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軍一直有著“環保鬥士”的稱號。

20世紀90年代的媒體從業經歷讓他開始關注中國的汙染問題，2006年馬軍創立了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致力於推動環境資訊公開和汙染防治。20多年來，已經成為生態環境部特邀觀察員的他與夥伴們一直致力於收集、整理和分析環境資訊，每天他都會堅持在社交平臺上公佈當天的空氣情況、霧霾區域等。

馬軍認為，大氣汙染治理需要社會廣泛參與，環保方面的監測資料大規模地公開，體現了中國向汙染宣戰的政治決心。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和創始人馬軍 圖/受訪者供圖

政府部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強環境治理

新京報貝殼財經：

你是因為什麼契機開始進入環保行業？為什麼決定成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

馬軍：

20世紀90年代中期，媒體從業經歷讓我有機會到全國主要流域，開始關注到水資源短缺、水環境汙染、水生態受損等環境問題。1999年，我結合多年採訪調研，寫成《中國水危機》一書。在探尋解決方案的過程中，我感覺到大規模環境汙染背後有複雜的社會經濟因素，想要真正解決它，需要廣泛的公眾參與。作為公眾深度參與的前提，資訊公開就成為推進環境保護的一個關鍵因素。

2004年，網際網路在中國快速普及，於是我判斷，可以透過IT技術，更加高效地推動公眾知情和參與。2006年，我創立了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第一個專案就是開發建立水汙染地圖公益資料庫，裡面收入了政府部門所釋出的水質資訊、排放量資訊，還收集了汙染源超標違規記錄，結合地圖呈現，希望便於公眾理解。這也是現在“蔚藍地圖”的前身。之後，我們的環境資料逐漸擴充套件到空氣、固廢、危廢、海洋、垃圾、塑膠，近年還擴充套件到低碳、生態等更多領域，形成了蔚藍地圖環境資料平臺。

新京報貝殼財經：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已成立16年，公眾和企業對公共環境的關注和投入有什麼變化？

馬軍：

公眾對環保的參與度提高了，企業最重視了，我們收集資料也比之前更容易。過去十年間，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環境治理，在政府主導下，企業也逐漸開始更多地發揮出主體作用，公眾也有更多、更廣泛的參與。我們公眾環境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當時的中國正在面對著極為嚴峻的環境形勢，環境汙染包括空氣汙染、水汙染、土壤汙染、海洋汙染以及生態退化、森林草原退化等，也包括了資源的不可持續利用。

從社會對環境問題的認知來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這裡也有若干標誌性的事件。比如，2011年左右，霧霾在多個地區頻頻發生，廣大市民透過網際網路、社交媒體的發聲，表達對呼吸健康空氣的渴望。中央迴應民眾的呼聲，修訂了《環境空氣質量標準》，開始監測和釋出PM2。5和臭氧等重要汙染物。有了強大的民意支撐，2013年我國出臺的《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納入了許多此前難以想象的強有力措施，在之後又釋出了“史上最嚴”的新環境保護法，並開啟藍天保衛戰。

新京報貝殼財經：

近幾年，我國的空氣質量有何變化？

馬軍：

十年來我國大氣汙染治理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PM2。5平均濃度從2015年的46微克降到2021年的33微克，歷史性達到世衛組織第一階段過渡值。空氣質量改善不僅反映在資料上，在我們和中國環境記協舉辦的“指尖上的環保”公益活動中，公眾隨手拍從反映霧霾和汙染問題，到現在越來越多看到藍天迴歸。目前共收集150萬張帶有空氣質量水印的照片，從民眾視角充分反映出，在我國許多城市和鄉鎮，藍天正在一步步從奢望變成常態，公眾的藍天獲得感和幸福感大幅提升。

開展綠色供應鏈和綠色金融，採用市場化手段推動企業綠色低碳轉型

新京報貝殼財經：

未來十年我們應該如何把握藍天的主動權？

馬軍：

未來十年是非常關鍵的。現在北京的空氣質量以及周邊的空氣質量，改善幅度非常大，PM2。5年均濃度從2013年的每立方米89。5微克降至2021年的33微克，今年到目前的累計均值不到30微克，周邊有的城市的年均值更是直降上百微克，這對公眾健康保護和生活質量提升都有巨大作用。

但我們需要認識到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說，一些重點地區重汙染天氣還沒有完全消除，一些不利的氣象條件下，依然會出現霧霾這種空氣汙染的問題。另外還有一些地區，臭氧的問題有所加重。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需要去努力解決的。

問題的解決是需要借鑑前期十年大氣汙染治理的成功經驗，以充分監測和釋出作為基礎，完善多元參與的治理機制，提升預警應急和健康提示能力。同時，從汙染物排放和溫室氣體排放兩個維度確定並披露汙染源。

後期，我們還要和雙碳行動結合起來，減汙降碳要協同增效。藉助雙碳行動的結構調整，為能源產業結構調整和低碳的轉型提供的強大的動力，推減部分降碳，然後確保在2030年前實現高質量的碳達峰，同時實現空氣質量的進一步改善。

透過更加廣泛的社會參與，調動市場力量，推動產業、能源、交通、民用等領域的結構調整，經過測算，中國的絕大多數的城市都能夠實現達成10微克以下的PM2。5，這樣非常高的一個標準，就能夠推動健康中國和美麗中國。

新京報貝殼財經：

在一些發達國家氣候政策回擺的情況下，我國應該如何去堅持應對氣候變化？

馬軍：

我國的大氣汙染有一個快速改進的過程，但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大氣汙染是在加重，像印度，空氣汙染是非常嚴重；全球氣候形勢也非常嚴峻，極端天氣頻發，包過極端高溫、極端低溫、極端乾旱、極端降水等幾類，這也會使得很多地區空氣汙染加劇。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正透過構建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積極推進雙碳程序。但我們也要認識到，全球很多經濟體的重心也在確保糧食和能源安全，供應鏈安全穩定、經濟增長這樣的一個方向上，有些國家和地區對近期目標進行了調整，這些額外增加的排放會對巴黎協定所設定的控制全球的溫升在2攝氏度以內、爭取在1。5攝氏度以內的目標帶來巨大的壓力。在我們收集的資料中可以看到，2021年全球碳排放出現了歷史最大反彈，今年整體趨勢依然不容樂觀。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更需要推動企業來發揮出它的主體作用。作為世界工廠，我國碳排放總量裡有68%和企業的生產活動相關聯。我們正在透過蔚藍雙碳地圖的構建，協助企業和金融機構開展綠色供應鏈和綠色金融，更多地採用市場化手段推動企業綠色低碳轉型。從巴黎到格拉斯哥，越來越多的企業做出了零碳的承諾，但是否落實，需要加強監督。同時，我們也需要推動公眾去廣泛地參與治理大氣汙染、水汙染，透過公眾的廣泛參與，支援政府出臺相關的政策和法規，加強監管，提高氣候治理力度。

同題問答：

過去十年你所觀察行業最大的變化？

馬軍：

黨的十九大提出“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資訊公開是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部分。在大方針的引導下，這些年，中國在環境資訊公開方面，可以說是取得了一個歷史性的進展。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在做水資源、水環境相關工作的調研時，最大的感受不是汙染退化嚴重，更主要的是獲取相關資訊非常困難。我做完調研後只能到國家圖書館翻閱相關的專業期刊雜誌，在一些文獻中尋找蛛絲馬跡。

2006年，我們建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在第一年，我們只能收集到2000條環境違規的記錄，但如今已經累計達到260萬條，還有大量的監測資料都在實時公開狀態，包括環境監測的資料、汙染源監測的資料，我們可以實時收集到這些資料，每天也在300萬條以上。最初，我們的資料是完全來自於政府部門，現在，多個部門開始推動企業自行披露，這些都有助於促進未來更大規模的公眾參與。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趙方園

編輯 曲筱藝 宋鈺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