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

劉縉

老師賜稿

原文載《宋史研究論叢（2020年下半年刊）》第27輯

引用時請註明出處

出土文獻與北宋關中雷氏家族歷史形象的重建

劉 縉 張 柯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人文學院，陝西 西安，710126）

摘要：

根據陝西出土的北宋時期雷有終和雷孝孫叔侄二人的墓誌，再結合有關史料，可以判定宋初的關中合陽雷有終家族實質上是十六國時期，自邊地遷居關中東部地區的羌人之後。此外，傳世史料對雷有終之父雷德驤及其兄雷有鄰的評價頗低，然而據《雷孝孫墓誌銘》，雷氏家族與李謙溥家族結成姻親關係，間接屬於北宋皇親，這在《雷有終墓誌銘》也得到證實。所以雷氏父子的惡評，很有可能是因為二人屬於趙普的政敵陣營，這導致了傳統史料書寫存在一種貶低傾向，塑造了雷氏父子或“無文采”、或“險側”的歷史形象。透過對這兩方墓誌銘的解讀，可以得到不少傳世文獻未能記述的有關史事，也對研究宋代關中地區的文官家族提供了更多的線索。

關鍵詞：

北宋 關中 墓誌

唐朝滅亡之後，中國古代王朝的政治中心東移，漢唐時期活躍在政壇的眾多關中士族，入宋之後逐漸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東部以及南方地區新型家族的相繼興起。反觀關中地區，其時似乎只有藍田之呂氏家族在政壇與文壇廣有名望，備受矚目。

［1］

然而透過對傳世文獻梳理，可以發現北宋時關中合陽還有一雷氏家族，自雷德驤於五代後周入仕，直至其曾孫雷簡夫，家族四代成員在《宋史》中均有傳記留存，史有明載。

［2］

其中雷德驤與雷有終父子更曾經同朝為官，一時傳為美談。太平興國七年（982），雷德驤為兩浙轉運使，其子雷有終則為淮南轉運使，“父子同日受詔，搢紳榮之。”

［3］

宋代著名文人王禹偁為此事專門有詩作傳世，誇讚道：

當年辭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罷封無事日，朝廷猶惜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齋心唯願秉陶鈞。

江南江北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有才同富國，君王無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應喪，養活疲民肉漸肥。還有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

［4］

然而目前學術界在宋代宗族與社會的整體考察，

［5］

或宗族的個案研究等方面均已碩果累累，

［6］

但對關中地區雷氏家族的關注則明顯不足。

［7］

此外，近年刊佈的雷有終及雷孝孫叔侄二人之墓誌，在關於志主生平之外，還涉雷氏家族之族源、墓誌與傳世史料之間書寫的差異等內容。

［8］

可使我們在傳世史料之外，對有關雷氏家族的若干史事有了更多深入研究的機會。

有鑑於此，筆者特撰此文，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擇雷氏叔侄墓誌之要者析而與他史綜論之，同時以此俟正於方家。

一、雷有終墓誌所見的雷氏族源

雷有終墓誌系1973年出土於陝西合陽縣楊家莊鄉大冊村，據墓誌所述，雷有終於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十一月入葬陝西關中合陽雷氏祖塋。雷有終墓誌蓋陰刻篆書九字：“大宋故雷公之墓誌銘”，蓋文三行，滿行三字。志文首行題“大宋故宣徽北院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兼御使大夫上柱國夏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贈侍中雷公墓誌銘並序”，由北宋名臣王曙撰文，白憲書丹，王餘慶、王欽刻字。志石長77釐米、寬77釐米，行書志文60行，滿行60字，共3550字。

［9］

《雷有終墓誌銘》開篇即敘述了雷氏家族的世系，由於《宋史》等傳世史料並未提及雷氏的世系，因此墓誌所述的雷氏世系及族源可謂彌足珍貴，尤其是墓誌隱含的歷史資訊，很值得深入探討。

1.《雷有終墓誌銘》所見雷氏族源

《雷有終墓誌銘》首先將雷氏之先祖追溯至黃帝時代：“其先曰方雷氏，女為黃帝妃，是生玄囂，流慶顓頊，神明之後，其族蕃昌”，此後雷氏“在漢為郡守”，“在晉為邑君”，“遠祖鹹，仕唐為左庶子”，“子孫避亂，衣冠中絕”。其曾祖和祖父均是普通民眾，“肥遁素履，隱居養志，忠信行乎州里，慶善鍾乎似續。”由志文可知，雷氏先祖在漢晉時期均為高官，遠祖雷鹹在唐代做過左庶子。“左庶子”一職在唐代屬“正第四品上階”，

［10］

職位比較重要，唐代名臣裴矩、長孫無忌、杜如晦等均擔任過這一官職。經筆者檢諸史籍，唐代也確有“左庶子雷鹹”其人。

據《唐會要》，雷鹹在貞元八年（792）時為秘書少監，受唐德宗之命，前往“鎮、冀、德、隸、深、趙等州”宣撫、賑災。

［11］

兩年（貞元十年，794）後，雷鹹正是在“左庶子”官職上去世，此事還引起了唐德宗對於去世大臣 “賻贈”的問題關注。

［12］

另按宋人編著的《古今姓氏書辨證》，其中關於“雷”姓的表述如下：“出自古諸侯萬雷氏之後，以國為氏。後單姓雷。黃帝相雷公。淮南王郎中雷被。後漢南郡潳山蠻雷遷。晉豫章人雷煥，為豐城令，後徙馮翊。南朝處士雷次宗。後燕陽翟公雷群。前秦將雷惡地。姚秦將軍雷奇。唐著作郎雷頴，左庶子雷鹹。”

［13］

其中也將“雷”姓追溯至上古時的方雷氏，並詳列了歷代的雷姓高官，也包括了“左庶子雷鹹”其人。且《太平寰宇記》載“馮翊郡五姓：郭、蓋、雷、黨、吉。”

［14］

說明雷氏儘管經歷了唐末五代的戰亂，但家族延續至宋初，仍是關中東部一帶的大姓。

因此，綜合以上唐宋時期史料與《雷有終墓誌銘》，我們似可推測合陽雷氏系出古時諸侯方雷氏，漢魏以來，名士輩出，本籍為豫章（今江西南昌），西晉時遷至陝西關中的馮翊（也稱同州，今陝西大荔縣一帶）。

［15］

及至唐代，宗族出現了“左庶子雷鹹”這樣的顯宦，只是伴隨著晚唐五代時期的戰亂，如《雷有終墓誌銘》所言：“子孫避亂，衣冠中絕”，這才導致家族仕途斷裂，直至宋初雷有終之父雷德驤的入仕，才令家族重新崛起。

然而，《雷有終墓誌銘》提及：“曾祖諱昶，祖諱□，並肥遁素履，隱居養志”，

［16］

根據雷有終父雷德驤在後周廣順三年（953）“舉進士”的記載，以此推算，其曾祖雷昶當生活在唐末時期。假如《雷有終墓誌銘》所述之雷氏先祖“雷鹹”，與《唐會要》記載的“雷鹹”實為一人，那麼雷鹹卒於唐德宗貞元年間，其時上距唐德宗建中兵禍有年，下距唐末大亂尚有近百年時間。既然因戰亂導致家族自雷鹹至雷昶譜系斷裂，但墓誌銘為何又能夠繞開中斷環節，進而追溯譜系至中唐時期的祖先呢？如此看來，墓誌所述世系似有存疑之處。

中晚唐以來，門閥宗族制漸趨消亡，舊式的門閥譜牒已經廢絕。

［17］

至宋元時期，宗族的譜系構造普遍存在“篤近追遠”之法。

［18］

如範兆飛先生所言：“篤近”，就是構建高、曾以內血統相對可靠，具有“可證實性”的真實祖先；“追遠”，就是構建遠祖乃至同姓共祖的“擬製”祖先。

［19］

《雷有終墓誌銘》中僅提及其曾祖與祖父之名，而將雷氏之始祖追溯至黃帝之時，又稱先祖在漢晉時期均為顯宦，但均未具姓名，墓誌中唯一可考的先祖又語焉不詳，可以認為是追溯了一個同姓高官作為家族祖先，這一寫作方式非常符合“篤近追遠”的譜系模式，因此，我們有理由對志文中敘述的雷氏世系產生懷疑。

2.雷有終家族的真實族源

由於傳世史料並無雷氏家族世系的相關記載，而《雷有終墓誌銘》所言又有可疑之處，所以筆者透過對唐五代時期出土的數方雷姓墓誌的分析，從中得到了雷氏族源的相關線索：

以上六方墓誌的志主籍貫均為關中東部的同州一帶，我們可以發現，墓誌中對志主的世系，大多隻能明確至祖父輩，至於其中追溯的始祖，實在值得懷疑。如《雷廓墓誌銘》中講到的始祖“雷璋”，為“晉司空”這樣的顯宦，但於史無載。而在《雷諷墓誌銘》中，則僅用“軒轅之後，世稱令族”等詞語來對家族的起源進行模糊化處理。《雷景從墓誌銘》中的元祖雷詵，曾為北魏太尉，上祖雷球是“武德六十二功臣”，也同樣在史籍中無法找到，其志文中也存在諸多關於唐代官職的訛誤，所以難免會讓人感覺這是雷景從死後，撰寫墓誌者的穿鑿附會之言。

［26］

正是由於這幾方墓誌表達的家族世襲不明，譜系不清，因此志文往往都用比較含糊或華美的辭藻來形容志主的宗族譜系，以此掩蓋志主家世的缺失與平庸。譬如《雷詢墓誌銘》中的大段語句，實際並沒有體現多少歷史資訊，只是各種典故的累加而已。這種書寫模式，其實與《雷有終墓誌銘》的內容如出一轍。而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或與關中東部一帶雷姓的來源相關。

姚薇元先生認為“南安雷氏，出自羌族累姐種，以種名首音為氏。”並指出西羌雷姓系“附會為黃帝妃嫘祖之裔。姓氏諸書，多本家狀，因以訛傳訛耳。”

［27］

而馬長壽先生進一步闡述道關中東部的渭河以北地區，是十六國時期內遷西羌的主要聚居地，雷姓羌人更是馮翎郡大姓。北朝以後，眾多羌人身居高位，其中不乏雷姓族人。至宋代以後，關中的雷、黨、井、屈等姓，已經完全漢化，看不到絲毫羌族因素了。

［28］

由此可知，其實《雷有終墓誌銘》對雷氏族系的構建，延續了中古以來關中東部羌族雷姓構造世系、追溯遠祖至黃帝時代的通用做法。其家族本源於十六國時代遷居關中的西羌雷姓之後，然在中古時代沉寂無聞，至五代後周時期雷德驤由科舉入仕，家族才逐漸興盛，逐漸成為官宦門第。並伴隨著雷有終在宋真宗朝的官位顯赫，於是在雷有終墓誌中構建了家族譜系，將祖先追溯至唐代的同姓高官，以此來為了強化家族認同與擴大家族影響力。

二、《雷孝孫墓誌銘》與雷有鄰歷史形象的還原

雷孝孫系雷有鄰之子、雷德驤之孫，於景德二年（1005）下葬陝西合陽雷氏祖墳，雷孝孫墓誌蓋陰刻篆書十二字：“大宋故光祿寺丞雷公墓誌銘”，蓋文四行，滿行四字。志文首行題“大宋故光祿寺丞雷公墓誌銘並序”，志文系其兄雷孝先撰寫，樂夔書丹，無刻工名。志石長66釐米、寬61釐米，正書志文30行，滿行28字，共658字。志文主要敘述了雷孝孫的生平及婚姻、子女等內容，其中婚姻之事，足以推翻傳世史料中對其父雷有鄰的形象設定。

1.傳世史料中的雷有鄰形象

雷有鄰是雷德驤長子，在宋代史籍中對雷有鄰最重要的記載，就是他在宋太祖朝對時任宰相趙普的告訐。開寶六年（973），雷有鄰因本人科舉不利，再加上乃父雷德驤因為揭發趙普違法之事，被宋太祖貶官、流放，由此產生對趙普的怨恨。“舉進士不第，其父即竄靈武，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終於，雷有鄰借出入秘書丞王洞家之際，掌握了堂後官胡贊、李可度等人受賄的事實。雷有鄰又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遊，知偉雖經三攝，而一任失其解由。偉兄前進士俶，為偉造偽印得遂銓。”由是，雷有鄰“遂上章告其事”，並指出中書仍有不法之事，“皆宰相庇之”。此事引起宋太祖震怒，“（劉）偉坐棄市，（趙）孚及（王）洞、（劉）俶、（胡）贊、（李）可度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沒其家財。”重罰犯罪官員之外，“始有疑（趙）普意矣”。

［29］

據《宋史•雷有鄰傳》，他因此事得官“秘書省正字，賜公服靴笏、銀鞍勒馬、絹百匹。”此後，雷有鄰“累上疏密告人陰事”，終得惡報，“白晝見（劉）偉入室，以杖棰其背。有鄰號呼聞於外，數日而死。”

［30］

如據《宋史》及《長編》所言，雷有鄰以告訐得官，用揭發官員私事來作為立身之本，因此其最終被索命而亡，是典型的罪有應得。然而在宋人筆下，稱雷有鄰“性亦剛鯁，有父風。”

［31］

頗有好評，就與《宋史》及《長編》中的惡評有所相反，其中有令人疑惑之處。而雷孝孫墓誌中關於本人婚姻的記載，為我們解答了這一疑惑，並對重識雷有鄰的歷史形象提供了一定佐證。

2.《雷孝孫墓誌銘》與雷有鄰形象的復原

據雷孝孫墓誌的志文可知，雷孝孫娶妻李氏，太嶽（岳父）是李允文，列嶽（其妻之叔伯父）分別是時任西上閤門副使知瀛洲李允則及四方館使、知延州兼馬步軍部署李允正。考諸史籍，李允則與李允正均是李謙溥之子，那麼李允文當為李謙溥之子侄。

［32］

北宋初年的李謙溥家族與趙宋皇室淵源頗深，“（李謙溥）弟謙升與太祖為布衣交。其母閻嘗厚待太祖”，雍熙二年（985），宋太宗之子許王趙元僖又娶李謙升之女為妻。

［33］

雷孝孫的妻室出自這樣家世顯赫的武將家族，首先說明伴隨著雷德驤在宋太宗年間長期位居要職，雷氏家族在當時已經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家族的聯姻物件也是當時的高官顯宦；再者，雷孝孫能夠娶妻李氏，已經使雷氏家族間接成為皇親國戚——《雷有終墓誌銘》中講到李順之亂時，雷有終“以皇戚命公充荊湖夔峽路轉運使、同兵馬司公事”，這裡已經明確指明瞭雷氏家族的皇親身份。

而且，據雷孝孫的墓誌可知，雷孝孫卒於宋真宗鹹平元年（998），終年30歲。以此上推，他當出生於宋太祖開寶元年（968），其父雷有鄰去世之時，他尚為兒童。按照宋代男性平均23歲左右的婚配年齡來看，

［34］

雷孝孫娶妻李氏，很可能就是宋太宗雍熙、端拱年間（984-989），其時李謙溥家族已經完成與趙宋皇室的聯姻。如果雷有鄰之為人，確是《宋史》與《長編》所述之不堪，那其子雷孝孫又怎麼可能成為李謙溥家族的乘龍快婿呢？

所以透過雷孝孫的婚姻可知，我們有理由相信宋時雷有鄰肯定是以比較正面的形象立足於官宦門第，這樣，他的子嗣能夠與李謙溥家族進行聯姻，也就完全能夠理解了。至於雷有鄰在部分宋代傳世史籍中的形象，很可能已經過了書寫者有意識的改寫與再塑造。其中緣由，今天難以確知其實，不過，這應該與雷氏父子作為反趙普勢力的代表人物有關。

因為伴隨著趙普形象在兩宋時期的不斷放大，使得與趙普有著政治爭端的雷氏父子，成為“趙韓王”的對立面。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宋代計程車大夫或者史官對雷有鄰的書寫，就突出他“累上書告人陰事”的惡行，有意或無意間忽略了在開寶六年（973）前後，宋太祖本就對趙普之專權產生不滿。雷有終狀告趙普之事，只不過是宋太祖針對趙普的一系列政治鬥爭的其中一環——就在雷有終因告訐得官後幾日，宋太祖命令薛居正、呂餘慶和趙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35］

然而，宋代計程車大夫不願意承認其實是宋太祖主導了趙普的罷相，因此他們出於對宋太祖形象的維護，有意識的將罪責歸於雷有鄰，將雷有鄰描述“密告人陰事”並罪有應得的卑鄙小人，這種書寫模式最終被宋代國史採納、修入，形成了《宋史》及《長編》中對雷有鄰的惡評。而此傾向的進一步擴大，就是稱進士出身的雷德驤“無文采”，其長子甚至連深受宋真宗寵信的次子雷有終，都被描述為“險側，喜攻人過。”

［36］

三、對傳世史料中雷德驤、雷有終父子評價的辨析

雷德驤在五代後周時入仕，是奠定雷氏家族成為官宦門第的關鍵人物，其次子雷有終則是雷氏家族步入頂峰的代表性人物，而傳世史料中對父子二人的評價，多有互相矛盾之處，很有進一步辨析的必要。

1.雷德驤“無文采”辯證

雷德驤的一生宦海浮沉、歷官數十年，頗有名聲，宋人有評價：“雷德驤性剛直”。

［37］

“雷德驤，長安人，太祖時久居諫諍之任，有直名。”

［38］

《雷有終墓誌銘》也說：“（雷德驤）歷御史諫官，以讜言偉節，感動萬乘。”說明性格剛直、不畏權貴正是他的性格特徵。正緣於雷德驤的這種性格特徵，令他敢於揭發當時權貴的不法行為——甚至是宋太祖朝一度權傾朝野的宰相趙普。

［39］

但《宋史•雷德驤傳》本傳講道：“（雷）德驤無文采，頗以強直自任，性褊躁，多忤物，不為士大夫所與。”則又如何解釋呢？其實我們仔細檢視宋代史籍，就可以發現《宋史》對雷德驤的評價充滿疑點。

《宋史》雷德驤的本傳記載，他在後周廣順三年（953），“舉進士”，由此踏入官場。有意思的是雷德驤之孫雷孝先，也是“舉進士”出身。而宋代的“舉進士”有兩類：一是“未獲薦鄉試（初稱發解試）之前的舉子”，二是“舉進士及第”的省稱。那麼祖孫二人究竟屬於哪種“舉進士”呢？

依據龔延明先生的觀點，“‘舉進士’是否為及第進士，首先要視其後之連詞是否為官。”以此看來，《宋史》中二人本傳記載：“（雷德驤）舉進士，解褐磁州軍事判官。”“（雷孝先）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天長縣。”均符合龔先生的觀點。此外，雷德驤的任職中，有自“職方員外郎”遷至“禮部、戶部郎中”的履歷，雷孝先則有自“秘書省校書郎”遷“大理評事”經歷，這些遷轉軌跡也符合北宋前期進士出身文臣的常規敘遷官階。

［40］

基於此，我們可以推測雷氏祖孫二人均是透過科舉得官，雷德驤“無文采”之說實難成立。

此外，乾德二年（964），宋太祖詢問雷德驤：“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在得到雷德驤的回答後，宋太祖評價道：“卿還得古人立法意。”

［41］

對雷德驤的學識表示肯定，“自後，每（雷）德驤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

［42］

再如宋代著名詩人王禹偁正是出自雷德驤門下，“蓋禹偁嚐出德驤門下，而德驤深於易，而酷嗜吟詠故也。”

［43］

從這段文字來看，雷德驤應該頗有文采，精通《周易》，並喜歡作詩詞，與《宋史》中“無文采”的評語形成鮮明對比。

《宋史》又稱雷德驤“性褊躁，多忤物”，然而雷德驤為陝西轉運使之時，裴莊任高陵主簿，某次雷德驤巡視至裴莊管轄地，“官屬皆出迎候。（裴）莊獨視事本局，徐謁道周，（雷）德驤稱其有守。”

［44］

從這段記載，我們看到雷德驤的確嫉惡如仇，但性格相當平和，並沒有因為屬官禮儀不周而動怒，“褊躁”之語無從談起。

綜合以上史籍，我們可以發現《宋史•雷德驤傳》中對雷德驤的評價有失公允，那麼，《宋史》為何對雷德驤有如此差評呢？依筆者所見，這與雷德驤及其子雷有鄰均是趙普的政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趙普作為宋初名臣，生前官至宰相，死後又是殊榮無數，諡“忠獻”，追封韓王，宋真宗評價趙普是：“識冠人彝，才高王佐，翊戴興運，光啟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勳，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

［45］

終兩宋之世，趙普一直備受推崇，家族後裔廣受恩典。

［46］

南宋時人評價趙雷交惡之事，就稱趙普“真社稷臣亦”，“雷德驤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

［47］

其中崇趙貶雷的傾向已經非常明顯。並且宋代文獻中對作為趙普政敵的雷氏父子的貶低，已經波及到宋真宗朝位居高位的雷有終。

2.傳世文獻對雷有終形象塑造的矛盾性

雷有終是雷德驤次子，在宋初曾經兩次入巴蜀平叛，尤其宋真宗年間的王均之亂，雷有終的戰功最顯，深得宋真宗的信任，清人趙翼評價宋代的“恩蔭之濫”及“恩賞之厚”，就兩次以雷有終為例進行闡述。

［48］

因此，儘管《宋史》中他的傳記附於其父雷德驤之後，但篇幅遠超其父兄——而在《東都事略》中，更是雷有終的傳記後附雷德驤與雷有鄰的傳記。《宋史•雷有終傳》對雷有終的評價是：“有終倜儻自任，不拘小節，有幹局，沈敏善斷，不畏強禦，輕財好施。歷典藩閫，能撫士卒，豐於宴犒，官用不足，則傾私帑及榷錢以給之。家無餘財，奉身甚薄，常所御者銅鞍勒馬而已。”

然而，雷有終在平定西川之亂後，宋真宗有一段評語：“人有言清而行濁者，實為難知，如雷有終頃居三司，每因奏對，自謂公幹潔廉，一代之良臣。昨以兩川盜起，因命翦除，頗聞有終乘其擾攘，貪黷財貨，以鐵鏹計之，僅數萬緡。如是則王澤安得下流，遠俗何由丕變，言行相戾，乃如是邪？”

［49］

如遵從宋真宗之言，雷有終其實是貪墨之輩。並且景德二年（1005）雷有終卒後，李燾在引述國史之後的註解小字中也說：“《會要》言有終貪墨事，當參考。”

［50］

此外，《隆平集》對雷有終評價道：“（雷）有終險側，喜攻人過失，有吏幹，善撫士卒。”

［51］

這些與《宋史》中“不拘小節”、“輕財好施”等評價截然相反的文獻資料，可以說展現了雷有終形象的另外一面。

那麼作為雷氏父子三人在《宋史》中唯一得到正面評價的雷有終，為什麼在另外一部分傳世史料中的形象出現如此矛盾性呢？其實依筆者所見，這仍是雷氏父子和趙普的關係使然。

宋太宗時與雷有終為“同事”臧愚直言：“趙侍中不樂雷氏，眾所知矣。”而針對趙普派其子趙承宗傳達召見臧愚的事情，雷有終也有清醒認知：“此無他，欲使著作（臧愚）伺吾罪釁矣。”

［52］

從這條記載可以看到，趙普與雷氏家族之間的政治衝突，遠遠比我們想象中嚴重。由此可以大膽推測，以趙普在宋太宗朝的政治地位，進而對國史中雷氏父子——尤其是雷德驤與雷有鄰二人的傳記書寫施加影響，應該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雷有終自宋太宗朝後期至宋真宗朝才逐漸步入顯宦，其時趙普已經去世，難以直接干涉國史的書寫，因此史書針對雷有終的評價相對公允，譬如雷有終在四川的第一次平叛之舉，《宋史·雷有終傳》與《長編》中都讚賞有加，稱他：“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

［53］

並且雷有終去世後，宋真宗“覽奏震悼，即時車駕臨吊，揮涕失容者久之。”親自赴東京開封崇仁坊雷家府邸弔唁，客觀上也說明雷有終在當時朝堂具有一定的地位與聲望。

此外，如果雷有終的確“貪黷財貨”，怎麼可能“身沒之日，宿負猶不啻千萬，官為償之。”？這恰好印證了雷有終“輕財好施”的特點，也符合墓誌中“市租悉饗于軍中，主賜皆陳於廡下。”的讚語。

《雷有終墓誌銘》的志文的撰者是北宋名臣王曙，

［54］

雖亦不乏溢美之詞，但未見誇大虛妄之言，其內容可與《宋史》《長編》等史籍互證，這表明雷有終的事蹟與為人在當時廣為人知，作為國史的寫作，不能不顧忌到這些因素的存在。因此我們在《宋史》中看不到對於雷有終的貶低，只是在其他史料中發現蛛絲馬跡。

結 語

彭衛認為出土文獻與傳世資料之間記載的“同”和“異”，“同”的價值其實是有限的，“而具有挑戰性的‘異’則有可能令我們發現歷史更多的內容， 因此，把重點放在‘異’處更具有學術意義 。”

［55］

從這個角度來看，雷氏叔侄的墓誌與傳世史料間，“同”的內容佔據了大多數，然而就是這有限的“異”，讓我們發現了相當多的資訊，

雷氏家族自雷德驤入仕之後，維持了兩代顯宦，父子三人在宋初政壇頗有影響力。但是，隨著雷有終的故去，第三代的雷孝先與雷孝孫轉入武職，在崇尚科舉的宋代官場，雷氏家族再無人經由科舉入仕，在雷簡夫之後，隨著歲月流逝，家族再無顯宦，因此也無法對國史中雷氏家族形象的書寫進行了解。最終導致宋代國史中對於雷氏父子的書寫，摻雜了大量“再創作”的內容，這對家族來說是一個比較大的負面影響。此後宋代史籍，對雷氏家族再無隻言片語，也許雷氏就此沉寂下去。直至元代，揭傒斯有詩《送雷巡檢赴雅州》：“爾祖為州處，其先雷簡夫嘗知雅州。君今往徼巡。弓刀秦塞曉，耕稼蜀山春。勳業觀初服，朝廷念遠民。黃金世所貴，亦足賤吾身。”

［56］

這或可說明雷氏家族成員，此後都蝸居地方，遠離權力中樞，只能在一些地方官職中不斷浮沉。

作者簡介：劉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碩士導師；張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

（本文曾經得到西北大學王善軍老師的悉心指教，此外要特別鳴謝陝西師範大學聶順新兄的重要修改意見。）

注 釋

［1］ 關於藍田四呂的研究，參見李如冰：《宋代藍田四呂及其著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而有關呂氏家族的墓園，可參考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著：《藍田呂氏家族墓園》，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2］ （元）脫脫等：《宋史》卷278有雷氏家族四代五人的傳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分別為《雷德驤傳》，第9453-9454頁；《雷有鄰傳》，第9454-9455頁；《雷有終傳》，第9455-9463頁；《雷孝先傳》，第9463-9464頁；《雷簡夫傳》，第9464頁。

［3］ 《宋史》卷278《雷德驤傳》記為“淮南轉運使”；然《雷有終傳》記載其時雷有終為淮南轉運副使。

［4］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卷63，王禹偁，《獻轉運使雷諫議二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二冊，第693頁。

［5］ 此方面的成果非常豐富，比較有代表性的論著有：王善軍：《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邢鐵：《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5年；黃寬重：《宋代家族與社會》，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6］ 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王善軍：《宋代世家個案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劉煥陽：《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獻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張劍：《宋代家族與文學——以澶州晁氏為中心》，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湯江浩：《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考論——以王安石為中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鄒重華、粟品孝主編：《宋代四川家族與學術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羅瑩：《宋代東萊呂氏家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美）戴仁柱著，劉廣豐、惠冬譯：《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陳莉萍、陳小亮：《宋元時期四明袁氏宗族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王善軍：《北宋青州麻氏家族的忽興與驟衰》，《齊魯學刊》1999年第6期，第17-22頁；姚紅：《北宋東萊呂氏家族婚姻考論》，《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第85-93頁。

［7］ 王昌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簡略涉及到了雷氏家族的概況，見氏著：《中國歷史上的關中士人：907——1911》，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5-26頁。以往學術界也對雷簡夫推薦“三蘇”之事有過相關研究，如，李悅現、鄒念宗：《雷簡夫與“三蘇”》，《文史哲》1990年第2期，第33-34頁；李克明、黃萬和、鄒念宗：《雷簡夫慧眼識賢薦“三蘇”》，《渭南師專學報》，1994年第4期，第95-97頁。

［8］ 中國文物研究所、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一）》，《大宋故宣徽北院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兼御使大夫上柱國夏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贈侍中雷公（有終）墓誌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50-153頁；《大宋故光祿寺丞雷公（孝孫）墓誌銘》，第153-154頁。為免行文繁瑣，以下凡出自兩方墓誌之文不再一一進行註釋。

［9］ 秦中行：《從一件墓誌看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一文稱雷有終墓誌是1972年冬出土，《文物》1974年第12期，第41-43頁。但據《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一）》所述，雷有終及雷孝孫墓誌同出土於1973年，未知孰是。

［10］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42，《職官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793頁。

［11］ （宋）王溥撰：《唐會要》卷77，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75頁。按：此處《唐會要》原文似乎有舛誤，唐代河北道並無“隸州”，僅有“棣州”之名。《冊府元龜》卷162《帝王部•命使二》記同一事件為：“（貞元八年）秘書少監雷鹹往鎮、冀、德、棣、深、趙等州”，此處做“棣”，由此可見《唐會要》所言“隸”有誤。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959頁。而鎮州系元和十五年（820）避唐穆宗李恆之諱，自恆州改名，所以貞元八年（792）時應仍稱恆州，但兩書均做“鎮”，或因宋人看到的唐代文獻當在唐穆宗朝之後成書，已經避唐穆宗“李恆”之諱。

［12］ 《唐會要》卷91，第1973頁。

［13］ （宋）鄧名世撰、王力平點校：《古今姓氏書辯證》卷5，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頁。

［14］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卷28，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94頁。

［15］ 唐時郃陽縣（今合陽）歸屬於馮翊郡管轄，《舊唐書》卷38《地理志》，第1400-1401頁。

［16］ 此處雷有終祖父之名，墓誌原文即斑駁不清，無法釋讀。

［17］ 《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第10-13頁。

［18］ 林濟：《宋元宗族譜系的構造——以徽州程氏為例》，《安徽史學》2014年第3期，第116-127頁。

［19］ 參見範兆飛：《南北朝士族譜系的異同與意義》，《史學月刊》2019年第3期，第11-17頁。

［20］ 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魏府君夫人雷氏墓誌銘並序》，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3-54頁。

［21］ 故宮博物院、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三）》，《唐故業善府錄事騎都尉雷君（廓）墓誌銘》，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圖版見上冊第20頁，志文見下冊第12頁。

［22］ 《唐代墓誌彙編》，《大唐故處士陪戎副尉雷君墓誌銘並序》，第1594-1595頁。

［23］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唐故朝散大夫行鴻臚寺丞上柱國賜魚袋雷府君墓誌銘並序》，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58-959頁。

［24］ 《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三）》，《唐故雷府君（況）墓誌銘》，圖版見上冊第107頁，志文見下冊第70-71頁。

［25］ 章紅梅校注、毛遠明審定：《五代石刻校注》第一冊，《梁贈太傅馮翎雷公墓誌銘並序》，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79-82頁。

［26］ 王慶昱：《新出<梁贈太傅馮翎雷公墓誌銘並序>考釋》，《唐史論叢（第十六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3年，第261-267頁。

［27］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47-348頁。

［28］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8頁。

［29］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14，開寶六年六月癸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03頁。

［30］ 《長編》卷16，開寶八年六月己巳，“賜秘書丞雷德驤錢十萬，以子有鄰病死故也。”因此雷有鄰至遲在宋太祖開寶八年（975）六月之前已經死去。

［31］ （宋）吳處厚撰，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卷1，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32］ 據陳朝雲、霍倩：《北宋李中吉夫婦墓誌及相關問題研究》一文，李中吉墓誌所反映的李謙溥家族世襲，其中並無李允文，因此李允文可能並非李謙溥之子，或是其弟李謙升一系。《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71-78頁。

［33］ 《宋史》卷273《李謙溥傳》，第9337-9339頁。《宋史》卷245《昭成太子元僖傳》又稱：“上為娶隰州團練使李謙溥女為夫人”，第8697-8698頁。

［34］ 關於宋人的婚齡等問題，參見程民生：《宋人婚齡及平均死亡年齡、死亡率、家庭子女數、男女比例考》，《宋史研究論文集》（第十一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287-307頁；鄭麗萍：《宋代男女初婚年齡探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第118-124頁。

［35］ 《長編》卷14，開寶六年六月庚戌，第304頁。

［36］ （宋）王稱撰、孫言誠、崔國光點校：《東都事略》卷43《雷有終傳》，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第342-343頁。

［37］ （宋）田況撰、張其凡點校：《儒林公議》捲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34頁。

［38］ 《青箱雜記》卷1，第1頁。

［39］ 《長編》卷9，開寶元年冬十月甲戌，“（雷）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並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顎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用闌入之罪黜焉。”第210頁。

［40］ 龔延明、祖慧編著：《宋代登科總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772-7773、7780、7787頁。

［41］ 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113頁。

［42］ （宋）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卷1，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頁。

［43］ （宋）江少虞撰：《宋朝事實類苑》卷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27頁。

［44］ 《宋史》卷277《裴莊傳》，第9437-9438頁。

［45］ 《宋史》卷256《趙普傳》，第8931-8941頁。

［46］ 張其凡：《趙普評傳》第十章相關內容，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283-309頁。

［47］（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丙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59-260頁。

［48］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正：《廿二史札記校正》卷25，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61-563頁。

［49］ 《長編》卷47，鹹平三年冬十月乙丑，第1029頁。

［50］ 《長編》卷60，景德二年五月戊辰朔，第1333頁。

［51］ （宋）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卷11《雷有終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340-341頁。《東都事略》卷43《雷有終傳》也有類似記載：“（雷）有終險側，喜攻人過。有吏幹，善撫士卒。”第342-343頁。

［52］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160，王禹偁，《諫議大夫臧公墓誌銘（並序）》，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等，2006年，第八冊，第159-161頁。

［53］ 《長編》卷36，淳化五年五月己巳，第787頁。

［54］ 《宋史》卷286《王曙傳》，王曙是寇準的女婿，而寇準與雷德驤同為陝西關中人，因此雷家請王曙為雷有終撰寫墓誌，不知是否有與寇準為同鄉之因。第9632-9633頁。

［55］ 彭衛：《走向未來的秦漢史研究》，《史學月刊》2011年第5期，第8-10頁。

［56］（元）揭傒斯著、李夢生點校：《揭傒斯全集》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第1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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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潘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