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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宋朝是近代的前夜,來來來看看宋朝與近代到底有多遠?
- 2023-01-26
宋代為什麼被稱為中國的近代
導讀
:在討論變法時,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
士大夫誠多不悅
,然於百姓何所不便?”三朝老臣
文彥博
(1006—1097年)露骨地說:“
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
晏殊(991—1055年),十四歲以神童入試,賜同進士出身,滿滿的富貴閒愁
宋朝社會經濟型態已具
十八世紀歐洲產業革命發生
的條件,今日所瞭解
產業近代化的要素
均行成立。諸如:
1。
貨幣
已非中世社會的集中於特定富豪收藏,而是流暢流通;
2。
分工發達與科學技術進步
的基礎上,刺激產業界景氣,各地域間以
產品相互競爭
而品質向上,生產力強化;
3。
燃料革命
煤的使用普及,金屬品生產激增;
4。
交通網開拓, 商品廣範圍自由流通,
國內貿易盛行, 物資大量輸出實現;
5。
經濟都市
抬頭, 都市中商工業活潑。
如上,莫不立於
歐洲產業革命前夕的同一狀態
。然而,
產業革命不能於宋朝或其以後的中國發生,為什麼?
乃是值得探討, 而且頗有興味的問題。
汴京宣德樓前演象圖
宋朝以來君主權力集中化與絕對化
,向被評估為妨礙中國現代化的阻力,但
十八世紀歐洲正復相同
,所以原因不能從政治的理由推斷,而
仍在社會、 經濟本體
。換言之,宋朝所形成如此的中國近代社會與其文化,
存有其自身的限界
,才是再發展的阻礙力。加以鑑別, 便是:
第一,工業機械化以
勞動節約
與具有其必要的感覺為前提,
中國卻是低廉的勞動力綽然有餘
。工業雖具低度勞動力充分提供的有利環境,自
無庸追求機械化的再進步科學理論
,追求的需要也從基本上不成立。
第二,社會, 文化前導者的
士大夫
, 自成
學優則仕的君主權力烘托者
專業層面,而
遊離了立腳所自,包括農、 工、 商的 “民”, 滿足於其政治, 經濟優位,本質已係保守的
。也以
士、 民相通又對立
的意識矛盾,
士之於民, 只是消極的保護
,失卻了積極的一體進取立場,抑且, 倒反形成反動力量。
柳永寫下了大發牢騷的《鶴沖天》,宋仁宗臨軒發榜時,御筆一揮,劃掉了他的名字,並說道:“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隨後就一頭扎進青樓,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
第三,較之近代初期
歐洲諸都市
,
市民強烈的政治要求,不惜對封建諸侯或專制君主訴之武力的情態
,宋朝儘管都市發達,
市民自身的政治慾望便低
,於政治上呈現為無力,乃大相徑庭。
為何有此差別的原因不易確切判明, 或者傳統強固的重農卑商社會觀念, 即使宋朝商工業自由化時代仍然牢不可破, 為具有關係。所以
商工業資本家雖持經濟勢力,也僅求生活上享受優裕,政治上缺乏自覺,“行” “作” 從未組織, 也從未設想組織自己的政治權力
, 因之也不易領導市民發展為獨立的、推動社會轉變的巨大力量。
宋代士大夫聚會
第四,中國
法律、保障人民權利的私法從不發達, 也從未被重視
, 對市民社會層面的不易育成,又是一大原因。 法源的以唐律為典範, 以後朝代且已固定化。
宋朝迎接近代新社會而仍尊重法律舊習慣,其保守性抑且停滯性,終於扼殺市民層的成長
。
尤其重要的,宋朝覆亡, 曆元朝而
明朝經濟政策一百八十度轉變
,
政治因素於此階段產生決定性作用
,又回覆到
抑末 (商) 厚本 (農)
的立場,重建儒家傳統思想“
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政治道德權威。
限制大資本過份累積,自由經濟的發展蒙受大打擊,停滯性明朗化
, 而再經清朝蹈襲此一軌跡,歐洲產業革命乃永無機會移來中國實現。
在
政治與思想文化
領域,宋朝成為
士大夫政治的黃金時代
,
唐宋八大家
中有六位均來自宋朝,更把詞這一文學樣式推至巔峰,以
王安石“荊公新學”
、
張載“橫渠四句”
、
朱熹理學
與
陸九淵心學
爭鳴的“
鵝湖之會
”為代表的
新儒學思潮
對後世影響深遠。
鵝湖之會
相傳,宋太祖
趙匡胤
曾在太廟裡立下誓碑,令後繼子孫當皇帝的,
不得濫殺士大夫和言事之官
。有關誓碑的記載雖然不足,但其中體現的
治國理念確實被宋太祖的繼承者們所遵循
。
文官群體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
,出現了後人津津樂道的“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局面。
宋仁宗
朝科舉入仕的青年才俊如
韓琦、富弼、歐陽修、包拯、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蘇轍、曾鞏
等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構成了一道閃亮的風景線。連一向
自視甚高
的
乾隆帝
面對
宋仁宗
的文治也不得不服氣。
在周邊
強鄰環伺
的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高度發展具有
更為現實的意義
,它有助於
增強中原王朝的正統性和文化的凝聚力
,以
利用文化傳統的優越地位來跟強鄰作持久的抗衡
。
宋真宗
時期自
我誇耀式的封禪活動
已表現出了這種衝動,自宋仁宗以後則轉化為士大夫更為熱誠的
對古典傳統的復興工作
,它對宋代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宋朝“養閒人”的政策,自然導致了宋朝官場的臃腫、腐敗,宋仁宗時,有人作詩諷刺道:“綠水紅蓮客,青衫白髮精。過廳無一事,咳嗽兩三聲。”
在光鮮亮麗的
士大夫政治
背後,即使是
范仲淹、王安石
這樣
品行端正、學富五車
計程車大夫在政壇上都暴露出自身
難以克服的弱點
,例如:
言論強於行動,目標重於手段,意氣多於理智
;
自負固執,我行我素
,無形中得罪了同僚;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易於結黨,不避嫌疑
,結果授人以柄,也招來皇帝的猜忌;
開始以朋黨自任,最終以朋黨相爭,是非混淆,敵我不分
,儘管一心想剷除小人,卻最容易被小人所誤。
同時,其
對統治階級自身包括君主專制的深刻批評
不及明清
,甚至
不及兩漢,也
顯示了其政治思想的
保守性
。在討論變法時,
宋神宗
說“
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
”
文彥博
露骨地說:“
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
仲長統(179—220年),東漢末年哲學家、政論家,著有《昌言》
先秦儒家就有顯著的民本思想。兩漢時期
賈誼、司馬遷、班固、仲長
統
等都有過
對封建統治虐民殘民、奢侈無度的憤怒譴責
。
漢朝崩裂為
三國前夕
,
仲長統
猛烈抨擊統治者的享樂腐化: “
豪人之室, 連棟數百
, 膏田滿野。
奴婢千群, 徒附萬計
。 船車賈販, 周於四方。 廢居積貯, 滿於都城。 琦賂寶貨, 巨室不能容; 馬牛羊豕, 山谷不能受。
妖童美妾, 填乎綺室; 倡謳伎樂, 列乎深堂
。 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 清醇之酎, 敗而不可飲。”
“
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上之家,侍妾數百。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戶室輸其血氣
。耳聽淫聲,目樂邪色;宴內不出,遊外不返。”
進入
清代
,更一再爆發出
對君主專制的強烈抗議
。先是
清初進步學者
,由於他們經歷了 “
天崩地解”
的大事變,
目睹明朝的腐朽統治導致了亡國慘劇
,因而更加深切地認識專制統治的罪惡。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便是討伐封建專制的檄文,
把批判鋒芒直接指向專制君主
, 揭露其 “
屠毒天下之肝腦, 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
”, “
敲剝天下之骨髓, 離散天下之子女, 以奉我一人之淫樂
”。黃宗羲還大膽提出
“君民共治” 和 “是非決於學校”
的主張。 這些具有
民主思想
的言論, 正是衰老的封建社會終將崩潰的預告, 近代社會隨之將要來臨的先聲。
儘管
乾嘉時期
考史盛行,而
趙翼
撰
《廿二史劄記》
, 卻能
以大量材料揭露歷代皇帝昏庸、 專制、 嗜殺、 淫樂等罪惡
。嘉慶、 道光年間的
龔自珍、 魏源
發揚了黃宗羲的反君主專制思想。
龔自珍
指斥封建皇帝是 “
霸天下之氏
”, 對眾人 “
震盪摧鋤
”, 以肆其淫威。他
分析專制政治腐敗的根源, 在於 “天下無鉅細, 一束之於不可破之例”, “約束之, 羈縻之”
,
有如將活人放在獨木之上, 用長繩捆綁起來
, “俾四肢不可以屈伸, 則雖甚癢且甚痛, 而亦冥心息慮以置之”。 所以他呼籲廢除專制解救社會的災難, “救今日束縛之病!”
郭靖鎮守的襄陽就是被它給打下來
宋朝
科技高度發達
,中外學者大都認可這一點。然而
宋朝末期
在
火器
這一
關鍵領域
已然落後了!
中國
火藥
在何等情況下傳向西方,議論頗多。從十三世紀中期,
阿拉伯語
藥物書寫本的最早知曉硝石,而付以 “
中國雪
” 名詞的事實, 又成立為火藥知識自中國傳入
原全不存在火藥的西方世界
,系經
由回教諸國再轉輸歐洲
此一過程設定的有力資料。
很快西方火器領域對中國發生技術倒流反影響。
忽必烈
在奪得汗位、鞏固權力之後,又發起了新一輪滅宋戰爭。他接受南宋降將
劉整
的建議,把
襄陽和樊城
作為主攻目標,於1267 年開始圍攻。然而
屢攻不下
。 1273 年, 元軍利用
回教技術家
所設計監製的
襄陽炮
,一名
回回炮
,
攻陷襄陽。襄樊保衛戰失敗後,南宋大勢已去。元朝君臣已經發出“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的豪言。
。襄樊保衛戰失敗後,南宋大勢已去
此後,中國火器效能卻始終停滯在傳統階段,全無進步,
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
葡萄牙人領先,西洋人開始渡來中國時所攜帶火器威力,比較之下, 中國明顯已落後甚遠。
從以上
明朝中期
觀之,宋朝社會雖然高度發達,但其
。
姚著中國史 姚大中 著 華夏出版社
士人風骨凸顯,工匠精神鵰琢,民國大家遺風。
“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註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姚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