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有能力把複雜的生產和再生產活動分拆為比較簡單的明確操作，由不同的個人當作臨時或長期的工作去完成。許多個體的專門作業，透過有組織的合作聯合起來，構成有效的整體作業。

分工衍生的核心問題

是

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以及是誰擔起整體演化的責任。

資本在其歷史上掌控了分工作業，大幅加以改造以追求資本自身的目的。

在資本控制的世界裡，分工方式總是處於革故鼎新的過程中

。

因此，

和技術演化與人的矛盾一樣

，

分工的矛盾

也是

“變動的矛盾”。

資本的

首要目的是維持競爭優勢和

盈利

能力

，

這與改善

人的

工作和生活質量無關，與增進人類福祉的大目標完全無關。

而

現實中人的

工作和生活質量

的

根本改善

也

只是一種連帶效應，

更有效率的分工方式促成日益便宜的商品產量大增，總要有人以某種方式消費它們，生產出來的價值才能實現

；

又或者是倔強和不滿的群體提出政治要求、施加政治壓力的結果。另一方面，不

可忽視的是

這種運作的許多連帶損害

，

例如環境遭受的破壞。分工之中的矛盾多不勝數。

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之間

是

有差異

的

。技術分工是指複雜的一連串作業中，理論上人人都可以做的個別工作；社會分工則是指受過足夠的訓練或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才可以做的專門工作，例如醫生、

律師

、

軟體程式設計師

等

。現行的分工和定義方式除了取決於技術專長外，社會、文化和人際技巧以及自我表達，是同樣重要的標準。

在此之外，還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區分方式，例如出於自然或文化；城市與鄉村；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社會整體分工與一家公司內部的具體分工；藍領與白領；技術與非技術；生產與非生產；家庭勞動與受薪勞動；以及象徵與實質等。產業也有級別之分：第一級是農業、林業、漁業和礦業

；

第二級是工業和製造業

；

第三級是服務業、金融保險業和房地產業以及某些人認為屬第四級、越來越重要的文化和知識產業。

上述

區分和對立如果造成緊張和敵對關係，便可能加劇成為矛盾。

而

這些二元論（

dualism）只是粗糙的區分，

它們

錯綜複雜

的

交匯

並

混合了技術和社會考量，往往造成混淆和誤導。站在資本的立場，勞動市場區塊化、碎片化和內部競爭激烈

是

至關重要

的

，因為這可以阻礙形成一致和統一的工會組織。資本家可以刻意採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對付勞動者

，

例如透過煽動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

，

促使各社會群體為了追逐較有利的工作地位而激烈競爭，成了資本剝奪勞動者的整體權力，更有力和全面控制勞動市場和工作場所的一種主要手段。典型的工會組織方式是在各行業分別成立工會，而不是成立某地區的跨行業工會。這種組織方式也妨礙勞動者統一行動。

資本體制當中圍繞著技能、技能規格及其酬勞的整體階級鬥爭歷史，是迄今未曾從批判的角度好好撰寫的最重要歷史之一。

資本作為原始積累首要形式，發現它必須控制工業生產中的勞動過程。

此時資本發現，各行業之中有根深蒂固的分工方式和技能結構，十分依賴工匠。勞動者可以在

“屠夫、麵包師和燭臺製造師”這樣的職業中磨鍊技能，希望他日掌握技能，贏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歐洲人多數務農（自耕農或無土地的農工），或是替王室、擁有土地的貴族和商業資本家服務（主要是當家政傭工和侍從）。這種服務有其自身的人際、家政和社會政治技能要求。城鎮裡的工匠從事各種職業，當中有些受公會和學徒制度規管。公會制度壟斷了專門技術能力的供給。木工透過木匠公會學會如何使用他們的工具，寶石工匠、鐘錶匠、鍊鐵師、織布工、鐵匠、掛毯師、鞋匠、釘子和槍炮製造者也都是這樣。藉助社團式公會組織，一群群的勞動者可以得到和維持較高的社會地位，並且替自己的工作爭取到較高的酬勞。 在此情況下，勞動者壟斷對生產條件和勞動過程的控制權。

資本顯然必須與勞動者爭奪這種權力

。

資本在兩條戰線作戰。

首先，資本逐漸把它對私有財產的壟斷權擴充套件到生產工具上，令勞動者失去在資本的監督和控制以外自我再生產的工具

。如此一來，資本家便可以召集許多型別的工匠，指揮他們從事

集體勞動

，生產從釘子、蒸汽機到火車頭等各種物品。雖然個別作業的狹義技術基礎和相關技能並未大幅改變，

分工合作的組織方式集合多種不同作業，促成效率和生產力的大幅提升

。

市場上的商品成本快速下跌，在競爭上壓倒傳統的工匠生產方式

。

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不但廣泛分析這種分工方式，還熱烈讚美它

：

資本家藉助企業內部的

“精細分工”，利用工人不同的技能和才幹，提升整體生產力和贏利能力

；

企業之間和產業之間普遍的社會分工，也產生類似效果。社會分工的協調機制，不再是個別資本家根據理性設計原則組織合作活動，而是一種比較混亂和無政府的協調方式

——市場中波動不定的價格訊號

——

自由

市場

經濟

的無形之手

——

成為不同企業和產業定量理性（

quantitatively rational）生產分工的關鍵決定因素。

但

市場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將不斷擾亂價格的均衡狀態，而這將令社會分工變得不穩定，

並

不時引發危機。

直到今天，許多理論家和政策制定者仍錯誤地深信

“效率市場假說”，深信市場不但能有效地協調生產活動，還能協調好金融活動

。

但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中

，

金融市場體系失靈了

。

對勞動者潛在壟斷權力的另一種攻擊，則是源自資本家驅使的技術變革，這種攻擊的影響更加深遠。技術變革多數是以削弱勞動者在工作場所和勞動市場的權力為直接或間接目標。

技術變革始終偏向損害勞動者的利益，尤其偏向損害勞動者藉由掌握罕見和可獨佔的技能而取得的那種權力。新技術往往要求重新界定技能，某些勞動者可能因此獲得優勢。

資本想做的，不是消滅技能本身，而是消滅可獨佔的技能。

新技能（例如計算機程式設計）變得重要時，資本想做的不是消滅這種技能（程式設計這種技能最終

將被

人工智慧消滅），而是透過大量提供培訓機會，防止這種技能被某些勞動者獨佔。掌握程式設計技能的勞動者從相對稀缺變成非常充足，這種技能便失去其獨佔性，而資本僱用這種勞動者的成本也將大幅降低。計算機程式設計師供給非常充裕時，資本家將樂於視其為他們僱用的一種技術工人，甚至願意支付較高的薪酬

（相對於社會平均水平而言），而且在工作場所給予較多尊重。

技術在其自發動力驅使下，演化出越來越複雜的形態，分工方式也快速增加，而且經歷性質上的轉變。這不是簡單的線性演化，部分原因在於階級鬥爭的動力也牽涉其中，雖然這種鬥爭通常是資本佔優勢。例如在

20世紀20年代，美國鋼鐵業有很多種專業技能，但隨後大幅減少，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國會立法成立全國勞動者關係委員會之後；該委員會的權力，包括解決有關特定行業之中，哪些技能可以做哪些工作的跨管轄區爭端。當代鋼鐵業的技能組合比以前精簡得多。另一方面，某些行業（例如醫療、銀行和金融）中的專業工作激增，而與電子和計算機化有關的全新領域出現，也衍生大量的各種新職業和工作規格。近年來，國家監管機構（例如美國的食品藥品管理局、金融監理局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等）之中的專業工作，也出現驚人的增長。

精細分工和社會分工快速擴充套件，複雜性也暴增，這已經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

這種演化並不是整體的有意識設計和決策的結果

，

而是與技術和組織變革同時發生。儘管某些產業的工作規格顯著簡化，而且某些職業遭到時代淘汰，分工仍出現上述演化。受這些方法影響，勞動生產力大增，生產活動的產量和產品種類也大幅增長。此外，各經濟體的相

互

依賴程度也因此日益加深，影響的群體的規模越來越大，涉及的地域範圍越來越廣

——

國際分工現象也

日益顯著

。這意味著社會分工當中的協調問題日益明顯，而且波動的市場訊號

摻雜著地緣政治

、

貿易爭端

、

意識形態

、

民粹主義等諸多因素

越來越有可能造成層層擴大的亂局。

在

很多

生產領域，藉助命令、控制和商品供應鏈中的契約供應關係協調生產，成為比較普遍的做法

——

企業明確指定需要哪些投入要素（例如汽車製造業需要引擎、零件、輪胎、擋風玻璃和電子裝置等），然後把這些要素的供給外包給市場上的廠商。但是，個別作業日趨簡單、協調工作日趨複雜，結果便是失敗和產生意外後果的風險不斷增加。這促成一層全新的分工，產生大量新職業，涉及物流、法律、金融、營銷、廣告和其他商業服務。安全問題（從航空到醫藥到食品等）也變得比較迫切，各種活動的監控和質量控制手段也是如此。經濟中的分工迅速發展，而與此同時，監管和行政權力的官僚分工也迅速發展

——不但發生在典型的國家機器中，也發生在許多機構（例如醫院、大學和學校系統）內部。整體而言，分工在最近半個世紀經歷

巨大

蛻變

，

分工日趨複雜，涉及的地理範圍大幅擴大，協調問題出現性質上的驟變。國家監控和官僚職權大增，加上公民社會的組織形式廣泛改變，造成更多問題。許多勞動和權力分工方式緊密相連，互相支援，還有一些分工方式則形成某種層級結構

，

越來越受制於

“

專家統治

”。

在資本的歷史中，專家知識向來有其關鍵角色，專家的權力很難挑戰

，

分工當中浮現的專制和層級化特質。近年來，專家的作用可說是經歷驚人的增長，這對我們所處世界的透明度和可辨識度構成嚴

重問題

，

我們全都依賴專家修理我們的計算機、診斷我們的疾病、設計我們的交通系統和保障我們的安全。

從

20世紀70年代

起

，

“新國際分工”興起，各國各有專業（專門生產某些東西），然後藉助貿易互通有無，效率提升而獲益。國際分工受自然因素影響，也受制於社會特徵如勞動力技能、制度安排、政治體制和階級形態以及殖民和新殖民掠奪、地緣政治和軍事力量等殘酷事實。

從

20世紀70年代

起

，國際分工情況經歷了戲劇性變化。西方工業區（

1850年之後資本全球霸權的心臟地帶）遭遇破壞和瓦解。生產資本開始轉移到海外，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和1980年之後驚人崛起的中國大陸，還有墨西哥、孟加拉國、土耳其和世界許多其他地區的工廠，成為新的工廠勞動中心。西方國家大致上去工業化，東方和南半球則成為工業價值生產中心，同時維持初級商品生產者和為工業世界供應資源的傳統角色。這些變化有個奇怪的特徵：工業化以往確實可以提升人均所得，但如今在某些地方（例如孟加拉國）卻傾向於維持普遍貧窮的狀態，而非幫助多數人致富。一些國家因為石油或礦藏等天然資源而變得重要，但也遇到類似問題：它們受“資源詛咒”困擾，租值和權利金遭到精英階層掠奪，大眾則極度貧困（

如

查韋斯掌權之前的委內瑞拉）。西方國家越來越致力於透過發展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加上智慧財產權、文化產品和獨佔企業（例如蘋果、孟山都、大型能源公司和藥廠等）構成日益鞏固的體制，榨取租值。基於知識的活動也變得

更加

重要。隨著上述種種變化的發生，全球經濟中的權力關係和地緣政治形態也出現結構轉變。財富從東方流向西方的趨勢持續約兩個世紀之後情況發生了逆轉，而隨著西方在

2008年金融體系崩潰之後失去大部分動能，中國日益成為全球資本體制最富活力的中心。

財富流動逆轉和地緣政治權力格局改變，顯然衍生出全球衝突風險

。

由於

全球國家體系之中國家權力的地域邏輯（

territorial logic）運作缺乏起碼的自主程度，

衝突的爆發也不是源自

簡單的經濟

矛盾

。例如中東爆發大規模衝突

的

根源在於石油生產的現實情況，在於為了開發石油這種地球上的關鍵資源，而集結在這裡的各種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勢力，而且衝突無疑也將產生巨大的經濟衝擊。

此外，分工日趨複雜造就新的脆弱性。供應鏈當中的小狀況可能造成重大後果。某地區一家關鍵的零部件工廠發生

問題

，可能令其他地區的整個生產系統被迫停工。

這被國際貿易霸權利用制裁另一國家的產業

（

例如美國對中國的高階晶片壟斷

）。

不過，全球分工方式日趨複雜，分工關係擴散到世界各地，遠比以前能有效防止區域性地區的災難釀成悲劇。正是因為全球分工的運作方式，當前沒有發生區域性地

區饑荒

或能源短缺

的技術理由

，

饑荒

和能源短缺

總是社會和政治原因造成的

，

例如當前

歐洲發生的能源短缺是由於歐洲在

俄烏戰爭衝突中成為受美國裹挾的受害者

。

這使我們明白

，

擺脫資本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利益而組織起來的國際分工鏈是

正確的

，

而

以反全球化的名義脫離世界市場則可能是自我毀滅的做法。

資本利用分工而產生的核心矛盾不是一種技術矛盾，而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矛盾

，

是

疏離和

異化。

資本透過組織精細分工和社會分工，無疑在生產力、產出和贏利能力方面取得驚人增長，但代價是資本僱用的勞動力犧牲了他們的精神、情感和身體健康

造成的個體悲劇

。

勞動者

因為被束縛在日益複雜的分工體系中的一個固定位置，往往被貶為

“區域性的人”

，

遭

到

孤立和個體化，因為競爭而彼此疏離，也疏離了與自然的感官關係（疏離了人類的熱情敏感天性，也疏離了外在的自然世界）。隨著智慧機器日趨普及，勞動的腦力和體力統一被打破。

勞動者

被剝奪運用智力解決難題或從事創造活動的機會，變成機器的操作者、機器的附屬品，而非自身命運的主人。人喪失完整性和個人自主的感覺，會損害情感上的滿足。工作徹底失去創造性、自發性和魅力。簡而言之，替資本工作這種活動變得空洞和無意義。而人類無法活在完全沒有意義的世界裡。如果人們工作的時光是這麼度過

的

，晚上回到家之後怎麼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怎麼可能建立一種道德共同體或社會團結意識？怎麼可能建立集體和有意義的歸屬與生活方式，不受工作場所無所不在的殘忍、無知和愚蠢汙染？勞動者每天的生活所需非常依賴於一大群遙遠的、未知和在許多方面不可知的人

，

在此情況下如何才能發展出自己

作

為自身命運主人的意識？

資本統治下分工日趨普及且複雜，使得勞動者沒有什麼個人發展和自我實現的餘地

，

自由探索人類這個物種的潛能的集體能力受到嚴重的限制。

在技術變革洪流影響下，分工方式的快速演化將需要靈活、有適應力和受過某種程度教育的勞動力

，

而非只能做某種工作的工人。如果勞動者必須受過教育，誰知道這種

“全面發展的個人”可能會讀些什麼東西，以及建立怎樣的政治思想呢？“全面發展的個人”會希望或需要知道些什麼？誰來教導他們？這是社會再生產的一個核心問題。站在資本的立場，勞動者只需懂得遵從指示，在資本設計的分工體系中做好自己的工作便可以了。但一旦勞動者懂得閱讀

和學習

，資本便面臨這樣的危險：勞動者將接觸到來源非常多元的種種思想，產生各種嚮往，甚至付諸行動。因

此

，

針對知識和資訊流通執行意識形態管制，同時培養支援資本和資本再生產要求的“正確”觀念，對資本來說便是必須的

。但是，受過教育、全面發展的個人很難不去思考以下問題：我們的勞動在這樣的社會里只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這種人類社會的完整性本質為何？世界分崩離析到我們很難直接感受到生命的意義，在這種世界裡，作為一個人的意義何在？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連資本也同意，文學、藝術、文化理解、宗教和道德情操方面的溫和人文主義教育，或許有助於化解勞動意義喪失造成的焦慮。

資本不斷增加職業的種類，必然導致勞動分工和社會破裂，而這已經造成嚴重的

社會

心理問題。但

自

20世紀

80

年代以來，

新自由主義時代當局以節簡政策為名，輕蔑地取消這種對人類需求的溫和讓步。國家對文化活動的補助遭到取消，迫使這種活動依賴有錢人出於自利考慮的慈善捐助，或是同樣出於自利考慮的企業贊助。有意義的工作消失之後，勞動者除了清楚意識到自己受到剝削外，還會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一種徹底的疏離（疏離自己在窮忙世界裡的無意義工作），而這兩種感受結合起來是危險的。新自由主義在整個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愈演愈烈，由此造成的工作和社會生活蛻變，已經嚴重衝擊了較大比例的人口：技術變革和產業外移令他們跟不上時代的步伐，成為資本眼中多餘的一群人。許多人迷失在長期失業、社會基礎建設破敗、社群喪失團結精神的世界裡，變得非常疏離，時常沉溺在被動的憤恨中，偶爾透過涉及暴力和看似不理性的抗議宣洩不滿。資本將面臨政治危機，如果不動用殘酷專制的鎮壓手段，局勢將幾乎不可能控制，但這種手段只會令大眾更加不滿。分工體系中地域發展不均衡，各社群的人生機會也越來越不平等，該現象正在加重這種疏離感，而如果這種疏離感從被動轉為主動，現行的資本再生產方式將受到重大威脅。屆時社會將必須

在大大可能的

改革與革命之間做出不得已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