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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1月27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附近拍攝的伊朗核物理學家穆赫辛·法赫裡扎德遭遇襲擊的現場。 （新華社/美聯/圖）

2020年11月27日，伊朗核物理學家穆赫辛·法克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遭暗殺身亡。僅兩天之後的 11月29日，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穆斯林·沙赫丹（Muslim Shahdan）及其3名安保人員在伊拉克與敘利亞交界處遭無人機導彈襲擊，4人全部死亡。

伊朗指責這些襲擊是以色列和美國所為，現在尚未得到確認。在本文，我們集中研究以色列的行動，其實，以色列採取這類不宣而戰、先下手為強的行動軍事，早已不是一次兩次。

早在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出動全部空軍，對埃及、敘利亞、約旦等阿拉伯國家，發動突然襲擊，僅用6天時間，就以極小代價，打垮了阿拉伯諸國聯軍，創造了現代戰爭史“先發制人”戰法的典範，史稱“第三次中東戰爭”或“六五戰爭”“六天戰爭”。

以色列把這種戰爭模式稱為“預防性戰爭”，其理由是：阿拉伯諸國聯軍正在準備消滅以色列，而以色列地小人少，不可能像蘇聯和中國那樣以土地換時間、長期抗戰，所以必須在阿拉伯諸國聯軍發動攻勢前，先發制人、爭取主動。不能像宋襄公那樣“蠢豬式的仁義道德”，坐等敵人動手後才“陣而後戰”。

這是以色列的邏輯，倒不是說一定要對這種邏輯進行認可。畢竟，是其首先發動了戰爭，在國際法與國際輿論層面，並非所有國家都認可以色列政府的說辭。但是，在軍事領域，不能無視這種戰爭和武裝衝突客觀存在的事實，需要對其進行思考與研究。

暗殺伊朗核物理學家，也是同樣邏輯：以色列認為不管道德如何、不論合法與否，關鍵是要阻止或至少推遲伊朗擁有核武的時間。因為以色列也是核國家，一旦雙方爆發核戰，中東地區就是幾千萬人生靈塗炭，而猶太族群可能被滅族。

所以，在生死存亡問題上，其顧不上道德與法律了，“不得務虛名而處實禍”。況且，按西方的法理觀念：以色列與伊朗處在戰爭狀態，所以以色列幹掉伊朗核物理學家，不是“暗殺”的犯罪行為，而是“擊斃”的交戰行動。所以，在政治和外交上親西方的以色列政府有恃無恐。

而與“預防性戰爭”相呼應的，是“斬首行動”策略，斬斷其思想、決策、科研、指揮、管理的關鍵性主腦，以最高效率達到己方目的，這道理就像“詩聖”杜工部詩云“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斬首行動”在軍事學上強調消滅、癱瘓、打擊敵對方的決策與指揮環節，在敵方處於軍事準備的早期階段，就斬斷其行動程式鏈，使其無法實現戰爭準備與動員。以最大可能避免全面的、全民的、大規模的總體戰，或至少大大縮小戰爭規模、縮短戰爭時間。

這樣，傳統的“全民皆兵、一寸山河一寸血”戰爭模式就發動不起來，對方民眾只能憤怒地遊行抗議、焚燒敵方旗幟、撕毀敵方領袖照片……然後回去上班。這一邏輯，也體現在杜工部同首詩裡“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而常年處在戰爭狀態的以色列，將“預防性戰爭”與“斬首行動”（以色列軍方謂之“定點清除”）結合起來，形成了其獨特的軍事原則：情報先行+先下手為強+高科技戰鬥+精確打擊+“附帶傷害”控制。

這一戰爭模式，與二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大規模正規戰不同，在對手完成準備之前，用很小規模的早期干預行動，幹掉對手的決策性、關鍵性、領導性人物，避免或推遲全面戰爭爆發。

從1948到1982，以色列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中東戰爭，每次戰爭阿以雙方的參戰兵力都達十幾萬甚至數十萬，傷亡成千上萬，消耗與損失數以千億計。

而隨著科技發展，以色列用“預防性戰爭”與“斬首行動”相結合模式，已有近40年未與鄰國爆發大規模全面戰爭了。但阿以衝突從未終止，只是規模大大減少，演化為許多“斬首行動”（定點清除）。以色列在正規軍事力量之外，又精煉成一根“特種戰”銀針，在關鍵時刻紮在對方神經節點上，使其全身麻木、動彈不得。

譬如此次刺殺伊朗核物理學家，將使伊朗的核武計劃被推遲幾年。而刺殺行動，竟無特工在場，而是採取預設機槍火力點，透過衛星通訊指揮、遙控操作。科技進步與戰術變化，令人瞠目結舌。

對於大國而言，全球利益越多，面臨的挑戰也越多，並非所有衝突都能圓滿地和平解決，所以，要有“忘戰必憂”的警覺。

另一方面，當所面對的挑戰，由生死存亡的最危急時刻，演變成國家利益的角逐後，戰爭與武裝衝突，未必再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方式去解決，而要具有既能維護國家利益、又能控制衝突規模、降低衝突代價、減少“附帶傷害”的方法。

並不是說要贊成以色列的政治與軍事行動，以色列行動的“法理依據”當然有很大的爭議。不過，也不能無視科技進步與戰法變化，要充分認識到新科技、新理念對軍事學術和戰術的推動作用，也要認識到：有人會效法以色列的戰法。戰爭模式正在發生變化。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美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