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都是在違法性這個階層去判斷違法阻卻事由。比如刑法規定了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但刑法還有很多沒有規定的，比如被害人承諾，義務衝突，實際就是利益衝突，比如自救行為等等。可是我覺得在我們國家的司法實踐上，在違法性階層進行的違法阻卻事由的判斷或者法益衡量做得不理想，比如對刑法有明文規定的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認定得很苛刻。至於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違法阻卻事由，除了少數認定為被害人承諾之外大部分基本上都沒有認定，有時候甚至有被害人承諾的都沒有認定。

比如夫妻兩個人中午喝酒，由於白酒質量有問題，剛喝完妻子口吐白沫，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家裡人只有丈夫會開車，然後丈夫開車送妻子到醫院搶救脫險，檢察院就把這個案件移送到法院去了。這個醉酒駕駛跟挽救人的生命相比，肯定是保護了一個更為優越的利益。但有的人說，這是醉酒駕駛，侵害的是公共安全。可是他對公共安全只是抽象的危險，妻子的生命當時有緊迫危險，當然是生命更重要了，這是典型的緊急避險，不可以認定為犯罪。

再比如，也是一個真實案件，楠木雖然是受國家保護的，但是某村的楠木已經枯死了，而且危及了民房的安全，村民經過商量以為林業廳會批准採伐，一邊採伐一邊申請批准，結果林業廳不批准，於是司法機關把相關人員認定為非法採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有的人機械理解，認為從形式上來看一說非法就是指沒有經過批准，還有人說即使是死了的楠木也是國家重點保護的植物，於是符合構成要件了。可是就算他並非不得已，但是這棵枯死的楠木已經威脅到民房的安全，斷了之後砸了民房可能導致人員傷亡，稍微考慮一下這些法益衡量也不至於把它當犯罪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