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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階級是北魏社會的統治階級，他們控制著國家、軍隊和稅收，佔有大量土地和財富，運用經濟、法律制度，驅迫廣大自耕農、依附農民和奴婢等勞動人民，在農業、商業、手工業諸領域為他們創造財富，使他們在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都成為一個優裕的，享有特權的，靠剝削他人勞動生存的階級。

然而，地主階級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其內部又相當複雜，根據社會地位與享受特權的差別來看，他們中間，既有高高在上的皇帝、宗室諸王、鮮漢勳貴，又有廣泛存在、影響巨大計程車族地主、僧侶地主和豪強地主。雖然他們同屬於一個階級，但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卻分屬於不同的社會等級。

北魏是中央集權制政權。皇帝作為該政權和拓跋貴族總代表，自然而然地是北魏社會最高等級，這個等級具有其他等級沒有的特殊性，即只有皇帝和他的家庭，再不允許任何人和任何家庭與他並列。他是名義上全國土地的所有者，也直接控制著許多面積很大的苑囿，由少府管理。

在北魏前期，皇帝家庭還直接經營工商業和農業，例如《南齊書·魏虜傳》記載：在北魏皇宮內，有奴婢一千餘人，專門織綾錦販賣和潔酒；另外還“養豬羊，牧牛馬，種菜逐利”。《魏書·高允傳》也說：拓跋燾的太子拓跋晃，也曾營立田園，畜養禽畜，釀酒販運，與民爭利。

不過到北魏中期以後，經過封建化的艱難過程，北魏皇帝已同兩漢、魏晉的皇帝一樣，不再直接經營農業和工商業。因為有少府的收入、龐大的稅收和貢品，皇帝是全國最大的地主和富翁，掌握著全國的最高政權、兵權、法律制定權和刑事仲裁權，權力至高無上，社會地位唯我獨尊，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

皇帝之下，社會地位最尊貴者，便是宗室諸王和鮮卑勳貴。他們有僅次於皇帝的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世襲王爵或公爵，可以輕易取得高官厚祿，參與最高決策，是北魏政權的核心人物。北魏前期，他們在掠奪戰爭中獲得大量的奴婢，牛馬和財物，佔有大量良田。

孝文帝時期，封爵由虛封轉變為實封后，他們往往被封為開國郡公或開國縣公，享有數百戶至數千戶的食邑，首先從經濟上、政治上保障了他們高貴的社會地位。在法律方面，他們也享有其他地主階層沒有的特權。他們還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雄厚資產，透過從事工商業或其他途徑，攫取更多利潤。

如咸陽王元禧，食邑三千戶，官為侍中、太尉，已有國秩、職俸、親恤三大經濟來源，仍不滿足。“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遍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有的甚至利用職權賣官鬻爵，做無本交易，如河間公元德之子元暉，任吏部尚書時，“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

因此當時天下人譏稱吏部為“市曹”。還有的是貪汙受賄，勒索百姓，如廣陽王元淵，出任恆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恆”。甚至有的乾脆以詐騙搶劫的變相方式，以官作盜，來增值資產。如京兆王元逞，任涼州刺史後，“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雲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透過這種種手段，宗室諸王和鮮卑勳官在經濟上更為富有。

王公地主和鮮卑勳功地主在生活上也是極其腐朽的。尤其是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環境的改變，拓跋王公勳貴完全拋棄了原先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陶醉於物質享受和奢侈生活之中。《洛陽伽藍記》說：“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競誇。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僅諸王勳貴私有的姬妾，每人名下，都有數十數百。河間王元琛。

咸陽王元禧，已有姬妾數十，猶不滿足。這種“猶不滿足”，就深刻反映出這些政治暴發戶貪得無厭，不顧後果的群體心態，以致出現了在生活上爭奢鬥富，追求不已的社會現象。史稱“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如高陽王元雍，“一日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河間王元琛最為豪首，不遠萬里，從波斯、西域等地購回名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金為鎖環”。

他還常會集宗室、陳示寶器，顯露富有，有“金瓶銀甕十餘口，甌檠盤合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缽、瑪瑙盃、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其他珍寶和精巧的絲錦織品還不計其數。他竟然對章武王元融說：“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典型地表明瞭拓跋王室和軍功貴族地主在生活方面的腐朽，比西晉的貴族地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前文已說，這些宗室諸王和鮮卑勳貴是北魏政權中的核心集團。這個集團素質如何，決定著北魏政權的安危和命運。北魏後期，這個集團趨向腐化，從日常生活開始，推及政治生活，北魏後期政治腐敗不堪，國家動盪不安，不能否認與該集團的嚴重腐敗有著密切的關係。

參考資料：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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