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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徵文賽。

歷史上，科學上的重大突破一直屬於個人，而不是機構。伽利略和哥白尼，愛迪生和愛因斯坦，在孤獨的實驗室裡埋頭苦幹，或者在私人研究中思索宇宙。

但近幾十年來，特別是自蘇聯1957成功發射人造衛星以來，發展趨勢是建立大規模機構，促進更多的合作，並獲得大筆資金。

而現在要取得科學上的成就就更難了。對2005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一項研究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知識的積累迫使偉大的頭腦在取得突破之前就必須付出更長的努力。就在20世紀，思想家進行重大創新的年齡增加了大約6歲。

但是，現在還不要把個別的天才排除在外。

杜克大學工程師艾德里安貝揚的一項新理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在個人和機構之間取得平衡。從阿基米德到牛頓，再到達爾文，科學成就的歷史都是由獨立的研究者來記錄的。孤獨的思想家之所以在歷史上蓬勃發展，是因為它是自然的，科學對思想家的思想有益，對社會有益。儘管趨勢是建立大型研究小組，但個人將永遠蓬勃發展。

然而，個人天才的概念被高估了，甚至一些天才也會證明這一點。例如，艾薩克牛頓爵士說，如果他用他的工作取得了任何成就，比如他的運動定律和引力定律，那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來自蘇聯的壓力

1957年10月4日前蘇聯發射人造衛星，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國家後，現代研究的程序突然發生了變化。這導致美國對已經以研究聞名的機構內的大型研究團體的資助大幅增加。這種模式被較小的機構採用，它們也開始組建更大的團體來吸引資金。

然而，個別大思想家並沒有消失。貝揚認為，它們繼續茁壯成長。他認為他在1996年開始描述的“結構理論”或許可以解釋原因。

該理論認為，所謂的流動系統的進化是為了平衡和最小化缺陷，減少摩擦或其他形式的阻力，從而使有用能量損失最少。自然界的例子包括河流和小溪組成的三角洲或複雜的肺部氣道。

在人類的研究中，貝揚看到了兩種主要的流動：一種是以科學發現的形式出現的想法，另一種是以資助和實驗室空間等有形因素來衡量的支援。

他說：“成功的研究團隊是那些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獨立成長和發展的團隊。例如，一個人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得到了資金，圍繞著這個好主意，新的團隊開始形成。這就建立了一個框架，讓許多較小的群體為整體做出貢獻。”

單打獨鬥

他認為，極端不利於高產的科學。

他說：“如果一個機構只由單獨的研究人員組成，它會有很多想法，但幾乎得不到支援。另一方面，一個規模龐大的團隊會得到很多支援，但相對而言，每個研究者的想法會更少。”

貝揚說，這一問題集中體現在舊蘇聯式的研究中，政府規定了研究的目標和範圍，並用志同道合的科學家填充了它的整體結構。

研究機構和個人之間並沒有內在的衝突，而是一種為更大的利益服務的平衡。因此，機構管理者應該對那些表現出偉大跡象的人放寬心。

貝揚說：“我認為，那些為了吸引更多資金、充實簡歷或撰寫更多論文而強迫同事組建大型團隊的管理者，是在違背該機構及其研究的自組織性。”

下一個愛因斯坦

有些人可能會爭辯說，天才的本性是這樣的，無論怎樣，它都不能被抹殺。

2006年，一項為期35年的研究對數學天才兒童進行了觀察，看看他們最終的生活是怎樣的。這項研究揭示了一個偉大而富有成效的頭腦的要素：認知能力、受教育機會、興趣和努力工作。不是每個人一開始都很聰明，最後也還很聰明。

那麼下一個愛因斯坦什麼時候出現呢

這是一個連愛因斯坦都回答不了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愛因斯坦與上一個天才牛頓隔了兩個世紀。這意味著下一個愛因斯坦可能是現在的嬰兒，或者可能還沒有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