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天堂

唐末的詩人韋莊在《菩薩蠻》裡寫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句，“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論及江南美景，世人往往會聯想到元人奧敦周卿在《蟾宮曲·詠西湖》裡所寫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八個字。可以說，這句廣泛流傳的成語至今令杭州散發著持久的魅力。

但杭州這座城市並非一開始就具備“地上天堂”的美姿。秦始皇統一六國，天下設為郡縣。今天的長江三角洲一帶屬於會稽郡，而會稽郡治在蘇州。到了東漢，會稽南部仍名會稽郡，治所在紹興；而北部則分立為吳郡，治所仍在蘇州。吳郡所轄的錢唐縣便是今日杭州的前身，在吳、會以錢塘江為界分治之後，錢唐縣緊靠兩郡分界，不過是個處於邊緣地帶的蕞爾小縣。

夏圭《錢塘秋潮圖》究其原因是，因為直至南北朝時期，囿於生產力的侷限，錢塘江下游南北兩岸的開發還集中在中山丘陵與平原相接地帶，以及海拔相對較高的平原地帶。至於杭嘉湖平原則處於杭州灣與太湖之間，地勢四周高而中間低，呈淺碟狀地形，外有海水入侵，內有湖水漫溢，注入“碟”中之水不易排出而形成沼澤區，開發難度大，大面積的土地因此長期處於未開發狀態。

改變這一情況的大約有兩點，一方面，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人們逐漸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透過在杭州灣北岸修築海塘抵禦海潮的侵襲、在平原內部太湖沿岸修築湖堤以阻止湖水的上岸漫溢，在平原區內部興修塘浦以利排水，促進了杭嘉湖平原低窪區的開發；另一方面，公元589年，隋滅陳之後置餘杭郡（唐代改為“杭州”），隨後以錢塘縣為郡治所在；比政治地位提升更重要的是，大業六年（610）十二月，隋煬帝下令“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而江南（運）河的終點，恰在錢唐縣。

自從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開通以後，如唐代的杜佑所說，“自是天下利於轉輸”。杭州這塊曾經處於吳郡和會稽郡“邊地”的土地也因此一躍而“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確立起了它在錢塘江下游地區“水牽卉服，陸控山夷”的交通樞紐地位，在整個錢塘江下游地區取得了核心的地位。杭州的人口也因此迅速增加。公元609年，餘杭郡的戶口不過1。5萬，到了不久之後的唐貞觀年間（627-650），已經猛增一倍，達到3萬戶，再過一個世紀，到天寶年間（742-756），又翻了一倍還多，達到8。6萬戶。到了唐代後期，杭州已是“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的興旺景象。元和八年（813）中央政府任命盧元輔為杭州刺史的制文中也出現了“江南列郡，餘杭為大”的讚譽。

進入宋代以後，杭州開始獲得“東南第一州”的美譽。嘉裕四年（1059）歐陽修作《有美堂記》時，杭州城已是“四方之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到了南宋時期，朝廷建都杭州（稱為“行在”），中原人口大量南遷。宋高宗趙構做了太上皇以後，有一次遊西湖時碰到一個賣魚羹的宋五嫂，原是東京（河南開封）人，太上皇見她年老，特地宣她上船，賞給金、銀錢和絹，命她經常送羹進宮。趙構有一次還告訴宰相史浩，在行在做小買賣的“皆京師舊人”。也正是因為開封舊人大批移居杭州，杭州的語言也起了變化，至今的杭州話還帶有“方言島”的味道。

到南宋孝宗時，杭州有26萬戶、55萬餘口。南宋末年時，杭州連同臨安府屬縣共39萬戶，124萬餘口，這在古代，是個非同小可的數字。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著名遊記裡說杭州是當時“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天城”；並稱贊“行在（即杭州）之大，舉世無匹。一個人可以在那裡尋到這麼多的樂子，簡直恍若步入天堂”。這也是杭州城在古代歷史上的巔峰。

14世紀杭州西湖

蘇揚興衰

經過元朝相對短暫的統治後，明代的杭州在江南失去了獨領風騷的地位。朱元璋定鼎金陵，南京在歷史上首次成為大一統王朝的都城並因此臻於極致。可惜隨著明成祖遷都北京，大批官員、軍人和工匠隨之北遷。降為留都的南京政治地位降格，人口也急劇減少，一時就衰落下去了。

反而蘇州繼續著發展的勢頭。蘇州城居大運河之上，向來是南北水運商道的樞紐，比位於大運河尾閭的杭州交通更便捷，另外蘇州還可以透過運河，以及瀏河、福山塘等通道，成為長江這條東西向水運商路的重要轉口集散之地。因此明代中葉，蘇州城已經出現了超越前代的繁盛景象。生活在蘇州的王錡就說，“吳中素號繁華”，“以至於今，愈益繁盛”。晚明蘇州出產的器物、衣飾等日用品以及書畫技法更是受到了世人的追捧。浙江人王士性就感嘆，“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

到了清代前期，蘇州已成為全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城市。康熙時人沈寓就說：“東南財賦，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要；東南人士，姑蘇最盛。”蘇州一府，區區9萬餘頃土地，僅佔全國土地的1%強。而每年交納的稅糧卻多達250萬石，佔全國稅糧將近10%。當時天下有“四聚”（京師、佛山、漢口、蘇州）之說，而“四聚”之中，清人又一致認為市肆繁華以蘇州為最。人稱“吳閭至楓橋，列市二十里”。經濟繁榮促進了人口的增長與集聚，康熙年間，已經出現了“除是京師吳下有”的說法。時人盛稱“吳城煙火，奚啻百萬”。儘管“百萬”之說仍是個籠統之數，但既然有人敢於把蘇州與人口達百萬的京城相提並論，說明蘇州人口即使不及北京，相去也不會太遠，應是當時的全國數一數二的大城市。這方面的另一個證據是，清代的蘇州不光成為江蘇省的兩個省會之一（另一個是南京），還成為全國唯一擁有三個附郭縣（吳、元和、長洲）的城市——即便帝都北京，也只設有大興、宛平兩個附郭縣而已。

在清代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與蘇州齊名的還有揚州。清代的揚州雖然位於長江之北，卻通常被認為是一座江南城市。時雲“揚州富甲天下。”清代康熙帝與乾隆帝幾次南巡下江南，便都是以揚州為主要駐蹕之地。與蘇州一樣，揚州的繁華也與大運河有關。揚州處於長江與運河“T”字型交匯處，居於南北交通樞紐位置，加上明清兩淮鹽業中心設在此地，便使其成為溝通南北東西貿易的“四匯五達之衢”，成為長江下游地區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廣東、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浙江、山西等省商人紛紛在此建立會館。其中，浙江商人主要經營綢布，湖南商人經銷湘繡為多，湖北商人以經營木材為主，江西商人主要經營瓷器，廣東商人經銷南糖，安徽商人經營鹽業，而山西商人則以開辦錢莊為多。“四方豪商大賈，鱗集廩至，僑寄戶居者不下數十萬”，遂為“東南一大都會”。

然而，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揚州因大運河而興，也隨大運河而衰。清代中期嘉慶、道光年間，大運河已屢屢斷航，幾乎到了廢止的地步。同治十一年（1872 ）漕運改海運，江浙沿海所產之鹽也不必經揚州北上。輪船海運取代大運河的河運之後，作為貿易中轉的揚州的地理優勢地位已然不再。到了宣統二年（1910），北起天津、南至浦口的津浦鐵路竣工後，揚州被徹底摒棄在中國南北交通要道之外，便因此一蹶不振了。與此同時，鐵路的興起與運河運輸功能的喪失，也使蘇州、杭州的商業地位不斷下降。原先發達的蘇州米市到清代後期迅速衰退，曾經十分興盛的糧食專業批發市鎮楓橋至民國初年已成“寒橋”，變得十分蕭條了。

此落彼興

不過，蘇州、揚州、揚州等傳統工商業城市在近代趨於衰落，卻不意味著長江三角洲的衰落——同處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上海在這一時期迅速崛起了。

坊間常說，上海原本是個小漁村云云。這自然是個誤解。至元二十九年（1292）是上海建縣之始，在此之前，上海就已成為“華亭東北一巨鎮”了。在清代嘉慶年間的縣誌中，上海縣被文人稱為“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而到鴉片戰爭前夕，上海縣已經擁有60餘萬人口，根據美國斯坦福大學施堅雅教授的研究，當時的上海是全國第13大城市，與天津、南昌相垺。從地理上看，上海位於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的焦點，又是中國南北海岸線的中心，具有廣闊的經濟腹地，並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吸引著各地客商的到來，其中以閩、粵、浙、魯等地為主，“每日滿載東北、閩粵各地土貨而來，易取上海所有百貨而去”。

當然，對於鴉片戰爭之前上海縣的發展，倒也不能評價過高。無論如何，它只是一個松江府轄下的三等縣城。嘉慶年間的上海縣誌，承認“方言同是吳音而視府城稍重”，同時期的松江府府志則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總而言之，此時的上海，不過是大蘇州光環下的小上海罷了。

1908年，俯瞰杭州。到了鴉片戰爭之後，上海作為第一批條約口岸開埠通商，原本廣州一口對外通商的局面被打破，長江流域的貨物沿江而下，集散於上海；浙江的絲、茶也大都銷往上海轉運出口而不再運至廣州。於是廣州逐漸失去了在全國進出口貿易中的首要地位。從輸往英國的出口貨值來看，1844年廣州出口的貨值是上海的7。7倍，而到了1852年則上海出口的貨值反而是廣州的1。7倍。正如馬克思在1858年所說，“五口通商和佔領香港僅僅產生了一個結果：貿易從廣州轉移到上海”。

但若僅此而已的話，充其量上海不過是個貿易口岸。上海開埠十年後，城區人口仍然只有55萬，不能望蘇州之項背。便是一個例子。近代上海之所以能發展成為一個人口達數百萬的大都市，要歸功於移民的湧入，所謂“街頭巷尾皆吳語，數祖列宗半外鄉”便是指此而言。造成這一情況的直接原因，就是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戰爭。長達十年的戰爭，使人煙一向稠密的江南地區變得荒涼不堪，很多城鎮在戰火中變為廢墟，廬舍化為灰燼。比如杭州城就從一個近百萬人口大城市跌落到只剩下20 餘萬。

唯獨上海在租界的庇護下成為例外。大量的官員、商人、地主、士人、手工業者以及下層勞動者從戰爭波及的蘇、杭、揚等城市向上海聚集。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萬，1862年又增至50萬，一度還曾達到70餘萬。這些移民的大規模湧入為上海提供了資金、勞動力和需求市場，而這正是近代城市發展必需的要素。當太平天國戰爭硝煙散去之後，上海已成為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中心城市，而原先的中心城市如蘇州卻反而降為上海的從屬城市了。到1949年，上海城市人口已超過500萬人，成為無可爭議的全國及長江三角洲的第一大城市了。

時光又過去了70多年。如今，長江三角洲已經成為全國大城市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在超大城市上海之外，杭州、南京已躋身特大城市的行列，甚至崑山、慈溪、義烏這樣的縣級市也跨過了大城市的門檻。正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作為生產者的人，是區域開發的重要勞動力資源；而作為消費者的人，又需要有一定的社會財富供其消費。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口往往是衡量一個特定區域開發能力和經濟水平的重要指標。隨著人口的不斷聚集，歷時上千年的長江三角洲的城市“接力”，仍然是個進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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