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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說明朝亡於黨爭,黨爭始於萬曆 看了文官所行之事就明白了

  • 由 古代歷史的人和事 發表于 網頁遊戲
  • 2022-01-18
簡介張居正時期大力打擊言官從萬曆十四年開始,朱翊鈞就不再上朝了,自此黨爭逐漸形成

明朝黨錮之爭是什麼意思

導讀:關於明朝滅亡的原因,有著眾多說法,如宦官專權誤國、皇帝懶政,對國家大事置之不理、文官之間結黨營私,只顧爭權奪利,不不管百姓死活。其實這三點之間是有著必然聯絡的,文官權利過大,皇帝想管管不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在不影響自己皇位的情況下,任文官去爭去鬥;但是想要維護皇權,還需要第三者去牽制文官,這就是宦官,這樣就導致了宦官和文官之間,此消彼長,最終保證了皇權穩定。如果要找一個最根本的起始原因,那還是黨爭了。

為何說明朝亡於黨爭,黨爭始於萬曆 看了文官所行之事就明白了

萬曆時期東林黨和三黨相繼形成

明朝的“文官集團”以及文官的權利之大,在古代歷朝歷代中,都是很出名的。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就要拜朱元璋所賜,朱元璋建國後找了個機會取消了丞相職務,後來朱棣又仿造丞相職務的特性,設定了內閣機構,又經過仁宗朱高熾對內閣的改制,使得內閣權力進一步擴大,最終超過了相權。內閣閣臣權利得到擴大,難道就可以在朝堂上指點江山、一呼百應了嗎?非也,仁宗雖然擴大了內閣權力,但還是保留了朱元璋的一個機構設定,就是以言官為主要成員的六部六科。

六部六科是一個小機構,六科主管官員都給事中為正七品,副職左右給事中為從七品,下面辦事的給事中也是從七品。但是這個小機構卻能量極大,六科言官有朱元璋親賜的“封駁”權,他們可以封還皇帝的失宜詔令;也可以駁回六部長官下達的工作指派,不予執行。就是在這一群芝麻大的小官影響下,最終於萬曆時期,朝堂上正式形成了黨派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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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時期大力打擊言官

在言官們看來,如此大的權力不用白不用,於是大家都紛紛把公權作私用,今天看這個閣臣不爽,就上奏章指責一番(實際就是罵幾句出出氣);明天又覺得上司很礙眼,就編個理由上書彈劾一下,就算不能把上級弄下臺,也能踩踩他的威風。而且這些閣臣和六部領導只能打碎了牙往肚裡咽,如果和言官們一般見識,那麼他就離退休不遠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言官大多都不能正確的把職權用到點上,而是把權力當成了整治大臣洩私憤的工具。

到了萬曆時期也是如此,在萬曆前十年,朝政幾乎由張居正一人說了算,這自然是被言官看不順眼的,上書彈劾甚至謾罵張居正時有發生。但張居正是一個鐵桿人物,從來不和言官講道理,他對於言官的處置只有一種形式:先打,打完了或扣工資或撤職。不得不說,效果非常好,經過這樣一來,言官們也都老實了許多。而後在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後,朱翊鈞正式開始執掌朝政,此後兢兢業業當了四年的皇帝,但也僅此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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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時期大力打擊言官

從萬曆十四年開始,朱翊鈞就不再上朝了,自此黨爭逐漸形成。張居正死後,言官們自然又登上了舞臺,因為繼任的內閣首輔申時行,不像張居正那樣勇於鬥爭,所以被言官彈劾是家常便飯。但是好在申時行的靠山強,他曾是朱翊鈞的老師,所以首輔的位置坐的很安穩,不過後來因為“爭國本”事件,在做了九年的首輔後被迫退休。後來繼任首輔的王家屏、王錫爵、趙志皋,皆因為參與了“爭國本”而被言官罵回家。從這四位首輔的任職經歷來看,申時行和王錫爵因為有皇帝這個大靠山,所以首輔做的相對安穩一些;而反觀王家屏和趙志皋,一沒有皇帝關照,二沒有百官擁護,所以在當首輔期間是相當窩囊。繼趙志皋之後,出任內閣首輔一職的是沈一貫,他為了在首輔位置上做的更穩一些,就吸取了王家屏和趙志皋的教訓,雖然沒有皇帝關照,但是找一幫“打手”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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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期間首輔

沈一貫為什麼要找打手呢?因為此時朝堂上已經形成了一股首輔都對付不了的勢力——東林黨。東林黨的前身是顧憲成於萬曆二十二年在無錫創辦的東林書院,當時顧憲成因為和王錫爵叫板,被迫下崗回鄉講學。但因為勇於和首輔鬥爭,而受到官員的仰慕,這些有著相同“志向”的文官就在顧憲成的推動下形成了新勢力東林黨,其主要骨幹是六部、都察院的高階官員。

當沈一貫於萬曆二十九年就任首輔後,為了抗衡東林黨,就組織了以浙江人為主的浙黨。於此同時,以山東人為主的齊黨和以湖廣人為主的楚黨,相繼建立,後來與浙黨合稱為“三黨”,其組成成員就是官小權大的言官和都察院御史。五年後,萬曆三十三年的京察,沈一貫因為“妖書案”被迫退休。繼任首輔的是葉向高,此人也是東林黨一派,加之六年後京察時的負責人是吏部尚書孫丕楊(東林黨),於是三黨成員紛紛下崗。再六年後的京察時期,新任首輔是浙黨的方從哲,而組織京察的官員是吏部尚書鄭繼之(楚黨)、刑部尚書李志(浙黨),這一次又淪落到東林黨成員下崗歇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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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黨和東林黨之間黨同伐異

從這期間內閣首輔的人選和組織京察的官員來看,東林黨和三黨是風水輪流轉,你方唱罷我登場。由此也能看出,朱翊鈞對官員之間的結黨營私是瞭如指掌的,但他非但不管,反而推動他們之間的鬥爭,防止其中一方勢力一家獨大,從而影響自己的皇權。在三黨和東林黨爭權奪利期間,百姓生活自由而放縱,由明初的百姓不得擅自離開居住地,到萬曆時期變成了百姓四處遊走,毫無約束。這樣雖然對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但是對地方治安卻造成了嚴重危害。另一方面,官員們只顧自己的官位而不顧民生國計,當時農民的稅收已不堪負重,而且賑災處理上也不到位。所以萬曆中後期流民現象十分嚴重,農民起義更是不斷髮生。

萬曆四十八年,朱翊鈞駕崩,其子朱常洛在東林黨的扶持下繼任帝位,因此東林黨在對陣三黨的鬥爭中,獲得全面勝利。這一次東林黨對三黨成員是毫不留情,勢要做到寸草不生,被逼無奈之下,三黨成員紛紛投靠閹黨。在朱由校繼任後,閹黨在皇帝的默許下和原三黨成員的幫助下,徹底剷除了東林黨,全面接管朝政大權,自此明朝文官之間的黨爭暫時宣告結束。

為何說明朝亡於黨爭,黨爭始於萬曆 看了文官所行之事就明白了

天啟時期閹黨坐收黨爭漁利

明朝的黨爭是源於文官之間為了維護自己群體的利益而形成的,但是也與朱翊鈞的放任不管脫不了干係。在此期間,文官斗的你死我活,農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從而進一步縮短了明朝滅亡時間,因此可以說是明朝亡於黨爭、黨爭始於萬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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