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刊論文 | 西方國家間戰爭、個體社會流動和福利國家的軍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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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26

簡介作者挑戰了這一觀點，提出一個擁有微觀基礎的戰爭補償理論，並透過定量分析1800—2010年間19個西方主要國家累進所得稅稅率與其在該時期所有重大國際戰爭中動員和死亡規模之間的關係，論證軍事動員由於能夠提高個體的社會流動，反而會降低社會的整體

干預前後百分比用什麼檢驗

超越反轉的第二意象

——國家間戰爭、個體社會流動和福利國家的軍事起源

摘要：

“三個意象”提出近60年來，國際—國家—個體三個層次如何互動的研究一直缺乏微觀基礎。經典文獻運用“戰爭打造國家”的理論，認為戰爭透過加強國家能力為福利國家推行再分配政策奠定基礎。作者挑戰了這一觀點，提出一個擁有微觀基礎的戰爭補償理論，並透過定量分析1800—2010年間19個西方主要國家累進所得稅稅率與其在該時期所有重大國際戰爭中動員和死亡規模之間的關係，論證軍事動員由於能夠提高個體的社會流動，反而會降低社會的整體再分配需求。只有戰爭造成的傷亡才會迫使國家提高稅率，用收入再分配補償戰時的犧牲。該研究透過揭示軍人個體層面的主觀社會流動預期和再分配偏好，為國家間戰爭（國際因素）對福利國家（國內政治）的影響提供了微觀基礎，為我們理解國際體系、國內政治以及個體偏好三者間的互動如何形塑重大政治變遷提供了示例。

作者簡介：

蒙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文獻來源：

《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7期

本文作者：蒙克

一、問題的提出：未被正視的“三個意象”和未被理解的福利國家

本文旨在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闡明國際戰爭中的軍事動員如何影響個體的再分配偏好並塑造以收入再分配為核心的福利國家，從而展示國際—國家—個體這三個意象間的糾纏互動對重大歷史程序的形塑。三個意象的概念最早由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N。Waltz）在其名著《人、國家和戰爭》中提出，它既是在具體的實質理論（substantial theory）層次解釋戰爭爆發的三類原因，又是在抽象的理論化（abstract theorization）層面觀察政治現象的三個維度。這一概念的持久影響力在於：前者激發了對國際關係學科中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論證、反思和批判；後者作為政治科學分析的基礎視角，更是啟發了過去60年間的眾多研究議程，形成了層次分析法，開啟了對政治現象進行跨層次分析的不同模式。

本文追隨的正是後一支研究傳統，即從三個意象的視角去觀察政治現象。具體而言，本文跟隨了彼得·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開創的路徑，將第二意象進行反轉，以國際政治因素（國家間戰爭）來解釋國內政治的變遷（福利國家的發展）。這一“反轉的第二意象”的路徑於古勒維奇之後在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均獲得極大發展。理論上，後續研究細化了國際政治影響國內政治的具體機制。這一部分文獻可分為兩類：第一類解釋國際政治直接影響國內政治的機制，第二類關注影響過程中的干預變數。在實證研究方面，反轉的第二意象的思路被用於解釋眾多主題。自變數一般是國際制度、全球化、外部威脅與國家間衝突等，因變數包括國內的選舉政治、民主化、族群衝突與內戰等。

雖然古勒維奇開啟的研究路徑成果豐碩，但卻存在以下重要不足：反轉的第二意象大多關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較少對個體層次做全面考慮，從而在理論構建和實證研究上都缺乏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所謂微觀基礎，指的是政治現象在個體層次上的因果傳導機制。在過去的20年間，對微觀基礎的識別和強調已經成為國際關係學和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共同訴求和趨勢。然而，當前遵循反轉的第二意象思路的文獻雖然關注國際因素如何影響國內政治，但是卻對這種影響之所以能成立所必需的微觀因果機制著墨較少。在這類文獻中，個體層面的微觀因果機制不是被置於理論假設之中，就是被直接忽略，殊少明確的理論闡釋，更缺乏相應的實證檢驗。

這種對微觀基礎的忽視其實也是當前層次分析法的一種缺陷。雖然在相關文獻中，對干預變數的研究不乏對國際和國內兩個宏觀層面如何與微觀個體互動的思考，但這些探討大多將個體理解為決策者。這種處理雖然符合華爾茲最初對個體的設想，但卻極大限制了層次分析法的解釋力。這是因為將個體理解為決策者雖然方便解釋主要受高層政治行為者的策略和決定影響的政治行為（如外交政策），但卻難以解釋很多並不由決策者完全掌控、主要受擁有具體偏好的公民個體的集體行動影響的政治現象（如制度變遷）。因此，要想理解後一類問題，我們必須放棄僅僅將個體理解為決策者的狹隘視角，將視野轉向社會中的普通個人。然而遺憾的是，在當前文獻中這種轉向還尚未出現，大多是將作為獨立干預變數或自變數的微觀基礎等同於廣泛意義上的因果作用機制。

本文希望透過一個具體研究展示如何將微觀因果機制引入對國際因素影響國內政治的研究，超越現有對反轉的第二意象的分析，並憑藉將微觀基礎中的個體延伸理解為社會中的普通個人，擴充套件對層次分析法的運用。換言之，本文希望對反轉的第二意象和層次分析法這兩類研究做出理論上的修正和貢獻。

為此，本文選擇福利國家的發展歷史作為研究物件。這是因為福利國家歷經興衰的兩百年正是國際戰爭、工業化和民主化等國際和國內歷史程序展開的時期。對福利國家發展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瞭解三個意象如何互動的絕佳視角。如果跟隨社會學經典文獻，認為福利國家的本質是由社會中下層階級推動的收入再分配，那麼我們可以用累進所得稅的邊際稅率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再分配力度，從而刻畫福利國家的發展情況。圖1展示了19個西方主要國家針對最高一檔收入的平均邊際稅率自1800年以來的歷史變遷。

將圖1中福利國家的興衰與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歸納的國際體系和戰爭年份聯絡起來，就會觀察到一個重要但迄今尚未有人注意的現象：福利國家總是在國家間戰爭頻繁的不平衡的多極時期擴張，而在和平成為國際關係主流的平衡多極或兩極時期停滯甚至衰退。如表1所示，在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稱為“百年和平”的19世紀（1815—1902年）和以“繁榮的二十年代”聞名的兩戰之間（1919—1938年），國際體系以平衡多極為特徵。在均勢的作用下，西方主要國家間交戰的年份占上述時期的比重不到1/5。在上述時期，西方福利國家的再分配力度增長緩慢，累進所得稅的邊際稅率的年均增幅僅有0。09%。與之類似，在國際體系呈現均勢、戰爭年份佔比僅有2。2%的兩極對峙的冷戰時期（1945—1990年），西方福利國家的再分配力度則以年均0。46%的速率降低。相反，在新興強權崛起、均勢遭到挑戰的拿破崙帝國（1793—1815年）、德意志帝國（1903—1918年）和德意志第三帝國（1939—1945年）這三個不平衡的多極時期，戰爭年份佔比高達79。5%，同時福利國家用以實現收入再分配的累進所得稅的稅率也以年均1。1%的速度高速增長，是平衡多極時期的12倍。

可見，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福利國家在戰爭時期擴張，在和平時期則會停滯甚至衰退。黃油與大炮之間似乎並沒有通常所認為的那種替代關係，二者反而是攜手並進。這支援了愛德華·卡爾（EdwardH。Carr）對那些認為大炮會替代黃油的理想主義學者的批判：一個國家要想“負擔得起黃油”，在社會中推行進步措施，必須以能夠憑藉強大武力確保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生存為前提。然而卡爾並沒有具體論述戰爭與福利國家之間到底是何種關係，更沒有為這一關係提供微觀層面的因果機制分析。本文則要構建一個理論框架，將國家間戰爭和福利國家在微觀基礎上聯絡起來，從理論和實證角度揭示福利國家的軍事起源。

要實現這個目的，我們需要藉助政治學和社會學兩個學科的諸多理論，尤其是關於戰爭的社會後果和福利國家的起源兩類文獻。這兩個議題的研究雖然在各自領域內成果豐碩，但是二者之間缺乏聯絡和對話，這妨礙了我們理解軍事和戰爭是如何影響福利國家和再分配政策的演變與發展。在戰爭影響國家構建的研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查爾斯·蒂利（CharlesTilly）“國家發動戰爭，戰爭打造國家”的論斷。該觀點認為現代民族國家為了在嚴酷的國際衝突中存活下來，必須鞏固軍事力量，這要求其加強中央政府的資源汲取和行政能力。換言之，國內層面的國家構建正是國際層面地緣政治競爭壓力的結果。這一理論雖然得到了佩裡·安德森（PerryAnderson）、邁克爾·曼（MichaelMann）以及理查德·蒂特馬斯（RichardTitmuss）等社會學大師的支援和借鑑，但卻難以解釋福利國家的興起：既然地緣政治環境迫使國家集中資源應對戰爭壓力，那麼為什麼國家會將有限的資源“浪費”到非生產性的、以收入再分配為目標的福利政策上？這一問題說明了將第二意象進行反轉時，在國際結構和國內政治之間建立的宏觀因果聯絡雖然能夠解釋國內政治制度變遷的條件，卻不能解釋為何國家在諸多制度變遷的選擇中選擇某一條路徑。有論者認為福利政策是為了鼓勵民眾參戰，那麼為何歷史上福利國家的浪潮都是在戰後（如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而不是更需要動員人民參戰的戰前？另一方面，研究福利國家的社會學文獻關注了社會經濟因素如何塑造社會對福利和再分配的需求，它們主張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商品化的工人階級在工業化和全球化等結構性條件下面臨較大的社會風險（如失業和工傷），從而提出了對社會保障和再分配的要求。這種對再分配需求的強調同樣難以解釋福利國家在兩次大戰後的興起：戰爭不僅干擾和破壞了工業化和全球化，並且透過造成巨大傷亡使得勞動力短缺，從而降低了失業風險，那麼為何觀察到的不是再分配需求的減少，而是福利國家的擴張和累進所得稅稅率的提高？

本文認為，要回答這些難題尤其是福利國家擴張的動因和時機，需要結合上述兩類文獻考察國際戰爭對國內社會再分配需求的塑造以及國家透過稅收和福利政策對該需求的迴應。基於這一思路，本文構建了一個理論框架，將軍事動員和犧牲、個體的社會流動和國家的再分配政策聯絡起來，實現國際結構、國內政治和個人三個意象之間的互動。該框架認為，軍事技術決定了軍隊的階級結構，而國家需要採取相應政策對所動員的階級進行補償。具體而言，18世紀的軍事革命帶來了軍隊階級結構的下移，造就了大眾軍隊。在和平時期，這種對民眾的軍事動員為普通人提供了向上流動的社會渠道，是對民眾軍事參與的重要補償方式，而向上流動的預期會抑制民眾的再分配需求。在戰爭時期，大眾軍隊的犧牲使得向上流動的希望破滅，民眾進而要求國家透過收入再分配進行直接補償，促進了以再分配為基礎的福利國家的擴張。這就是為什麼在歐洲各國紛紛備戰但總體上缺乏大規模國際戰爭的19世紀的“百年和平”時期，即便工業化帶來了很多社會風險，福利國家也並未擴張。這一擴張要到兩次世界大戰造成重大犧牲的20世紀才得以實現。

為論證上述理論，本文的結構如下。首先，回顧關於戰爭和福利國家構建的相關理論，著重指出這些理論在解釋軍事動員和戰爭如何影響社會的再分配需求上的不足。其次，本文將建構理論，詳細論述軍事技術、社會流動以及社會再分配需求之間的關係，並推匯出相關假說，說明近代以來的國家間軍事活動如何影響福利國家尤其是作為其財政基礎的累進所得稅的發展。再次，利用國際社會調查（ISSP2009）的微觀資料和1800—2010年19個西方主要國家參戰和累進所得稅稅率的宏觀資料系統檢驗上述假說。最後，結論部分將討論人類社會不平等狀況的歷史變遷，並回到對“三個意象”分析方法的反思，以本研究為例討論引入微觀基礎對這一分析方法的改進。

二、戰爭與福利國家研究

對戰爭的社會科學研究主要集中於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這兩門學科，社會學對戰爭的系統研究才剛剛開始，但是致力於福利國家研究的社會學家們很早就注意到了戰爭與福利國家之間的關聯。如果我們將解釋福利國家起源和發展的文獻分為“需求側”（影響社會對福利和保障需求的因素）和“供給側”（影響國家對社會福利供給能力的因素）研究兩類，那麼可以發現早期學者主要將戰爭作為影響福利國家發展的供給側因素。例如，蒂特馬斯指出，福利國家是政府以收入再分配為主要途徑，為保障公民在生命歷程的各個階段和重要事件（出生、上學、工作、就醫、退休等）中的福利水平所做出的所有干預的統稱。這種國家干預涉及稅收、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諸多領域，必須以極強的國家能力作為前提。這種全面管制社會各領域的能力是19世紀的“守夜人”國家所不具備的。戰爭是將這種崇尚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國家轉變為對市場和社會加以全面規制的福利國家的最重要推動力。這是因為只有工業化時代的全民戰爭才能憑藉極強的破壞力和對整個民族的生存威脅迫使國家為生存而做出改變，脫離“守夜人”狀態，全面動員和干預社會和經濟生活，提高國家的汲取和行政能力。戰爭結束後，戰時動員雖然已經停止，但這種增強的國家能力卻維持了下來，為向福利國家轉型奠定了基礎。換言之，戰爭讓國傢俱備了全面供給社會福利的能力，因此被視為影響福利國家發展的重要“供給側”因素。

蒂特馬斯的這一觀點與同樣關注戰爭和國家關係的蒂利不謀而合。蒂利認為“戰爭打造國家”，即戰爭是塑造國家能力的重要因素。但與蒂特馬斯不同，蒂利的著眼點並不只是福利國家，其歷史視野也並不侷限於工業化時代。蒂利認為公元1500年以來歐洲各國間嚴酷的地緣政治競爭和軍事衝突迫使它們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和稅收體系，從而增強國家能力和軍事實力。簡而言之，戰爭促進了國家建設，這一觀點在安德森和曼的著作中也有體現：前者認為瑞典在18世紀對普魯士的持續進攻是後者走向現代國家的重要條件；後者則主張工業化戰爭重塑了國家和社會關係，對國家專制型和建制型的權力形成都有影響。

蒂利的“戰爭打造國家”理論是一個關於戰爭和國家構建的普遍理論，關注國家與戰爭之間的總體關係。其雖然討論過民族國家、帝國和城邦共和國這三種政體型別間的競爭，但並沒有探究民族國家內部存在的不同型別及其在不同型別間的轉變，例如前面提到的從守夜人國家向福利國家的轉型。因此，蒂利的理論無法解釋福利國家的出現，即為何在地緣政治壓力下求生存的國家會把寶貴的資源花費在與軍備無關的福利專案上？換言之，雖然蒂利認為外部競爭能夠迫使民族國家迴應社會需求，但其卻不能告訴我們民族國家為何會選擇社會福利這種非生產性的再分配政策作為具體迴應方式，而不是其他的既能兼顧社會需求又能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力提高的生產性公共政策（如經濟政策）。對於蒂利理論中以軍事活動為中心的戰爭國家到底是如何轉型為福利國家，我們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即便是希望直接解釋福利國家的蒂特馬斯，也難以為這種轉型提供全面的解釋。蒂特馬斯僅僅將戰爭視為能夠影響國家福利供給能力的“供給側”因素，而未能說明對於福利的需求來自何方。換言之，雖然戰爭對國家能力確實具有促進作用，但這是典型的宏觀層面的反轉的第二意象的解釋，更多是在探討國際結構客觀上給國內政治創造了何種條件，對於提高了的國家能力為何會被用於供給社會福利而不是其他，蒂特馬斯卻沒有做出解釋。為了對自身理論對微觀基礎的忽視做出辯解，與同時代的托馬斯·馬歇爾（ThomasH。Marshall）一樣，蒂特馬斯也持有社會進化論的立場。他認為福利國家是現代國家轉型的必然方向，因此在分析中假設被戰爭所增強的國家能力一定會被用於社會保障專案。本文認為，國家能力的行使方向是不能用假設一筆帶過的，其之所以會被用於提供社會福利和收入再分配，一定是因為社會提出了這種需求。也就是說，要想全面說明軍事活動和福利國家的出現和發展的關係，除了將戰爭視為影響國家的福利供給能力的“供給側”因素之外，還要考慮軍事活動能否構成一種影響社會對再分配和社會福利的要求的“需求側”因素，從而構建出立足微觀基礎的反轉的第二意象的作用機制。

主流文獻傾注了大量精力來研究何種因素會影響社會對福利國家的需求，但這類研究所識別出的“需求側”因素卻很少與軍事和戰爭有聯絡。目前強調“需求側”因素的主要有兩種理論：工業主義邏輯和權力資源論。工業主義邏輯主要強調增加社會風險的兩大結構性變遷，它們分別是工業化和全球化。工業化一方面帶來了工傷、失業等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又瓦解了家族、教會等社會組織，讓解決新舊社會問題的傳統方式失效。在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面臨上述問題的社會便提出了對公共福利的需求，推動了福利國家的發展。與此類似，全球化意味著商品、資金和人員的跨國界流動，其將國內的產品、資本和勞動力市場暴露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之中，增加了國內公民失業和收入降低的風險。為應對來自全球市場的挑戰，國內社會要求政府提供相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

與強調結構性因素的工業主義邏輯不同，權力資源論關注福利國家背後的能動性因素，即哪些行為者在影響社會政策的制定並推動了福利國家的發展。工業化和全球化等結構因素催生了對社會保障和再分配的需求，但這種需求不會自動導致政府政策的出臺。只有當具備此種需求的社會行為者向政府施壓並迫使其採取相應行動時，對社會福利的需求才會轉化為社會政策。權力資源論認為，支援社會再分配的社會行為者是工人階級。這是因為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掌握了生產資料，從而能夠將工人物化為勞動投入品，並對其擁有絕對的控制權。為了改變這一劣勢地位，實現自身的去商品化（擺脫受資方支配的投入品地位），工人階級只有運用政治權利（集會、結社和投票的權利），動員手中唯一的權力資源———人數，透過罷工、組織工會和投票等方式支援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上臺，推行有利於工人的再分配政策和社會福利專案。總而言之，工人的去商品化需求是福利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

可見，關注福利國家“需求側”因素的文獻認為，降低社會風險和去商品化是促進福利國家發展最重要的兩類社會需求。然而，由於這兩類需求都與軍事活動和戰爭不直接相關，因此它們無法解釋以下重要事實：19世紀以來，主要西方國家旨在進行收入再分配的累進所得稅和社會立法都是在重要的國際戰爭之後推行的。工人的去商品化需求植根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會因戰爭的爆發而增強或減弱，因此聚焦於去商品化的理論無法解釋為何歷史上的收入再分配和福利國家更多地在戰爭後出現。同樣，根據工業主義邏輯，社會風險來自工業化和全球化的壓力，而軍事動員和戰爭恰恰會干擾甚至破壞這兩個程序，因此這一理論也無法告訴我們為何福利國家的發展在戰爭後有增無減。

綜上所述，不管是關注福利國家的“供給側”還是“需求側”因素，主流理論都無法解釋福利國家以及作為其再分配基礎的累進所得稅的引進時機，即為何福利國家和累進所得稅制總是在重大的國際戰爭之後擴張。“供給側”理論遵循了反轉的第二意象的研究傳統，其注意到了國家間戰爭對國家福利提供能力的塑造，但是卻忽視了軍事活動對福利需求的影響。這種停留在宏觀層面的互動為國內製度變遷提供了條件，但卻不能解釋制度變遷的最終走向。而“需求側”理論雖然關注了社會對再分配和社會福利的需求，但這種需求多來自工業化、全球化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等社會經濟因素，沒有直接將戰爭視為自變數，因此也無法解釋國際戰爭和福利國家擴張之間的關係。因此，本文認為要解釋福利國家發展的時機問題，必須將上述兩類理論結合起來，探討軍事動員和戰爭如何塑造社會的再分配需求。

三、軍事技術、社會分層流動和再分配需求：一個理論框架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陸軍元帥費迪南·福煦（FerdinandFoch）有句名言，即所謂“戰爭永不變”。這句話雖然揭示了戰爭殘酷、破壞和無序等恆常性，但卻掩飾了戰爭的社會基礎的歷史演變。事實上，戰爭的社會基礎，即武裝人員的社會來源、構成和動員激勵模式，一直都在隨著技術和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西方國家進入現代以來，其戰爭的社會基礎已經從前現代的小規模職業軍人團體（如貴族軍隊和僱傭兵）轉變為大規模動員的普通平民，催生了所謂大眾軍隊或公民軍隊，西方世界也由此進入大眾戰爭的時代。關於這一轉變發生的原因，已有許多軍事史家做出了精闢分析，在此不再贅述。本文關注的重點是大眾軍隊產生後對國家構建的影響，尤其是大眾軍隊的出現如何影響福利國家的發展。大眾軍隊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影響，根本原因就在於將平民大規模地以預備役的形式轉變為士兵，必然會對國家提出提供社會福利的職能要求。這是因為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習慣的是秩序、閒適、穩定和可預期的未來，這種平民慣習與戰爭所固有的混亂、紀律、顛沛與高度不確定等特性格格不入。因此，平民與職業軍人團體不同，他們不具備後者所具有的那種從事軍事行動所必需的身體和心理準備，也不享有後者為實現這種準備所需要的組織資源和文化（如武器訓練體制和旨在激勵參戰的榮譽傳統等）。用軍事史家詹姆斯·希恩（JamesJ。Sheehan）的話來說：“極端複雜、建立並維持著大規模預備役軍隊的軍事機器，被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所籠罩：平民士兵———構成軍隊的工人、農民、店主和公務員———是否有意志和能力去承受戰爭的嚴酷性。軍事領袖擔憂他們計程車兵可能無法拋棄平民習慣，無法去做保家衛國所不得不做的事。”換言之，大眾軍隊自誕生起就面臨著平民慣習與戰爭特性之間的固有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矛盾，讓現代戰爭的新的社會基礎（普通平民）適應戰爭恆久不變的特性（殘酷與無序），國家必須在職能上做出調整。正是這種調整推動了福利國家的產生和發展。

基於此，本文提出一個關於國家如何透過調整福利提供職能補償參戰平民的理論框架，強調了軍事技術、社會流動和戰爭犧牲之間的互動關係對社會再分配需求的影響。具體而言，歷史上的國家間戰爭推動了各國軍事技術的不斷髮展，而軍事技術決定了哪些社會階層能夠參與戰爭，由此導致國內階層結構這一單元層次的結構改變。由於參戰會帶來風險和機會成本，因此國家需要補償這些階層。在18世紀的大眾戰爭時代，普通平民成為參戰主力。在和平時期的軍事動員中，國家透過加強社會的向上流動對平民進行補償，這削弱了後者的再分配需求，降低了累進所得稅的水平。而戰爭爆發後，巨大的犧牲使得向上流動的預期破滅，迫使國家透過累進所得稅對平民階層進行直接補償，從而產生了較高水平的再分配。這種出於微觀層面考量的再分配補償勾勒出福利國家的形成與興衰。這一部分接下來的內容將對該理論進行詳細闡述，並推匯出可供實證檢驗的假說。

戰爭是塑造人類社會生活和政府結構的重要力量，眾多研究都將其作為理論構建的關鍵組成部分。塞繆爾·芬納（SamuelE。Finer）在其鉅著《統治史》的開篇便提出如下命題：軍事力量在社會不同階層的分配，不僅與軍事技術有緊密聯絡，更與現存的社會分層密切相關。軍事技術能夠塑造軍隊和戰爭的階級結構，即哪些社會階層可以獲得武器並參與戰爭。所謂軍事技術，狹義上是指武器技術，但廣義上還包括與武器運用相關的用以組織作戰的方式方法。軍事技術在歷史上與社會階層結構密切相關。例如，在希臘文明的古典時期，青銅武器是首要的作戰工具，與之相對應，使用青銅兵器的步兵方陣成為主要作戰方式。由於政府沒有常備軍制度，士兵需要自己準備武器，因此只有家境殷實的公民才能負擔步兵所需的長矛和盾牌，成為重灌步兵方陣的一員。這種中央政府不設立大規模常備軍而依賴社會和地方團體組成主要軍事力量的做法，還常見於西歐中世紀（8世紀—14世紀）和日本戰國時期。在這兩個封建時代，作戰方式以騎兵衝鋒和精英步兵戰場搏殺為主，於是作為地方領主的騎士和武士階層為自己裝備刀劍、弓弩、鎧甲和馬匹，並進行相應訓練，構成了當時最主要的作戰力量。

而在常備軍制度建立並且武器技術允許大規模裝備作戰人員的歷史時期，戰爭和軍隊的階層結構發生鉅變。曾經由富庶階層壟斷的武器，現在在國家的資助和推動下，被廣大的底層平民獲得。這使得後者成為戰爭的主力，讓歷史進入大眾戰爭時代。例如，在日本安土桃山時代，從葡萄牙商人引進的火繩槍打破了武士貴族對遠端兵種（弓兵）的壟斷。大量普通農民（足輕）組成的“鐵炮”（火繩槍在日本被稱為鐵炮）部隊在織田信長（OdaNobunaga）的指揮下於1575年的長篠之戰中擊敗武田勝賴（TakedaKatsuyori）率領的騎馬武士軍團，在全日本引起震動和效仿，這推動了日本戰國軍隊的階級轉型。

軍事技術塑造了軍隊的階級結構，這一結構的維持需要國家提供相應的補償。加入軍隊意味著放棄從事其他的職業和活動，進行戰鬥更意味著傷亡的可能。因此，為了鼓勵相應的社會階級從事軍事活動，國家需要補償從軍和參戰帶來的機會成本和風險。從歷史上看，這種補償主要有三種形式：政治權利、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其中，政治權利的補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另外兩種補償方式，需要首先論述。

對於用政治權利回報參戰者這種補償方式，最早由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政治學》中記載。在解釋古希臘各城邦不同的政體形式時，亞里士多德將其歸因於城邦軍隊的不同階級結構：以騎兵為主的城邦建立的是寡頭制，依賴重灌步兵的城邦更可能是共和制，而與海軍相適應的則是民主制。芬納將這種軍隊和政體之間的對應關係概括為“根據對最致命從而最昂貴的武器的佔有來分配政治權力”，它體現了將參政和決策等政治權利作為對參戰群體的回報。能夠負擔起昂貴騎兵裝備和訓練只有少數中上級貴族，政治權力自然集中於這一小部分社會階層，從而形成各大貴族家族共治的寡頭制，歷史上其他例子還包括西歐的中世紀王國。重灌步兵在數量上更多，其武器裝備能夠為社會中較為富裕的中間階層所負擔，於是這部分階層獲得參政權利作為回報，形成了亞里士多德思想中由“一部分人”治理的共和制，例如以公民步兵為作戰主體的羅馬共和國。至於古希臘時代的海軍，由於在作戰部隊之外還需要大量的槳手，因此海軍要求眾多的下層階級人民的參與。為對其補償，需要賦予政治權利（投票權），從而形成了民主制。可見，基於對參戰階層的補償原則，政治權利的分配隨著軍隊階級結構逐漸下移，政體形式也從少數統治的寡頭制演化為多數統治的民主制。

軍隊階級結構的下移和大眾戰爭的出現，經由補償原則推動了政治權利分配範圍的擴大，這一觀點已成為歷史社會學解釋現代民主制興起的重要理論基礎。民主制的現代興起的一個重要背景是18至19世紀在西歐和北美展開的軍事革命。所謂軍事革命，指的是隨著武器和後勤補給等技術和組織進步，軍事動員規模擴大，公民戰爭或大眾戰爭出現。針對大眾戰爭的政治後果，曼提煉出一套“公民參與和軍事參與之間辯證發展”的規律，指出19世紀以來普遍兵役制的戰爭動員是擴充套件公民權利、提高政體民主程度的重要推動力。這一論斷對經典公民權理論做出了重要補充。馬歇爾對公民權的經典論述是將其區分為三個部分，並認為公民權的歷史演進至少在西方世界是一個範圍上不斷擴張、內涵上不斷完善的過程。18世紀，各國公民首先獲得了民事權利，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地接受公正裁決的權利。在19世紀，各國公民又獲得了政治權利，即投票選擇政府領導人的權利。20世紀的歷史則在已有的兩項權利之上增加了社會權利，即免於社會風險的侵害、獲得社會公認的體面生活的權利。馬歇爾對公民權的內涵和變遷進行了深刻分析和描述，但卻未能說明為何公民權利會經歷了從民事到政治最終又到社會領域的擴張。曼的理論至少能夠解釋為何公民權會擴充套件至政治權利———正是針對全民的軍事動員促使國家用政治權利來補償公民，如此才保障了政治公民權。

然而，曼的理論卻無法解釋為何公民權遲至20世紀才擴充套件至社會權利。根據工業主義邏輯，19世紀湧現的新型社會風險已經提出了對社會保障的需求。如果19世紀的國家需要補償參戰公民，為什麼會選擇給予政治而非社會權利？換言之，為何一直要等到20世紀，社會權利以及作為其制度呈現的福利國家才得到長足發展？要解釋這些問題，必須考慮國家補償參戰公民的第二種方式———社會地位。

大眾戰爭時代，國家除了賦予公民政治權利，還能透過促進其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向上流動、以更高的社會地位來補償公民由於參戰所付出的機會成本和承擔的風險。如果軍隊的階級結構是一支大眾軍隊，那麼參軍就成為一條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這是因為全民戰爭的參戰者主要是社會下層人民，而軍隊的兩種特效能夠幫助底層人民實現向上流動。第一，與其他政府和社會組織相比，軍隊更強調“賢能（meritocratic）”，個人功績是獲得晉升和回報的關鍵。個人憑藉雄心和努力做出過人業績便能獲得提拔，從而實現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正如塞繆爾·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在其名著《軍人與國家》中所指出的，現代普遍兵役制的建立與軍隊的職業主義的發展同時展開，前者向平民打開了一條通道，使其能夠進入曾經由貴族階層壟斷的職業軍人和軍官階層。第二，軍隊作為一個專業性極強的機構會根據需要對成員進行教育和培訓。這種教育機會對於難以負擔教育支出的下層民眾來說十分寶貴，有助於提高他們的人力資本和復員後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進而幫助其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在這個意義上，軍隊就和公立學校一樣，能透過提供教育來提高社會流動性。

與公民政治權利的擴張類似，以社會地位來補償戰爭參與的做法在18世紀的大眾戰爭時代到來之後才成為主流。這是因為軍事革命擴大了戰爭規模，一方面促使軍隊的階級結構下移，使其成為吸納大多數中下階級的公民軍隊或大眾軍隊另一方面透過擴張公民的政治參與，以促進政治平等的方式讓公民的向上社會流動獲得了合法性。於是，近代以來雖然各個國家的發展情況和政體模式各異，民眾的軍事參與都越來越多的與社會向上流動聯絡在一起。例如，基於美國1860年和188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的研究發現，相較於其他居民，聯邦退伍士兵更有可能實現地域和職業流動，即從相對落後地區移居發達工業地區，從低技能職業向工匠和白領職業躍遷。美國軍隊促進社會向上流動的功能對於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作用更為明顯。這些社會群體歷史上一直受主流排斥，它們憑藉軍事服役提高了社會地位。這種透過軍隊實現的社會流動和整合已成為美國軍事社會學的研究重點。即便是在人民僅具有形式上的政治權利的極權國家，如德意志第三帝國，對平等的形式上的重視也使得軍隊成為實現社會向上流動的重要渠道，雖然其效果不及民主國家。在1920年，德國國防軍的將軍中有66%出身於貴族，但到1939年這一比重已下降至27%。大眾動員改變了貴族軍事世家壟斷德國軍隊領導層的狀況。據估算，二戰期間德國軍隊中大量普通士兵被提拔至軍官階層，其數量超過1800年以來提拔計程車兵軍官的總和。

大眾戰爭動員帶來的社會向上流動會降低社會的再分配需求。這一論斷的理論基礎是經濟學經典文獻中的向上流動預期假說。該假說認為，理性的個體如果預期自己會獲得向上的社會流動（在未來會獲得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收入），那麼他就會反對收入再分配，因為他不希望自己在未來步入更高階層時成為被徵稅的目標。該假說已經得到大量的實證支援。雖然該假說尚未在軍人群體中得到檢驗，但應該也適用於作戰人員的再分配偏好。因為這一假說的成立需要滿足一個前提，即個體不能過於規避風險，否則相比向上流動的希望，他會更擔心向下流動的風險，於是反而會支援能夠為低收入群體提供保險的政府再分配。常理而言，參軍者不大可能偏好規避風險，否則也不會選擇參與高風險的軍事戰爭活動。我們據此認為，向上流動預期理論尤其適用於軍人，即由於軍事動員會帶來參與者的向上流動，因此與平民相比，軍人更偏好於反對收入再分配。目前尚沒有研究檢驗這一假說，後文將對此進行實證檢驗。

如果大眾戰爭動員能夠由向上的社會流動加以補償，而向上的社會流動又會降低個體的再分配需求，那麼綜合這兩點能夠推出另一個假說：一個社會的戰爭動員程度（總人口中軍人的比重）越高，其社會總體再分配需求就越低，這反映到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上就是越低的累進所得稅稅率。換言之，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戰爭動員程度與累進所得稅水平負相關。該假說也將在後文加以驗證。

最後一種對公民參戰的補償方式就是面向較低社會階層的經濟補償，這種補償的本質是政府透過對上層階級徵稅實現的收入轉移和再分配。在和平時期，軍事動員提高了社會中下層人民的向上流動預期，會降低社會的整體再分配需求。但在戰爭時期，犧牲卻會提高社會的再分配要求。這是出於兩個原因。首先，戰爭的常態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只有極少數富有軍事才能的個體能夠真正實現向上流動，其他普通士兵能夠健全地活下來就已屬萬幸。由於向上流動的希望破滅，和平時期那種抑制社會再分配衝動的力量也隨之瓦解。

其次，大眾戰爭時期整個民族共同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需要社會成員一起承擔保家衛國的責任，“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由於大眾軍隊主要由中下層民眾組成，因此中下層階級將付出更多的犧牲，這要求上層階級付出更多的財富補償，才算承擔了相應職責。這種對收入再分配的合理化被稱為“平等犧牲原則”，最早由約翰·密爾（JohnStuartMill）在《代議制政府》中作為民主國家徵稅原則而提出。這後來被引申為如下含義：如果國家在某一方面對人民進行了不平等的對待（例如更多地從底層民眾中招募士兵從而使其付出了更多的犧牲），那麼國家就應該使用稅收對其補償。不難看出，適用這一原則的前提是公民之間的平等。換言之，沒有公民在民事和政治權利上的平等，犧牲的平等也就無從談起。而民事和政治權利上的平等則最可能存在於民主政體。這也是密爾將“平等犧牲原則”作為代議制民主國家的主要徵稅原則的原因。“平等犧牲原則”在戰爭時期為收入再分配提供了最重要的合法性論證，而這種論證在民主國家最為常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經濟學家曾向國會建議，應該用針對高收入人群的稅收而非借款來為戰爭提供資金。他們的理由是：“當民族的生存和榮譽處於危險之中時，對人力和收入的徵用就是正當且正確的。”

戰爭會提高社會的再分配要求，所以作為福利國家財政基礎的累進所得稅才會於普通民眾在戰爭中付出巨大犧牲之後得到擴張。如圖1所示，最高一檔收入的邊際稅率的上升總是伴隨著重大戰爭傷亡的出現，而戰爭結束後稅率則會相應下降。例如，拿破崙戰爭時期的1814年邊際稅率較高（約為2%），但戰爭結束後該稅率迅速下降，在整個19世紀的“百年和平”時期基本都維持在較低水平，只在出現區域性戰爭時略有起伏。邊際稅率的首次大幅上升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巨大的戰爭傷亡使得西方各主要國家紛紛以收入再分配加以補償。一戰結束後再分配水平趨於降低，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其又被史無前例的戰爭傷亡人數急劇提升至歷史最高水平。二戰後的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的對峙雖然避免了世界大戰，但受到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70年代的越南戰爭等較大規模的區域戰爭的影響，最高一檔收入的邊際稅率在這一時期基本維持在戰後初期的水平，甚至有時還略有上升（如越戰時期）。冷戰後期直至其結束後，世界的和平狀況沒有顯著變化，邊際稅率持續下降至今。有觀點會質疑戰爭爆發之所以會跟稅率上升正相關，是因為耗資巨大的戰爭必然要求提高稅收水平。戰爭確實會要求國家加強財政汲取，但這無法解釋向誰汲取的問題，即為何國家會提高對高收入人群的徵稅。只有當戰爭中的巨大傷亡經由“公平犧牲原則”為收入再分配提供強有力的合理化論證之後，才能實現針對最高收入人群的更多徵稅。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國家間戰爭推動了軍事技術的進步，而軍事技術塑造了軍隊的階層結構。基於軍人對流動預期的微觀心理，軍隊的階層結構又進一步決定了國家對參戰階層的補償方式。18世紀的軍事革命後，歷史進入大眾戰爭時代，戰爭規模擴大，軍隊階級結構下移。政治權利的擴張是對大眾軍隊的首要補償方式，這同時也意味著對（政治）平等的強調。這進一步影響了另外兩種補償方式，從而塑造了社會的整體再分配需求。首先，在和平時期平等訴求為中下階層的向上流動提供了合法性基礎，使得社會地位成為國家對大眾軍隊的重要補償方式，抑制了社會的收入再分配衝動。其次，在戰爭時期尤其是在實現了公民政治平等的民主國家，大眾軍隊巨大的傷亡讓“平等犧牲原則”得以適用，提高了社會對再分配的需要。於是，備戰時期的戰爭動員會降低國家的累進所得稅稅率，而這一稅率水平會隨著戰爭的爆發和犧牲的增加而提高。

要驗證這一理論，我們需要檢驗以下假說。首先是本理論框架的微觀基礎。

假說一：在個體層次上，與平民相比，軍人更可能預期到向上的社會流動，從而更傾向於反對收入再分配。

其次，在假說一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推匯出多個層次間的互動假說。

假說二：在國內和個體兩個層次的互動方面，軍事動員程度越高的國家由於提供了較多的向上社會流動的可能，社會的整體再分配需求較低，其福利國家性質的再分配水平也因此較低。

假說三：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次的互動方面，傷亡越大的戰爭，對向上社會流動預期的打擊就越大，其激起的公平補償呼聲就越高，就越有可能提高參戰國的累進所得稅稅率。這一效應在民主國家更為顯著。

四、實證分析

這一部分將使用不同層次、不同來源的資料來檢驗上述假說。假說一處於微觀個體層次，認為公民個人如果加入了軍隊，將較其不參軍的情況更容易預期向上的社會流動，從而更不可能支援收入再分配。為檢驗這一假說，本文使用了國際社會調查專案（ISSP2009）的微觀資料。這一選擇是出於兩個原因：首先，微觀層次的歷史資料不可獲取，因此只能使用當代資料。其次，ISSP2009不僅涵蓋了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也包括中國、哥倫比亞等發展中國家，後者所處的發展階段與前者在半個世紀甚至一個世紀前的發展階段基本可比。因此，對這些國家的現狀分析大體上能夠替代對西方國家的歷史分析，儘可能地彌補了微觀歷史資料缺失的缺陷。其他的跨國社會調查資料要麼所涵蓋國家的數量和多樣性不如ISSP2009（如東亞價值觀調查和歐洲價值觀調查），要麼其變數設定不允許區分軍人和非軍人（如世界價值觀調查），因此ISSP2009是當代資料中檢驗假說一的最好選擇。

假說一的自變數是受訪人的軍人身份（1為軍人，0為非軍人），可以透過IS-SP2009中的職業變數來識別。軍人身份要解釋的變數有兩個：一是向上流動的主觀預期，用ISSP2009中的問題Q11（“與你父親工作的社會地位相比，你自己工作的社會地位如何？”）來測量；二是對收入再分配的反對程度，用問題Q6b（“你是否同意下述觀點：降低收入差距是政府的職責”）來測量。根據假說一的預測，我們應該觀察到：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軍人身份應該與向上流動的主觀預期和對收入再分配的反對程度均呈正相關。這裡的其他條件則是在迴歸方程右側加入的控制變數，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主觀階級認同以及宗教虔誠程度，具體可參見表2。另外，控制變數中還加入了受訪人所在國的啞變數，以控制國家間的文化和制度差異。

由於假說一的因變數都是定距變數，因此估計方法採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表3報告了迴歸結果。模型1和模型2的因變數都是向上流動的主觀預期，前者除了國家啞變數外，沒有加入其他控制變數。後者加入了所有控制變數。可以看到，軍人身份的係數顯著為正，說明與非軍人相比，軍人更可能持有社會向上流動的主觀預期。模型3和模型4將再分配偏好作為因變數，發現無論是否控制個體層面的控制變數，軍人都更傾向於反對收入再分配。模型5的因變數也是再分配偏好，但其在模型4的基礎上加入了向上流動的主觀預期。比較模型4和模型5可以發現，當加入社會向上流動預期後，軍人身份不再具有統計顯著性，而向上流動預期的係數顯著為正。這說明向上流動預期是軍人身份和再分配偏好之間的中介變數，即軍人身份透過塑造向上流動的主觀預期來引發個體對收入再分配的反對。這符合假說一的預測。

上述分析證明，在個體層面，軍人更可能感受到向上的社會流動預期，從而更加反對收入再分配。由此可以推知假說二：在宏觀層面，社會的軍事動員程度越高，則其總體再分配需求就越低，福利國家性質的再分配水平也就越低。在這一假說中，軍事動員程度是自變數，用軍事人員數量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來衡量。再分配水平是因變數，用最高一檔收入的累進所得稅的邊際稅率來測量。為證明這兩者的負相關關係，還需在方程中加入其他控制變數。第一，根據蒂利和蒂特馬斯的理論，戰爭塑造的國家行政和干預能力是福利國家的基礎。為迴應這一競爭性假說，我們在迴歸方程中控制政府支出佔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以此作為國家干預市場能力的指標。第二，根據工業主義邏輯，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程度會影響福利國家的發展，因此迴歸分析需要控制工業化水平。第三，根據權力資源理論，勞工階級會透過支援工人階級政黨上臺來推行去商品化的再分配政策，這種策略的可行性取決於勞工所在的國家是威權還是民主國家。因此，我們需要在方程中加入政體的民主程度。第四，由於高稅率可能是國家為軍事開銷帶來的政府債務融資的結果，因此還需要控制軍事開支和公債水平。第五，近來的一系列研究認為重大戰爭本身會提高累進所得稅稅率。本文跟隨這類文獻，將一個國家與他國交戰的年份標註為1，其他年份標註為0，用以控制國家的戰爭經歷。表4總結了以上控制變數的測量方式和資料來源。除了這些控制變數，本文還控制了邊際稅率的一期滯後（為了控制因變數在時序上的延續性）和國家及年份的啞變數。

為檢驗假說二，本文使用了19個主要西方國家1815—2010年的面板資料。基於其資料結構，本文選用一階自迴歸的面板修正標準誤（Panel-Corrected-Standard-Error）作為基準模型的估計方法，並將固定效應估計量和Driscoll-Kraay估計量用於穩健性檢驗。表5報告了迴歸結果。模型1和模型2是基準模型，前者只控制住因變數、滯後一期和國家/年份啞變數，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加入了所有的控制變數。可以看到，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軍事動員程度與其再分配水平呈負相關，這說明軍事動員降低了社會的再分配需求，符合假說二的預期。剩餘的三個模型對上述結果進行了穩健性檢驗：模型3處理了面板層次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模型4和模型5分別採用固定效應估計量和Driscoll-Kraay估計量重新估計了方程。可以看到，穩健性檢驗的結果也支援假說二。值得注意的是，戰爭經歷變數在表5的任何模型中都不具有統計顯著性。這可能是因為戰爭經歷是透過影響一國的軍事動員程度來影響再分配水平。因此在控制軍事動員程度之後，戰爭經歷便失去了統計顯著性。這一結果直接挑戰了近來認為戰爭經歷本身就足以影響再分配的觀點。這些研究基於定量分析，發現戰爭經歷對再分配水平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然而卻無一例外地都沒有控制軍事動員水平。因此有理由提出質疑：它們所識別出的戰爭經歷和再分配水平在統計上的因果關係很可能是虛假的，是遺漏變數偏誤（迴歸方程在設定上對軍事動員的遺漏）導致了這一虛假的因果關係獲得了統計顯著性。

假說三認為戰爭的死亡規模會影響參戰國的再分配水平，並且這一效應在民主國家更為顯著。由於同一場國際戰爭（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很多參戰國，每個國家的死亡人數各不相同，因此假說三的檢驗要求一種雙層資料結構：上一層資料是各場戰爭，下一層是每場戰爭中的各個參戰國。因此，適用於假說三的估計方法是多層線性迴歸模型。其中，自變數是死亡規模，用參戰國在某場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資料來源是戰爭關聯資料集（CorrelatesofWar）。因變數是戰爭後的再分配水平，測量方法是參戰國針對最高一檔收入的邊際稅率在戰後十年的平均值。根據假說三，自變數對因變數的影響應當為正，且與該國的民主程度存在正向的互動效應。方程除了控制國家啞變數（用以捕捉國家的文化和歷史等不隨時間變動的因素）之外，還包括軍事動員程度、政府幹預能力、工業化和債務水平，詳細內容可參見表4。這些控制變數均做了滯後處理，即採用其戰前十年的平均值，目的是為了避免同時期變數間迴歸可能造成的逆向因果問題。

表6報告了假說三的迴歸結果。模型1是隻包括因變數但不加入任何自變數和控制變數的空模型。該模型LR檢驗的統計量是36。2，並且在0。00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應當拒絕零假設（各國在因變數上的取值不隨戰爭不同而變化），從而說明選擇包括戰爭和國家兩層資料的多層模型是正確的。模型2加入了所有變數以及戰爭死亡和民主程度的互動項。戰爭造成的傷亡規模和戰前的民主程度均顯著為正，且二者的互動項顯著為正。這說明戰前的民主程度越高，“公平犧牲原則”就會獲得更強的合法性，從而戰爭犧牲在戰後就能帶來更高的再分配水平。即便在穩健性檢驗中（未在本文列出）控制戰前或戰時的累進所得稅稅率，這一結果仍然成立。因此，假說三獲得了經驗支援。

五、結論：兩個可能的研究方向

現有文獻難以解釋福利國家在戰爭時期擴張、在和平時期卻會停滯甚至衰落這一歷史事實。一方面，戰爭和國家建構理論將戰爭視為福利國家的“供給側”因素，認為戰爭會加強國家的干預能力，而這種干預能力是福利國家進行再分配的前提。但是該理論無法解釋地緣政治壓力下的國家為何會將財政和行政資源用於非軍事性和非生產性的福利專案上。另一方面，福利國家的發展理論強調支援社會福利和再分配的“需求側”因素，認為工業資本主義及全球化等結構性因素帶來了社會的再分配需求。但是這種理論無法解釋為何在工業化和全球化遭受戰爭破壞和干擾的情況下，福利國家反而還能實現擴張。

為全面理解軍事動員和戰爭對福利國家的影響，本文綜合了上述兩類研究，提出一個關於戰爭補償的理論框架，探討了軍事活動如何塑造社會的再分配需求。該理論認為，18世紀軍事革命以來，大規模的軍事動員讓軍隊的階級結構下移，為普通民眾提供了向上社會流動的渠道，降低了社會的整體再分配需求。然而戰爭爆發後，巨大的傷亡讓社會向上流動的預期破滅，於是按照“公平犧牲”原則，社會要求國家對高收入階層課以重稅，以收入再分配的方式補償戰爭犧牲。因此，在19世紀和兩戰之間的多極均勢時期以及冷戰的兩極均勢時期，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使國家的再分配水平處於持續低位甚至是下降。而拿破崙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等造成重大傷亡的國家間衝突則會讓國家增強再分配力度，而這一力度會在戰爭結束、迴歸均勢與和平再度到來過後逐漸減弱。

本文為國際關係的兩類研究做出了貢獻。首先，本文透過揭示軍人個體層面的主觀社會流動預期和再分配偏好，為國家間戰爭（國際因素）對福利國家（國內政治）的影響提供了微觀基礎。由此，本文展示瞭如何將反轉的第二意象建立在微觀基礎之上，從而為這一研究增加了新的內容。其次，透過將國際因素對國內政治的影響與個體層次的微觀因果機制相結合，本文對第二類研究做出了貢獻，那就是國際關係學科中基於“三個意象”的層次分析法。本文將個體層次的分析物件從決策者延伸為社會中的普通個人，在探討個體社會流動預期和再分配偏好的基礎上（個體層次）將國家間戰爭（國際層次）與福利國家（國內層次）聯絡起來，展示了對層次分析法的擴充套件性新運用。

基於此，本文為另外兩個重要議題提供了新的洞見，可作為未來的研究方向。第一個議題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歷史演變。自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尤其是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出版後，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問題成為社會普遍關心的重要議題。如圖2所示，皮凱蒂發現在資本主義誕生後的大部分歷史時期，人類社會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很高，唯一的例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近50年。在此時期，不平等程度降至最近一個多世紀的最低水平，隨後又於20世紀80年代後迅速升高，今天已恢復至戰前水平。本文對不平等的這一發展趨勢提出了一個新的解釋：在多極均勢、相對和平的19世紀，西方國家的再分配水平都很低，相當於放任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平等的擴大。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巨大犧牲迫使國家將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增強至歷史最高水平———一戰後最高一級收入的邊際稅率迅速上升至40%，二戰後各國更是將這一稅率提高到超過60%，從而實現了戰後前期的社會平等。這種高強度的再分配雖然在冷戰兩極均勢下總體呈下降趨勢，但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多國參與的區域性戰爭的影響下大致維持了近30年，直到20世紀80年代不再有較大規模的區域性戰爭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強度才開始迅速降低。此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隨即升高至二戰前水平，即恢復為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不斷擴大的常態。可見，未來對不平等的研究需要考慮到國際環境和國內再分配政策之間的互動對不平等的發展趨勢的影響。

本研究希望啟示的第二個研究方向是國際關係學中“三個意象”的互動研究。從華爾茲提出“三個意象”、古勒維奇倡導“反轉的第二意象”以來，對層次分析法的運用不是將個體層次置於不予實證檢驗的前設層面，就是將個體簡化為決策者。這使得層次分析法難以解釋受決策者之外的社會普通個體的偏好和行為所影響的政治程序。為解決這一問題，層次分析法需要引入過去20年來國際關係學中的重要創新———對宏觀現象的微觀基礎的探究。這意味著找回第一意象，建立三個意象間互動的微觀基礎。為具體展示該研究取向，本文透過福利國家的歷史發展這一研究議題，探究了國家間戰爭如何透過塑造社會流動性從而影響普通個體的再分配偏好以及這一偏好的改變又是怎樣影響國家職能的轉型和福利國家的興衰。其中，個體層次（公民個人）的再分配偏好的形成機制（向上流動預期假說在戰爭動員中的具體展現）構成了本理論的微觀基礎，其作為橋樑溝通了國際（國家間戰爭）和國內（福利國家）兩個層次。於是，三個意象間的互動就以第一意象的偏好形成機制作為微觀基礎，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在本文中，該微觀基礎不是作為假設藏在幕後，而是在理論構建中就得到明確闡釋，並且獲得了經驗資料的實證檢驗。將理論建立在個體層次的微觀基礎之上，並透過經驗研究檢驗之，最終使其與國際和國內兩個層次聯絡和整合，這是本文所認為的強調“三個意象”互動的層次分析法在未來的可能發展趨勢。本文透過一個具體研究做出示例，希望能夠為以後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