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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達和雅典

簡介然而斯巴達人的“農本”社會,以及雅典人的“商本”社會,對世界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僅僅在於軍事層面

奇蹟王朝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斯巴達和雅典

第七節斯巴達和雅典在經濟及政治制度上的差異

多利安人的農業屬性

相比那些在色雷斯、馬其頓地區就被迫向西部山地遷徙的部族,遷入與希臘半島核心地區相鄰的品都斯山脈中南部山區的部族要幸運的多。

儘管整體環境更為惡劣,地緣位置也使得這半島西南地區的海岸線,無法成為愛琴海貿易的直接受益者,但與塞薩利一阿提卡一一伯羅奔尼撒三大核心區相鄰的位置,使得這一被稱之為“伊庇魯斯”的,希臘半島西部沿海山地,最終成為了希臘的一部分。也正是基於這一地緣優勢,在其它三個古希臘語部落發展成邁錫尼文明時,還在伊庇魯斯地區從事農牧生活(以牧為主)的多利亞人,才有機會成為第一個入侵“希臘”的蠻族,並有幸洗白成為希臘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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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前面我們也說了,多利亞人的入侵,更多帶有保守的農業文化色彩。就人類的遷徙的擴張動因來說,很大程度是因為人口的壓力。

由於可供開發的土地有限,希臘半島上糧食與人口之間的矛盾比大河文明地區更為尖銳。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遵循叢林法則,向周邊地區發動戰爭(比如在搶奪其它城邦的收成),直接掠奪額外補給;另一種則是透過貿易手段,交換得到其它地區的糧食,進而在掌控商業渠道的情況下,純粹充當“商人”(而不是生產者)獲得更大的商業利益。

對於以雅典為首的邁錫尼文明繼承者來說,後一種方法是他們強大的根本;而對於在曾經山區堅守畜牧經濟的多利安人來說,接收邁錫尼文明中的農業成分,已經是一個質的飛躍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多利安系城邦就不會有貿易利益產生,雅典和它的盟友,就沒人種地了。任何事物的定性都是相對的,就像我們說華夏文明的本質是農業文明的同時,也不會認為這一文明中,就沒有商人的立足之地一樣。

只不過,就海外貿易這一點來說,斯巴達及其盟友們,總歸是競爭不過那些在邁錫尼文明時期,就已經把重心放在海琴海上的伊奧尼亞、愛奧里斯人的。為了對抗這些東部的愛琴海城邦同盟,斯巴達人唯有把他們在將陸地上的優勢,發揮到極致。

農本與商本對社會結構的影響

很顯然,更注重土地產出的斯巴達人,會將陸的軍事力量,視為其根本;出於保護海上利益的原因,雅典人的側重點,自然是在海軍了。

然而斯巴達人的“農本”社會,以及雅典人的“商本”社會,對世界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僅僅在於軍事層面。

相比之下,我們會更熟悉,對土地依附性更強的“農本”社會,這也是大多數古典文明,所產生的基礎。這一地緣經濟基礎,對整個社會結構所造成的影響,就是重管理,輕平衡。

在一個穩定的農業社會,土地和權力很容易像金字塔那樣,呈現向上集中的趨勢。就經濟層面上來說,你並不感覺到,將權力向下分散,會比集中管理產生更大的效益。具體到古典時期的政治結構層面,就是產生中央集權制,並在大多數時候,體現為君主專制。

至於雅典人立足海洋的“商本”社會,所走的就是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了。一方面由於海洋比陸地更具有開放性(你只要有海岸線,就都能打通貿易線),正常貿易所必須的“契約”精神,也在海洋貿易中得到的強化,並最終成為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商業社會的開放性,也是每一個個體的經濟潛力變大(不像土地的產出,那麼有預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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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一個人在商業社會中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要大於農業社會。重商主義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最終在雅典的政治結構上得到了體現。

公元前8~7世紀,雅典建立了貴族層面的民主體系,並且在公元前6世紀初,將政治權力擴大到整個公民層面。農本與商本的差異,對一個社會體系的建立,影響的層面是多方面的。

理解這些對於今天的我們,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比如說何謂“法制”問題。經常會看到一些朋友,拿秦人的嚴刑酷法,來證明中國早在兩幹多年前,就成為過“法制社會”。事實上,法家所建立的這一思想體系,並不是真正的法治,最起碼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制”。

在一個封閉的農本社會中,能夠維持社會穩定的“管理”思想,優先順序是要高於“公平”原則的。也正因為如此,古漢語中才會有“律法”一說(律在前,法在後)。相反,在一個商本社會中,貿易雙方所擁有的平等選擇權,會使得公平原則成為“法”的核心。

所以現在我們將古人的“律法”,改稱為“法律”也正是適應社會轉型的需要。而這一轉型實際上也與中國社會依託重商主義,融入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大地緣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希臘文明對後世的響每有一種體系是能夠

適用於每片土地,每一個時代的。

即使在兩千多年前的希臘

半島,也有雅典與斯巴達之爭。不過雅典人在

2000多年前所經歷的這一切,對西歐社會擺脫文明倒退的中世紀時代,的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地緣角度看,文藝利益的起源地一一義大利,同樣是一個城邦林立的半島。只是立足地中海貿易的義大利人,所承接的產品(來自整個地中海以東的世界)和市場(西歐),比以愛琴海為核心區的古希臘人,更多更大罷了。

在東羅馬帝國崩潰後,那些因避難而被帶入亞平寧半島的古希臘、羅馬典籍,讓站在西歐前沿的義大利人突然發現,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希臘人,已經在同樣的地緣基礎上,為他們指明瞭發展的方向(所以才有了“文藝復興”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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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亞平寧半島雖然為古希臘文明的“復興”,點燃了火種,卻並沒有成為歐洲文明覆興的領導者。因為當整個西歐為了擺脫穆斯林的貿易制約,以大西洋為起點進入“大航海時代”後,在這二者之間起到中介作用的亞平寧半島,就不可避免的被邊緣化了。

不過就地緣基礎來說,古希臘文明所遺留下來的這些,基於海洋貿易而發展出的文明因子,依然適用於這個新世界(海洋貿易平臺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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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為如此,在跨越2000多年後古希臘文明成為西方社會的文化源頭。至於完全立足“農本”社會而發展起來的華夏文明,即使不願意在文化上接受這一體系,但實用主義至上的中央之國,最起碼不會在技術面上,排斥其中有利於完善社會結構,促進經濟發展的因子。

雖然商本社會的開放性,使之在社會、文化、經濟層面會顯得更有活力,但實際上,商本社會並不能孤立存在。商業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甚至誰掌控貿易主導權,就能獲得最多的經濟利益。

然而商業活動本身不可能取代那些直接生產出物資的經濟行為比如農業、工業)。簡單點說,要是古希臘人周邊沒有其它板塊為他們提供產品,他們也沒有辦法成就商業文明。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世界,由於工業化的原因,在經濟基礎上已經發生了變化,但農本與商本之間的博弈依然在上演。這一變化在於:製造業取代了農業,成為了整個人類經濟的基石;而升級為純粹貨幣貿易的商業一﹣“金融業”,則成為了新“商本社會”的經濟主線。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可以被視作新世界的“雅典”;沿著這一思路,中國自然是斯巴達的對應選項了。不過說到農本社會,遠在東亞的中央之國,要

遠比簡單用種族隔離、軍事化手段增強競爭力

的斯巴達成熟的多,一定要對比的話,我們後面將重點解讀的羅馬帝國,會更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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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羅馬,誰是希臘,這個問題可以留給大家自己思考。這裡所重要解讀的,更多是大家平時所注意不到那些地緣背景。從地緣背景上看,在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希臘城邦,所發展出的商業文明中,希臘半島地理結構所造成的影響,並不是最重要的。

整個愛琴海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地緣位置,才是古希臘文明成為異類的基礎。將古希臘文明稱之為,包含克里特、邁錫尼時代的“愛琴文明”會更為合適。今天我們所理解的古希臘文明,對應的其實只是雅典人所開創的文明體系了。

代表希臘半島的大陸性的斯巴達人,除了在軍事上面體現出來的勇氣以外,基本沒有被認可的東西。

雅典人和斯巴達人,肯定不知道他們能夠給後世造成那麼大的影響。他們在當時所關注的,更多是相互之間的爭鬥。然而即使在2000多年前,希臘人所面對的世界也並不僅僅只有希臘半島和愛琴海。很快,雅典和斯巴達兩大體系所組成的希臘世界,就將面臨真正的挑戰了。

與700年前一樣(特洛伊),這一次的挑戰同樣來自愛琴海的對岸一小亞細亞半島。只不過,希臘人這回所面臨的,並不只僅是一個愛琴海貿易的競爭者,而是一個體量巨大的大陸強國一一波斯。至於希臘人能不能挺過去,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地緣博弈中,雅典和斯巴達誰起的作用又

更大,我們接著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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