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前三篇文章揭示了當今世界必須要正視的一個宏觀現實：“謊言帝國”不僅屬於整個西方集團，而且在整個世界範圍內都有堅實的社會基礎，無條件接受它的謊言和欺騙的群體規模巨大，除了西方社會的普通民眾，還有非西方社會的一大部分精英。

如果做一個全球調查，統計出所有因“謊言帝國”的長期作用而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人，對西方媒體和政客的撒謊和欺騙全盤接受深信不疑的人，在全球人口中佔比是多少，其結果一定是令人吃驚的。一方面人們會驚訝於“謊言帝國”製造和傳播謊言這份工作是多麼輕鬆容易，另一方面人們也會驚訝於人類輕信和盲從的天性是多麼堅定不移。

這就引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對於整個人類社會來說，難道這是一個正常現象嗎？謊言文化氾濫成災、“謊言帝國”為所欲為難道是人類文明發展至今的一個必然宿命嗎？眼看著這個“謊言帝國”正在用越來越多的謊言壓制科學、用越來越大的欺騙製造愚昧和反智，甚至為了極少數人的利益不惜在世界各地製造動亂和戰爭，讓整個世界遊走在核大戰的邊緣，難道整個人類社會就這樣被這個畸形怪物綁架了嗎？難道人類的終極命運就是在謊言和欺騙中自我毀滅嗎？

人類文明歷史的演化上萬年，事情本不應該如此。科學家們早已認識到，從古至今，如果一個社會只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沒有任何“非零和”的內部積累，是決不可能持續的，一定會在越過某個臨界點之後自我毀滅。而每個人都依靠撒謊和欺騙他人來獲得生存資源的社會，就是一種“零和”博弈壓倒“非零和”博弈的社會，就會早早滅亡。

這意味著什麼呢？是不是說，今天這個被西方集團“謊言帝國”所綁架的人類社會實際上是對古代人類社會的一個逆反？今天這個充斥著謊言和欺騙的主流文化實際上是對古代主流文化的一個背離？

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就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當代學者經常使用的那個將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區別開來的概念——現代性，看看謊言文化的盛行是否與現代性的發生密切相關。

所謂現代性，不同於現代化，它特指近現代以來人類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思想觀念和精神信仰上的一種新的變化。雖然關於現代性的學術定義有很多，但大體上，它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人與自然的分離，人不再服從於“自然法”的法則，反之，人開始要“為自然立法”；第二、政治與道德的分離，政治被化約成了一種關於權力的技術，只要目的達到，手段的選擇不必受道德的約束；第三、權利與義務的分離，權利本身以及獲取更大權利的權利被神聖化，泛稱為“自由”，並被抬高成了人的目的本身，但與權利相匹配的義務卻不再被強調。

這三個分離，開創出了一種大大不同於古代的新型文化，並孕育出一種特別的人類——由於獲得了過去只屬於上帝的知識和能力，他們開始自比為上帝；由於擺脫了傳統道德的約束，他們開始為所欲為；由於不再承擔義務只顧追求權利，他們開始以自由之名放縱貪婪本性。

這是現代性的另一面，總體上看的確是對古代主流文化的嚴重背離。而這種新型人類也不是在歷史悠久的古代文明社會中誕生出來的，他們集中出現在一種新的文明當中，實際上就是這種新的文明的產物。19世紀30年代德國作家歌德的《浮士德》全本問世，作品中講述了與魔鬼訂立了契約的浮士德，靠出賣自己的靈魂換得了超人的力量去尋求世俗的一切喜怒哀樂，“已經規劃的要立即做好，讓大膽的設想終於實現！”（歌德，1832）。從此以後，學者們開始將這種新型人類稱之為“浮士德式”的人物，將具有“浮士德式”心靈、以“浮士德式”人物為主體的民族稱之為“浮士德式”的民族。

回顧歷史，無論是包含了三個重大分離的現代性，還是包含了大量“浮士德式”人物的“浮士德式”的民族，都不大可能在那些歷史悠久的古代文明社會中出現，只可能在那個公元1000年前後發源於西北歐地區的新生文明——西方文明中出現。

《浮士德》主要塑造的兩個代表人物：魔鬼靡非斯特和飽讀詩書的浮士德

為什麼說只可能在西方文明這個最晚發生的新生文明中出現呢？為什麼不會在歷史悠久的古老文明中出現呢？

因為早在西方文明出現的1000-1500年之前，這些古老文明都曾先後發生過一次“文明突變”，從此以後都進入了比較高階的文明階段。按照一些著名歷史學家的說法，在大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處於地球表面北緯25度至35度這一狹長範圍內的人類社會，自東向西不約而同地先後湧現出了一些偉大人物，在各自的社會中創造了新的思想觀念，樹立了新的道德標準。彼得·恩斯特·拉索爾克斯在他1856年的《歷史哲學新探》一書中寫道：“這絕非偶然，公元前六百年，在波斯有瑣羅亞斯德，在印度有喬答摩·悉達多，在中國有孔子，在猶太人中有先知，在羅馬有努馬王，在希臘有最早的一批哲學家，愛奧尼亞人、多利亞人、埃利亞學派，他們差不多同時作為民族宗教的改革者出現。”維克托·馮·施特勞斯在他1870年的《老子註釋》中說：“在中國的老子和孔子生活的這幾個世紀裡，一場奇特的精神運動席捲了所有的文化民族。”

這些發現最終在卡爾·雅斯貝斯1949年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得到了總結：“哲學家第一次出現了。人們敢於作為個人依靠自身。中國的隱士和漫遊的思想家、印度的苦行僧、希臘的哲學家、以色列的先知，他們同屬一個行列，即便他們在信仰、思想內涵和內心狀態上並不相同。人有能力在內心與整個世界相抗，他在自身之中發現了起源，從那裡，他超越了自身和世界。”

他認為，正是這些聖賢人物的思想和言行共同推動了人類精神的重大突破，結束了幾千年的古代文明，將人類文明帶入了一個“軸心時代”。自此之後，一些真正偉大的社會開始形成。

無論這個解釋正確與否，這幾個被稱為“軸心民族”的古代民族的確都在那個“軸心時代”構建出了一些直到今天還在發揮著重大影響的信仰體系。在這種體系中，人們透過終其一生的道德實踐克服了內心的貪婪私慾，涵養出了仁者愛人、與人為善、推己及人的合作互助精神。

從今人的角度看，只有成功建立起了這種信仰體系的社會才可能是“非零和”合作壓過了“零和”競爭的社會。

而今天所說的西方文明，在地理上遠離“軸心民族”分佈的北緯25度至35度這一範圍，在歷史上晚於“軸心時代”1000到1500年，所以無論從哪方面講，都與這場偉大的精神運動相距甚遠，甚至互為對立。

相對於西北歐這個地區，所有的“軸心民族”都在遙遠的南方和更加遙遠的東方，而相對於西方文明的誕生，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這個“軸心時代”，更是久遠猶如史前歷史，因為在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光明的時期，西北歐這一地區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無論是古希臘文明還是古以色列文明，或者古伊朗文明，在這一地區都聞所未聞，更不用說古印度文明和古中華文明。在整個古代世界，這一地區在很長時期裡屬於人類文明之光輻射範圍之外的黑暗角落。

自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覆滅之後，這一地區一直被日耳曼蠻族建立的眾多封建國家所佔據。如果說羅馬帝國是“軸心民族”推動文明向北方化外之地擴充套件的結果，那麼蠻族對羅馬帝國的毀滅就是這個擴充套件過程的反過程，就是野蠻對文明的反征服。正如彼得·弗蘭科潘在他的《絲綢之路》一書中所說的：“哥特、阿蘭、汪達爾和匈奴橫掃歐洲和北非，他們燒殺、姦淫、掠奪的程度已難以言述；帝國的文明水準一落千丈，石構建築幾近消失，原先的富庶和雄心徹底崩塌……技術已回落到史前時代。”

這個黑暗角落的黑暗程度，是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的，直到9-10世紀的西北歐，歷史學家還只能用“真正的黑暗時代”來描述。在這片被大大小小的蠻族封建國家所盤踞的土地上，所到之處只有野蠻、血腥、殺戮、搶劫和破壞，“軸心時代”誕生的那些宗教無論是哪一個，在這裡也只能和文明中的其他各方面一起“一落千丈”，不得不在一種野蠻社會狀態中重新開始。這就是10世紀末期開始的克呂尼修道院改革口號“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戰”的由來。989年，某大主教以上帝的名義宣佈了3條和平法令：擅自闖入教堂或搶劫教會財產者將被譴責；搶劫窮人的綿羊、公牛、奶牛、毛驢、山羊或豬者將被譴責；襲擊、逮捕或毆打神職人員者，將被革除教籍。

任何比這一標準更高的道德教誨和戒律都是沒有的，不要說中國儒家的誠意正心、修齊治平，或者印度佛教的“五戒”，即使是早期基督教的福音之愛、寬容慈悲，對於當時的西北歐來說，也是高不可及的。

遺憾的是，這就是西方文明誕生之初的真實歷史，也是一直影響至今的現代性得以發生、“浮士德式”文化得以發生的真實歷史。在這個真實歷史中並沒有什麼古希臘-古羅馬這個“古典時代”，也沒有什麼“黑暗的中世紀”。古希臘是“軸心時代”的產物，而所有產生過自己的“軸心時代”的文明，都不會有長達千年之久的“黑暗的中世紀”。只有那個完全沒有過自己的“軸心時代”的、從真正的黑暗時代中誕生出來的新生文明，才會拿來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古文明當作自己的“古典時代”，然後將中間的歷史空白說成是一箇中間期，最後再接上一個突然發生的“文藝復興”。

“謊言帝國”在任何一個“軸心民族”中都不可能出現，因為它正是“軸心時代”精神運動所要克服和抵制的東西。但是它與現代性運動和“浮士德式”文化卻毫無衝突，甚至相輔相成。既然現代性運動讓人類自己成了上帝，政治活動成了權力技術，自由本身成了終極目的，那麼，謊言無非就是一種手段，而一切也就都可以在最終目的之下進行“合法”的偽造了。

不可否認，的確是“浮士德式”民族第一個完成了對於整個地球表面的地理發現，第一個完成了對世界所有民族及其各自歷史的全面考察，在這個基礎上，他們不受任何挑戰地編制了“世界歷史”，其中的主要內容之一當然就是給自己空白的、缺少“軸心時代”的、沒文化的歷史增添上一個光輝的前世。

這也正是“謊言帝國”誕生之後所完成的第一份工作。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