這完全有悖於“三思而行”的行為準則,但對於邁開自由第一步的女性來說,卻是爆破性的人生武器。

蕭紅到北平與表哥會合,她絕不會想到,這個表哥錢花完了之後,竟然拋下她一個人逃回了老家。隨後的生活就亂了套:蕭紅回家,又逃跑,在哈爾濱與當初拒絕的結婚物件汪恩甲同居,身懷六甲時汪恩甲不知去向,認識蕭軍,分道揚鑣,與端木蕻良結婚,流亡香港……她始終輾轉在不同的男人之中,情感生活可以說是顛沛流離。這樣的故事,放到一個平凡女子身上,那是多麼的不堪,如同一朵被扯碎的花兒,一瓣一瓣飄落在冰涼的流水中,最後無影無蹤。但這不是蕭紅的軌道,她飄零,她痛苦,她屢屢陷入絕境,然而一切都在苦痛中變成了藝術的獨特,變為人間不可替代的精神之果——因為她寫作,她生活上源源不斷的變化,不斷地推動著她的文學激情,使她在現實的苦難之外,開啟一片又一片精神的重生之地。可以說,文學是蕭紅“乘風破浪”的生命之本,離開了文學的創造,她將一無所有。她的生活起伏跌宕,一切都在變,唯一不變的是她對文學的堅持,持續不斷地用寫作來支撐自己人生。從世俗的角度看,她過得不倫不類,這不倫不類給她生活帶來很多壓力和破碎,文學給了她溫暖和慰藉。這其實是一個文學的普遍情景:寫作的動力大部分不是幸福,而是刺痛,大部分作家寫東西都是不得不寫,在寫作中感覺到忘我與自由。

那些“乘風破浪”的女性無不重新定義了生命 ——重讀蕭紅與谷崎潤一郎

電影《黃金時代》中的蕭紅

不管是偶然還是必然,蕭紅一踏上文學的道路,所有的生命價值都打開了,她擁有表達世界的天然優勢,小說的畫面感非常好,能夠用一種非常洗練的、高傳達度的文字描寫視覺,不會用主觀的情緒破壞她視覺裡看到的世界。這種傳達不是簡單的再現和描繪,而是飽含著對蒼生的悲憐。這是一個尤為關鍵的要素,她的文字發自內心,但又遠遠超越自我。她絕不沉浸在高度自戀自憐的封閉中,而是把視線投入到平凡女性的生與死,呼喚著整個世界的良知。傑出的作家都有一個偉大之處:關心時代與社會的大問題,以自己的創作劈入現實的堅硬,砸開那些痛苦之源。蕭紅正是在這個富於人性感的歷史基點上,持續寫作,讓自己的人生披荊斬棘,傷痕累累地前行。

從1933年發表第一篇小說《棄兒》到1941年寫完長篇小說《呼蘭河傳》,八年寫了將近100萬字,考慮到她的漂泊狀態,這真是一個奇蹟。這當然離不開蕭紅的天分,她優異的視覺記憶,給了她敏銳活鮮的描寫能力。這種能力在人類原始時代比較普遍,那時候沒有文字,人們靠視覺分辨世界,並且在記憶中分類整理。隨著人類的進化,人類開始更多地用符號、思維、邏輯來梳理世界,原來對影像的記憶能力、凝固能力漸漸變弱了。作家這個群體,特別是女作家,較多地儲存了這種原始能力,能夠以高保鮮度描繪所見所聞,重現栩栩如生的萬物。為什麼有的作家一直在寫,卻寫不出這個世界的豐富度來?因為他們這方面的能力很弱,基本上是靠理念和邏輯寫作,寫出來的文字充滿間接感,沒有觸控世界的溫度,從本質上說,他們並不適合進入文學創作。蕭紅在這方面表現得特別好,她的作品中句子都非常乾脆、直接。她在《呼蘭河傳》中描寫城市,不是從自己的感覺來寫,而是從視覺上層層遞進,從這個小城的全景、中景、近景一步步寫,街道、各種鋪子、城隍廟、各行各業行行色色,然後慢慢地將視角由城市移動到更小的鎮,再移動到一個村,最後放大到人的特寫上。

蕭紅的文學意義對女性文化生存做出了重要的闡釋:她有一種非常好的去觸控世界、感受世界的能力。從創作特質上說,她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了女性獨特的文學創造力。英國女作家伍爾夫在一篇論現代小說的文章裡所講的,男性作家最大的弱點是不擁有時間,時間的細膩度太少。時間需要融化在一些細節裡面,融化在非常複雜的感覺裡面。囿於性別的侷限,男性作家的寫作比較輪廓化,很難滲透到生活的細潤深層。這不是才華的問題,而是性別的限定。但是伍爾夫也講了女性作家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擁有空間,很大一部分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內心感受裡。因此,女作家如何去擁有這個世界無限廣闊的空間?在這個問題上,蕭紅表現出超凡的才具,文學是她最好的舞臺,她痴迷於此,畫出了一個遼闊的藝術空間。

谷崎潤一郎:一切新女性都需對抗“完美的壓力”

谷崎潤一郎(1886—1965)與蕭紅的社會文化背景非常不一樣,他出生在東京,家裡是開米行的,家境還不錯。和蕭紅比起來,他沒有男權社會帶給女性的那種壓力,活得挺自在,還曾到東京大學求學,屬於社會的中上層。把谷崎潤一郎跟蕭紅放在一起來看,立刻可以看到時代性的差異:蕭紅寫的是女性在傳統中的苦難,是貧窮和匱乏,而谷崎潤一郎更多的描寫女性在轉型社會中的精神困境,最典型的作品,是他的長篇小說《細雪》。

那些“乘風破浪”的女性無不重新定義了生命 ——重讀蕭紅與谷崎潤一郎

《細雪》

【日】谷崎潤一郎 著

周逸之 譯

譯林出版社出版

《細雪》裡的蒔岡家四姐妹,父母都去世了。大姐鶴子招了個上門女婿,二姐幸子嫁了一個特別有錢的人,生活無憂。與在傳統生活中相夫教子的兩個姐姐不同,老三雪子和小妹妙子就有很大的問題。雪子接受的是現代教育,上過英語專科學校,是個呼吸著“洋風”的女子,但她的社會理想卻是傳統的,就像她兩個姐姐那樣,年齡大了就想要找一個結婚物件,然後做個有身份的全職太太。《細雪》的主要脈絡,就是雪子的五次相親,相親物件都是40歲以上,妻子死了或者其他各種原因而單身的男人。之所以都是40來歲的男人,原因當然是物質財富已經積累得差不多了,足以讓妻子過傳統的不用工作的生活。

雪子的選擇,也不能說是完全古典的,她還是在尋找自己心儀的人,即使找不到,她還是想在循規蹈矩的“相親”中,找到一個“什麼事情大概都會由我說了算,愛怎麼過就怎麼過”的人,還是想實現一點兒個人的自由。從心理需求上看,她很想得到現代人生的真情,但又想生活在安全穩定的居家女人格局中,將傳統與現代的好處都裝進自己的願望中。這正是轉型社會一部分女性的致命傷:既想擁有走出傳統的新穎生命,又想整個世界如己所願,一路風平浪靜,這種幻想,把自己逼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

雪子的自我對立有時代的根源。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一方面是軍國主義橫行,四處掠奪;另一方面是工業化浪潮一波又一波,社會風向不斷變化,各種品牌、流行時尚走入大眾生活,電影等新型文化激發著人們的消費慾望,年輕人開始講求新鮮活潑的生活內容。雪子作為一個學英語的姑娘,頭腦裡不乏新興的思想觀念,但她的婚姻之路卻還是那麼老舊,這正好概括了相當多年輕女性的精神路徑:心裡裝著千千萬萬的新想法,卻蒼白無力地走向舊生存。谷崎潤一郎用“細雪”這個飄零的意象,痛切寫出了雪子的悲劇:為了“完美”而無可奈何地化為“落櫻”。小說結局,雪子35歲,相親了那麼多次,終於跟一個有11歲女兒、沒什麼正經工作,但是家境很好的男人結婚了。她內心最傷感的是這樁婚姻不是因為愛情走到一起,穿上嫁衣時沉沉地想:如果今天穿嫁衣的人不是我就好了。雪子後來回憶起自己第一次去相親,那時才21歲,十幾年過去,相過那麼多次親,繞了一大圈,卻還是沒有找到自己想嫁的人。

那些“乘風破浪”的女性無不重新定義了生命 ——重讀蕭紅與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

《細雪》寫的不僅是雪子的精神困頓,這也反映了女性普遍存在的矛盾:想走一條新的路,想要獨立、自由、想和精神相通的人在一起生活。但又畏懼艱難,想在傳統的安全中得到庇護。有沒有另外一條路呢?這正是谷崎潤一郎所要表達的重點,集中展現在四姐妹中的小妹妙子身上。妙子幼稚、衝動,情竇初開時跟富家公子奧畑糾纏不清,後來她先後遇到了板倉和三好,感情之路頗為曲折,私奔,未婚先孕,流產……把家裡人折騰得夠嗆,自己卻“談笑風生,妙語連珠”。在雪子看來,這個妹妹實在是太沉淪了,“不知廉恥”。但是,在表面的野性之後,妙子有著一顆自由的心,她與三個姐姐最大的不同,是她不願意歸附在男人的遮護下小鳥依人地活著,她要獨立地開創自己的天地:“她想幹點對社會更有意義的事。從自己的天分、愛好,以及便於掌握技術等條件出發”。她決定學做西服,努力爭取去法國學習,相信自己“進步也一定很快,這樣幹下去,自信將來一定能成為獨立工作者。”為了掌握更多的社會能力,她還去“小衚衕裡藝伎院的樓上”學習舞蹈,完全不顧這是“正經人家的姑娘”絕對不來的地方。大家都不理解她這樣一個“名門閨秀”為什麼一心一意“想賺錢,想做勞動婦女”,只有遠大的歷史理解她,因為歷史只承認實踐,只承認創造性的勞動,而不會幼稚地相信那些聽起來很新潮的宣言。黑格爾和馬克思都為現代生存劃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紅線:一邊是獨立的、勞動的、專業的生命,一邊是依從的、迴圈的、停滯的苟存。妙子的選擇,十分艱難,但具有新女性的決絕和堅毅。

妙子是從傳統女性向往現代轉化時期的代表,非常不完美,叛逆中傷害自己也傷害他人,這是那一代人的宿命。脫離舊時代走向新世界的女性都是不理想的,因為沒有範例,沒有可循之路。完美的標準只能到傳統裡面去找。對於傳統的女性,社會有成熟的規則,生活有成熟的形態,無需思想,遵循那些規則,就顯得完美無缺。而聽從內心的現代女性,始終在摸索中,支零破碎,步步凌亂,成熟都是在漫長的試錯之後,甚至一輩子也不會成熟。谷崎潤一郎的高人之處,恰好是寫出了這種“不完美”之中的美好,寫出了妙子在一地碎片中重構了自己的愛情與事業。她最後和小夥子三好結了婚,沒要家裡的遺產,怕給男方造成壓力和自卑感。她的自由就是選擇不去依附於人,毅然地面向未來生活。這需要很大的力量。無數的現代女性面對這種“不完美”都視為畏途,“完美”的壓力摧毀了大量的人生選擇。這一道關也是一個嚴苛的檢驗,將虛假理想主義與真實的勇敢者區分開來。虛假的理想主義本質上是消費性的,一切要靠外部條件的風調雨順,渴望社會普遍的讚美。一旦需要翻山越嶺披荊斬棘,立刻就敗退下來,甚至還抱怨社會環境的“不理想”。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的“風”在自己心裡,無論面對多大的浪,都能揚帆遠航。

妙子的悲歡從一個東方女性的角度,證明了全世界女性的獨立與發展是一個多麼艱澀的過程。工業革命之前,歐洲普通女性在社會上幾乎找不到任何足以自立的工作,婚姻是人生唯一的選擇。英文中的“Spinster”(大齡未婚女性)一詞可視為一個標誌,它從“紡紗工”一詞演化而來,因為英國16世紀的大齡未婚女性無處可去,只能在家裡沒日沒夜地紡紗,掙得一點兒微薄的收入。局面的改變來自工業革命,大量的紡織廠、初等教育、醫院、城市基礎服務需要“物廉價美”的女性勞動力。在社會需要的大潮流中,1800年後歐洲忽然開始出現鼓勵女性“單身是福”的論調,稱讚單身女性的大量存在為社會勞動儲存了可觀的“後備部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幾百萬女性進入軍工生產,男性們“驚喜”地發現,女性在流水線上的效率甚至超過男性,高度發揮出細緻、耐心、堅韌的“優良品質”。工業革命之後男權社會對女性作為“人力資源”的肯定,當然不是什麼對女性生命價值的讚揚和尊重,更多的是在資本主義“需求與供給”的邏輯中執行,完全符合男性經濟理性中的“需求彈性”。儘管如此,在這樣曲折的歷史軌跡中,女性還是獲得了空前的社會參與,積累了家庭事務之外的人生經驗,並不斷提升政治、道德與文化的自主意識。

那些“乘風破浪”的女性無不重新定義了生命 ——重讀蕭紅與谷崎潤一郎

湯唯在電影《黃金時代》中扮演的蕭紅

眼望“乘風破浪”的當代女性,重新閱讀蕭紅與谷崎潤一郎,不難看到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女性生存的時代主題。從基本生存到精神探尋,文學永遠在提出生命的疑問。法國思想家波伏娃一筆寫出了女性選擇的生與死:“女性為什麼從未要求和男人平等地分享世界?女人目前雖然參與世界事物,但這個世界仍屬於男人。男人對此深信不疑,女人也幾乎沒有任何疑問。不想成為他者,不想成為與男人做交易的女人,這意味著要放棄同男人這個優越等級結盟所帶來的各種好處。因此女人面前有一種誘惑:放棄自由,變成一個放棄獨立的物。這條路很危險,因為一旦踏上這條路,就會被引向被動,走入迷惘和毀滅,被他人的意志支配,其超越將會受挫,其各種價值將會被剝奪。但這條路看上去也容易走,女性可以在這條路上避免獨立的生存所包含的極度緊張。”波伏娃指出的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它日益緊迫地橫亙在今天更多身處轉型時期的青年女性面前。如何選擇?任重道遠

作者: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梁永安

編輯:陸紓文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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