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雅言》是明代項穆所撰寫的書法理論著述，項穆站在一個儒家衛道士的高度來評判書家，並在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儒家思想。項穆的《書法雅言》創作於明萬曆中期，當時的書壇受到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其主要呈現出兩個特徵：一是追尋元代復古書風的書家們墨守成規，不知取法高古，甚至直接學習風靡一時的“臺閣體”，這就導致了很難在元人所留下的“遺產”中再次生髮出新的活力；二是眾多人盲目學習宋人的飄逸書風，在失去了吳門書派領袖的指引下，逐步脫離經典，造成了違背“書統”的混亂的學書環境。項穆所作《書法雅言》的目的正是希望利用儒家經典思想來糾正當時的書壇亂象，從而使書法藝術的發展道路迴歸正途。

《中庸》作為儒家一部理論著作，其探討的內容主要是處世哲學，在程朱理學的推動之下，成為明代官方認可的教育基本教科書，體現出儒家思想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在項穆的成長和學書過程中受到了大量以《中庸》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薰染，根據《項氏源流考》中“公作家規二十二條”記載：“尤子孝廉夢原六齡失母，鞠悔備至，孝廉皆為名儒，而諸子彬彬，皆不愧王氏家風，有子孫者不教之讀即教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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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誦先儒之鴻文”的祖先遺訓就可以推斷出項穆在成長階段乃至在學書過程中必然會無意識地藉助《中庸》這樣一部儒學鉅製來闡釋自己的學書觀點，並且會把《中庸》中的部分思想作為自己的理論源泉和思維寶庫。概括來說，《書法雅言》中所體現的《中庸》思想主要為“‘中和’思想對書法的規範”“《中庸》之‘誠’在書法中的體現”“《中庸》對古今、文質觀念的影響”和“《中庸》對學書態度的指導”四個方面。

一、“中和”思想對書法的規範

《中庸》提出的“中庸之道”是處理事物矛盾的方法論，在《中庸》開篇就提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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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儒家將“中庸之道”置於何種重要地位。

在《書法雅言》中有：“若而書也，修短合度，輕重協衡，陰陽得宜，剛柔互濟。猶世之論相者，不肥不瘦，不長不短，為端美也，此中行之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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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項穆對儒家“中和”之美的重視。同樣，在《正奇》篇中有：“奇即運於正之內，正即列於奇之中。正而無奇，雖莊嚴沉實，恆樸厚而少文。奇而弗正，雖雄爽而飛妍，多譎厲而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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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所體現的是在遵循“中和”的前提下尋求變化，這一點與《中庸》中所說的“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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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曲同工之妙。項穆旨在告訴我們學書的過程中要善於調和各種對立關係，在用墨用筆、字形結構上做到各種對立關係的和諧統一。在學習古人的過程中要化古為我，古今結合，而不是因為師法古人而失去了自己的風格，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書法藝術中流於單調刻板的弊病，從而達到一種和諧不落俗套的藝術水平。

二、《中庸》之“誠”在書法中的體現

“誠”作為一個重要的概念貫穿在《中庸》始終。“誠”指的是真情實感地去堅守並履行道德觀念和良好的行為規範。“唯天下至誠，未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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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只有具備“誠”的品質才有可能成為治理天下的典範。而“誠”字放到書法之中意義就變得更加具體，那就是不僅要永遠胸懷虔誠與敬畏去面對書法藝術，同時還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學識和修養。“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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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持內心虔誠的基礎上，不符合禮節的事情堅決不去做。在項穆看來，“禮”即“道統”。學習書法就應該遵守“道統”，師法魏晉風流。這樣的說法固然有些刻板，但是對糾正當時書壇混亂的局面具有重要作用。

另外，項穆在《書法雅言》中不止一次提到書法可以體現出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書法是“正人心”的一種手段。所謂“人正則書正，心為人之帥，心正則人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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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穆將帶到了字內和字外的“誠”連線了起來，字內要求書家在堅持以魏晉風骨為取法物件的同時要嚴謹治學，只有“盡精微”方能“致廣大”。字外要求書家保持光明磊落的人格，用一生去“依乎中庸，循世不見知而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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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書法的時候用“誠”的態度書寫、尋道，不只是對糾正當時的書壇中的“傍流”“醜怪”具有積極作用，放到今天書壇乃至文藝界仍然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三、《中庸》對古今、文質觀念的影響

《中庸》作為一部充滿儒家哲學色彩的著作，對項穆眼中的書法藝術中的“古今”“文質”的問題也極具啟發價值。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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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告誡我們切時如需，與時俱進，而《書法雅言》中也蘊含著同樣的道理。《古今》篇中有：“不學古法者，無稽之徒也，專泥上古者，豈從周之士哉？夫夏彝商鼎，已非汙尊抔飲之風；上棟下宇，亦異巢居穴處之俗。生乎三代之世，不為三皇之民，矧夫生今之時，奚必反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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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穆在《中庸》的基礎之上加以拓展，在與時俱進的同時又不可脫離傳統，要做到“古不乖時，今不同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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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文質”問題時，項穆雲：“標險者，雕繪太苛；流麗者，復過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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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項穆對“錯彩鏤金”的藝術風格是沒有過多好感的，這與《中庸》所主張的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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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在於表面黯然無色而內心的美麗才會彰顯，小人看重外表的靚麗，而內在的光鮮會因時間的流逝而褪色，只有君子的外表素淡才能歷久彌新。這恰恰是對書法藝術中“美與醜”問題的最好解答，這兩對關係在《書法雅言》中被概括為“老練”與“鮮活”兩種表現形式，“老練”對應質樸，“鮮活”對應妍媚。“謂老者，結構精密，體裁高古，巖岫聳峰，旌旗列陣是也。所謂少者，氣體充和，標格雅秀，百般滋味，千種風流是也。老而不少，雖古拙峻偉，而鮮豐茂秀麗之容。少而不老，雖婉暢纖妍，而乏沉重典實之意。二者混為一致，相待而成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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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論美醜還是拙巧都在於對“度”的把握，一味追求其中的極端只會物極必反。正所謂“石鼓與嶧山領略醜中妍”，只有做到“文質彬彬”始終保持在海平面航行，才可以到達書藝的最高境界。

四、《中庸》對學書態度的指導

《中庸》提倡君子“弗能半塗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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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同理，學書是一個長久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同樣需要持續的用功。《功序》篇中提道：“然計其始終，非四十載不能成也。所以逸少之書五十有二而稱妙；宣民之學，六十而從心。古今以來，莫非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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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至若無知率易之輩，妄認功無百日之談。豈知王道本無近功，成書亦非歲月哉！”

在項穆眼中，除王獻之天資聰穎可以年少早成之外，大部分人學書過程與《中庸》所提到的尋求中和之道的過程是一樣的，“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禪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為草聖；永師拘滯，終著成名。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雲：‘書無百日功。’”

“若資邁而學疏，筆勢雖雄，鉤揭導送、提搶截曳之權弗熟也。”

可見，即便是具有較高的天賦，但是缺少了必要的練習，註定是徒勞的。像《中庸》中所提及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所以時間的積累是在書法上取得一定造詣的前提，重複刻苦的練習是書藝精進的保障。可以肯定的是，《中庸》對學書態度的指導不僅限於這一個方面，而是一個綜合性方法論的集合，以《書法雅言》為中心，藉助“中庸之道”可以使一個書家取得更多的成就。

五、結語

項穆《書法雅言》中利用了大量的《中庸》所包含的思想來說明書法的審美標準、學書問道的態度與方法，可見《中庸》作為儒家經典為項穆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當然，我們應該注意到，完全用儒家思想來詮釋書學理論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刻板僵化的弊端，但是我們很難忽略的是項穆所處的時代和所面對的書壇混沌的局面，這種時代背景使用儒家思想來指導書法藝術成為可能。項穆清楚地認識到，單純靠書法理論評判的一己之力難以在當時振聾發聵，所以《書法雅言》應運而生，它將以《中庸》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為強有力的武器，希望能撥亂反正，使書壇恢復秩序，迴歸正途。同時，《書法雅言》中所蘊含的思想放在今天對書法研究的良性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