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AshuraSJ@bigfun社群

·“黃金時代”：信仰共存下隱藏的族裔對立

出身於伊比利亞腹地，於當地宗教局勢動盪中離開家鄉，在脫離伊比利亞地區後，受邀來到羅德島。（棘刺 客觀履歷）

這個臨海國度在過去時常被與熱情、活力、奢豪，以及灑滿海岸的陽光聯絡在一起，那裡曾流傳有黃金國度的美名，因與拉特蘭在宗教上源遠的歷史聯絡而時常被一同討論，然而近些年，這片富饒之地卻逐漸沉寂，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對於目前伊比利亞的現狀，我們所知甚少。據棘刺所說，在過去幾十年中，阿戈爾人在伊比利亞境內的待遇每況愈下，他描述曾經繁榮的城市上空聚起陰雲，氣氛壓抑而凝滯。（棘刺 檔案資料四）

如果你不是拉特蘭宗教的信徒，就最好別去伊比利亞。他們所謂的‘最純正的信仰’就根植在那片土地上，那裡的人虔誠得恐怕就連拉特蘭人也得自愧弗如。我？這些都同我沒有什麼關係。（棘刺 晉升後交談2）

棘刺在檔案中提到一些似乎有些蹊蹺的現象：作為一個臨海國度，伊比利亞本應該與阿戈爾人有較為密切的聯絡；但在過去的幾十年間，阿戈爾人在伊比利亞境內的處境越發危險，整個城市的社會氛圍開始逐漸往不妙的方向發展，他本人也因為伊比利亞腹地的宗教問題而離開了故鄉；同時，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伊比利亞本土的居民，對拉特蘭宗教的虔誠甚至比薩科塔人還要狂熱。

在解釋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先把目光調轉到此前公佈的EP曲目《El Brillo Solitario》的MV上。在這首曲子的MV中可以看到，棘刺身後的建築有著高大的拱門迴廊，並帶有高聳的尖塔；建築主體為淡紅色，屋頂為近似黑色淡化處理後的墨綠色；

PV畫面截圖

這座建築並非憑空虛構，而是參照了現實中真實存在的西班牙宮殿建築。可能會有讀者感到好奇：現在的西班牙皇宮明明是白色的基督教式尖頂建築，無論是窗戶還是門都十分方正，怎麼說是西班牙宮殿建築？

位於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西班牙皇宮

事實上，現在的西班牙皇宮是1734年二次重建之後的樣貌。1734年，一場突發火災將第一次重建的舊王宮付之一炬，當時在位的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Felipe V，1683-1746）於1738年下令按照天主教建築樣式進行二次重建，並將材料全部換為防火建材，經過26年的大興土木才修建完成；而在之前，舊西班牙王宮是以摩爾人的建築樣式來建造的——現存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現在位於格拉納達市（Granada）的阿爾罕布拉宮（Alhambra Palace），這座宮殿是MV中建築的重要參考之一；雖然如今的顏色看上去是一片土黃，但阿爾罕布拉宮是採用黏土來堆砌外牆，其阿拉伯語名稱“الْحَمْرَاء”（意為“紅堡”）也因此而來，這與MV中淡紅色牆體建築是大致吻合的。

西班牙波旁王朝首位君主腓力五世。他的前任，“著魔者”卡洛斯二世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君主，卡洛斯二世無嗣，因而把王位傳給了自己姐姐的孫子，從而引發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戰爭的結果是法國、西班牙一方勝利，腓力五世即位，但永不得合併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

阿爾罕布拉宮。雖然角度不同，但若以圖中的尖頂塔為參照物，可以看出MV中的背景建築在佈局上與阿爾罕布拉宮是大致相同的

所謂“摩爾人”（Moors），並不是某個兒童頁遊中以鼴鼠（Mole）為原型的角色，而是對中世紀時期定居於伊比利亞半島、西西里島、馬耳他乃至西非的穆斯林的稱呼；出於行文需要，本文的“摩爾人”全部指代西班牙穆斯林（包含柏柏爾人、阿拉伯人、部分西班牙人及三者的混血）——這一群體和接下來的兩個條目有很大的關聯性，可以說是探尋伊比利亞現狀的關鍵所在。

不是這個摩爾

壁畫，描繪了摩爾人朝覲阿拉貢的詹姆斯一世的場景

公元8世紀初，北非的土著居民柏柏爾人（Berber）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前往一片黑暗的歐洲——這並不是什麼難事，因為直布羅陀海峽最窄處僅僅只有14千米寬，遠比當年在冰封期渡過白令海峽（最窄處35千米）的印第安人祖先要輕鬆得多；這群驍勇善戰、被歐洲人稱作“摩爾人”的異族人發動颶風般的攻勢，原本就內亂迭出的西哥特王國很快就分崩離析。短短的7年時間內，摩爾人就佔領了整個伊比利亞半島，甚至一度翻越被視為“天險”的比利牛斯山脈，試圖將勢力延伸到歐陸腹地，但最後因為法蘭克王國的頑強抵抗而無可奈何；

查理·馬特（Charles Martel/Charles “the Hammer”，688-741）的雕像，位於凡爾賽宮。查理·馬特的名字想必各位讀者並不陌生，他就是歷史書上提到的那位確立采邑制、奠定西歐騎士制度基礎的墨洛溫王朝宮相，同時也是“歐洲之父”查理曼大帝的祖父。他在普瓦蒂埃戰役（也稱圖爾戰役）中帶領法蘭克方陣騎兵抵抗阿拉伯騎兵，成功將伊斯蘭教勢力拒之門外，因此得到了“鐵錘”（Martel）的綽號

《普瓦蒂埃戰役》（Bataille de Poitiers），德裔法國作家查理·德·施託伊本（Charles de Steuben，1788-1856）創作於1837年，現藏於法國凡爾賽宮。732年爆發的普瓦蒂埃戰役是歐洲歷史上的重要大事，法蘭克王國在“鐵錘”查理的率領下成功遏止了穆斯林軍隊的侵攻，使得歐陸的基督教傳統得以儲存並發展。英國曆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評價這一戰役時說，“假如阿拉伯人在這場戰役中獲勝，那麼你在巴黎和倫敦看到的將是清真寺，而非大教堂；在牛津和其他學術中心聽到的會是《古蘭經》的講解，而非《聖經》的解釋。”

儘管勢力被限制在伊比利亞半島，但這對穆斯林來說已經是喜人的戰果。倭馬亞王朝（العصر الأموي/Umayyad Caliphate，在中國史書中稱“白衣大食”）的哈里發將伊比利亞化為一個行省，稱作“安達盧西亞”（الأندلس‎/Andalucía），意為“汪達爾人的土地”，源自曾居住於此地的汪達爾人；隨著穆斯林世界政權由倭馬亞易手至阿拔斯（العبّاسيّون‎‎/Abbasid Dynasty），倭馬亞王朝的孑遺拉赫曼一世（即阿卜杜·拉赫曼，عبد رحمن داخل/Abderramán I，731/734-788）來到伊比利亞半島，建立起獨立於穆斯林世界之外的泛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史稱“後倭馬亞王朝”（也稱“科爾多瓦哈里發國家”/Caliphate of Córdoba，中國史書稱“西大食”），從此開始了（穆斯林）西班牙歷史上最為光輝閃耀的時代。

912年即位的“偉大中興者”拉赫曼三世（‘Abd al-Rahman III，891-961）將後倭馬亞王朝發展至頂峰。拉赫曼三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有為君主，他先是平定半島內柏柏爾人的叛亂，於929年公然自稱“哈里發”與阿拔斯王朝分庭抗禮，並在932年徹底清除安達盧西亞境內割據分裂勢力，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中央集權制度，隨後又親率大軍多次擊敗周邊的基督教國家；同時，拉赫曼三世注重海軍建設，組建了一支強大海軍，多次擊退伊斯蘭法蒂瑪王朝（即中國史書中的“綠衣大食”）的海上襲擊，牢牢掌握了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權和商業特權；

拉赫曼三世

內政方面，拉赫曼三世注重水利工程的修築和荒地的開墾，引進來自東方的各種作物，鼓勵人們發展農業、改良耕作技術，獎勵商業和手工業；同時，後倭馬亞王朝透過與拜占庭等國的海上貿易積累了大量財富，使得伊比利亞半島成為當時全歐洲最富庶的地區。在充裕的資金支援下，拉赫曼三世大力提倡教育，鼓勵各個方面毫無限制的學術研究，在各地修建清真寺、圖書館、天文臺、醫院、澡堂等公共建築，還創立了著名的科爾多瓦大學——這座大學在當時可謂是歐洲的文化金字塔尖，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學術地位甚至可與開羅、巴格達的大學比肩；

科爾多瓦大清真寺。科爾多瓦大清真寺始建於拉赫曼一世時期，之後於832-848、962和987年三度擴建；摩爾人被驅逐出伊比利亞之後，科爾多瓦大清真寺和其他許多伊斯蘭一樣，被改為天主教堂使用

當然，拉赫曼三世最為人稱道、最受後人敬仰的，並不只是這些方面，而是他對不同信仰的極度寬容之心。拉赫曼三世對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秉持寬容的宗教政策，不僅允許他們自由傳教，甚至還大膽地讓非穆斯林出身的其他宗教信徒擔任王朝的重要職位。正是在這種相容幷包、充滿活力的社會氛圍下，安達盧西亞成為整個歐洲“最具生機和活力”的地區，大批來自不同宗教的學者孜孜不倦地汲取天文、地理、建築、哲學、醫學、數學、文學等各個領域的知識，並在其基礎上不斷髮展，形成了高度發達的獨特知識文化體系——“幾乎每個人都會讀書寫字”；當時的首都科爾多瓦也因此與君士坦丁堡、巴格達並列，被稱作“西方世界三大文化中心”，美國曆史學家菲利普·胡裡·希提（Philip Khuri Hitti，1886-1978）讚頌其“在中世紀歐洲的智力史上，寫下了最光輝的一章”；

安達盧西亞的星盤儀器

出版於安達盧西亞的阿拉伯醫學書籍《醫學》

這個臨海國度在過去時常被與熱情、活力、奢豪，以及灑滿海岸的陽光聯絡在一起，那裡曾流傳有黃金國度的美名。（棘刺 檔案資料四）

當時的科爾多瓦、乃至安達盧西亞的強大影響力，可以透過以下資料資料得到從證：拉赫曼三世時期的科爾多瓦有70座圖書館、700座清真寺、300個公共澡堂，坐擁50萬人口，其中紡織工人就有1。3萬——要知道法國巴黎在四個世紀後的1348年也只有20萬人口；農業和手工業從業者每年為安達盧西亞提供了超過600萬第納爾金幣的稅收額，對於供養多達10萬的常備軍和數千禁衛軍是綽綽有餘。科爾多瓦的光輝遠照四方，甚至連遠在德意志的基督教徒都有所耳聞；當時，拜占庭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法蘭西、義大利等國的君主皆與後倭馬亞王朝互通使節，科爾多瓦的豪華富庶讓各國使節瞠目結舌，被視為“縱觀整個歐洲也找不到的天堂”。

在後倭馬亞王朝統治的大多數時間裡，不同信仰、不同種族的人都做到了和諧共處；但是，即使是太陽也有西沉的一天，更何遑是人治的政權？到11世紀初，安達盧西亞的傳說終於迎來了終結。王朝內部爭權奪利愈發激烈，禁衛軍干政現象日益增多，最終，後倭馬亞王朝末代哈里發·希沙姆三世（Hisham III，1027—1031在位）於1031年被推翻，整個王朝分裂為23個或大或小的摩爾人獨立王國，伊比利亞半島重新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正是從這時開始，伊比利亞半島上多民族共存的局面被徹底打破了；而伊比利亞陣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局勢，就與接下來發生的事件有密切的聯絡。

約公元1000年時的後倭馬亞王朝版圖示意圖。30年後，這個王國就將分崩離析，形成大大小小二十餘個鬆散的小國

·重回黑暗：以信仰之名的“再征服”

“摩爾人被放逐了；基督教的西班牙像月亮一樣暫時發光，但那是借來的光輝；接著就發生了月食，西班牙一直在黑暗中搖尾乞憐。”

——斯坦利·愛德華·萊恩-普爾

“The Moors were banished； for a while， Christian Spain shone， like the moon， with a borrowed light； then came the eclipse and in that darkness， Spain has groveled ever since。”

——Stanley Edward Lane-Poole【2】

博士，你知曉伊比利亞懲戒軍過去的歷史嗎？只要你曾聽過任何一點相關的隻言片語，就應該會知道，那片土地上的居住者，遠比他們冷厲素樸的灰白建築要瘋狂得多。（棘刺 信賴提升後交談1）

在上一條目的開頭提到，伊比利亞境內的阿戈爾人處於極為不妙的境地——溫蒂的檔案中明確表示伊比利亞如今已對外封鎖，這或多或少與其境內的宗教爭端存在聯絡；另一方面，棘刺也提到伊比利亞本土居民有著“最純正的信仰”，還存在一支被稱為“伊比利亞懲戒軍”的軍隊。這些比冷厲素樸的灰白建築更為瘋狂的軍人，一定程度上正是將伊比利亞從“黃金國度”變成如今狀況的重要因素。這一部分內容，或許參考了西班牙歷史上一場聲勢浩大的濫觴式民族主義運動——“再征服”（Reconquista）；而伊比利亞出身幹員們在檔案中透露的各種資訊——如近似“迫害”一般的出入境政策、黎博利人對其他種族的輕視、阿戈爾人的尷尬處境、審判庭近乎嚴苛的審查，或多或少都與這場“再征服”有對應關係。

“再征服”，也被稱為“收復失地運動”或“列康吉斯達運動”（音譯），是西班牙基督教勢力在長達7個多世紀的時間裡發起的一系列驅逐泛伊斯蘭勢力的軍事活動的總稱。穆斯林們在推翻西哥特王朝的鬆散統治後犯了一個致命錯誤，就是他們沒有冷血無情地肅清所有西哥特殘黨；部分倖存的西哥特人在貴族佩拉約（Pelayo，約685-737）逃往伊比利亞西北部的山區，建立了阿斯圖里亞斯王國（Kingdom of Asturias），成為西班牙基督教勢力僅存的獨苗。“非我族類”的認知和滅國的恥辱在基督徒的心中深埋下仇恨的種子，這顆種子在後倭馬亞王朝最強盛的時期也不曾放棄汲取養分，最終迎來了開花結果的一天；

19世紀版畫中的佩拉約形象

逃往山區的佩拉約在有生之年並未放棄驅逐異教徒的想法，很快，他就開始了行動。公元718年，“佩拉約和他的30頭野驢”在科瓦東加（Covadonga，也稱科法敦加）的峽谷中擊退了摩爾人的軍隊，標誌著長達7個世紀的“再征服”運動的開端。這場戰役的戰果十分令人懷疑，佩拉約的部隊人數被認為只有198人，甚至更少（伊斯蘭曆史學家們描繪佩拉約的軍隊為“30頭野驢子”）；摩爾人軍隊的總數被認為不過數千，卻被後世基督徒們吹噓為離譜的12萬——但不管怎麼說，這場戰役鼓舞了原本一盤散沙般的基督徒，同時也為基督徒們指明瞭盤踞險境、建立小王國政權、以遊擊形式騷擾摩爾人的“革命道路”；

油畫，描繪了在科瓦東加戰役中指引基督徒作戰的佩拉約

事實證明，後倭馬亞王朝的威光和寬容，從來不曾籠罩在西班牙基督徒的頭上——後者也從不乞求能得到異教徒的“寬容”。939年，拉赫曼三世親自率軍向北方進軍，意圖消滅安達盧西亞北方山區星羅棋佈的基督教小王國，卻遭遇了自己人生中少有的巨大打擊。大軍幾乎全軍覆沒，拉赫曼三世也差點交代在窮山破水之間。在那之後，基督教王國在北方站穩了腳跟，彼此聯合起來，形成一道堅固的防線；

之後，“再征服”運動雖時有勝敗，但始終堅定不移地逐步進行。在後倭馬亞王朝解體後，基督徒們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時機發動進攻，卻被摩爾人搬來的救兵——來自北非穆拉位元王朝（西班牙稱其為“阿爾摩拉維德王朝”/Almoravid dynasty，中國史書稱“木蘭皮國”）的柏柏爾人打成了豆渣。從窮山惡水一口氣裡半口沙的北非沙漠爬出來，柏柏爾人見識到安達盧西亞的富饒美麗，簡直樂不思蜀，直接鳩佔鵲巢征服了伊比利亞的穆斯林，定都塞維利亞（Sevilla），成為“再征服”運動中新的強敵，摩爾人也一度有迴光返照、東山再起的態勢；

所謂“時勢造英雄”，在基督徒的危急存亡之秋，有一位英雄人物挑起了“再征服”的大旗，成為領導西班牙基督徒的精神領袖。這位英雄名叫羅德里戈·迪亞茲·德·維瓦爾（Rodrigo Díaz de Vivar，1043-1099），他更為人熟知的名稱是“熙德”（El Cid）。作為當時風頭無兩的英雄人物，維瓦爾憑藉驍勇善戰和與生俱來的領袖氣質，贏得了身為敵人的摩爾人的尊重——“熙德”這個在阿拉伯語中意為“主人、先生”的稱號，就是最好的證明；雖然他一度因為被流放而加入了摩爾人的陣營、受到穆斯林士兵的廣泛愛戴，但最終還是回到了基督教徒的行伍間，於1094年堅守瓦倫西亞（Valencia），直到去世。熙德的事蹟鼓舞了所有的西班牙基督徒，他也因此被視為西班牙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被追授聖徒的頭銜；

熙德

1146年，柏柏爾人內部發生分裂，穆拉位元王朝被新興的穆瓦希德王朝（Muwahhidun，也稱稱“阿爾摩哈德王朝”/Almohades）取代。雖然穆瓦希德王朝建立起地跨歐非兩大洲的帝國，但其在伊比利亞半島的控制範圍進一步萎縮，對抗基督徒軍隊的軍事行為也開始力不從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早已把穆斯林作戰方式摸得門清、完善石制築城技術、發展出重騎兵大兵團式作戰、且在主的召喚下聯絡日益緊密的基督教王國勢力。1212年，伊比利亞半島上主要的基督教王國聯合3位法國主教的軍隊，在科爾瓦多以東的託洛薩與60萬穆斯林軍隊展開激戰，最後令穆瓦希德王朝一戰崩潰，60萬大軍據說僅有千人逃出生天，正式宣告了西班牙穆斯林政權的衰落；

穆瓦希德王朝疆域示意圖

隨後，西班牙穆斯林二度陷入四分五裂的態勢，完全無力阻擋基督徒的進攻。到1262年時，整個半島上只剩下東南一隅的格拉納達還在苟延殘喘，成為摩爾人最後的喘息之地。儘管格拉納達的奈斯爾王朝（也稱“格拉納達埃米爾王國”/Emirate of Granada）仿照後倭馬亞王朝的傳統政策，在當地建立起堪比拉赫曼三世時期的文化盛景，但安於現狀、早已丟了統一半島的雄心壯志的摩爾人已經失去了曾經的蓬勃生氣，甚至還向當時最強的卡斯蒂利亞王國（Reino de Castilla）稱臣——不過，這種狀態很快就要結束了。

1467年，摩爾人作死地拒絕向卡斯蒂利亞王國繳納貢稅，這件事在當時似乎沒有引起太大的波瀾——主要原因並非卡斯蒂利亞王國寬宏大量，而是他們正在籌備一件足以將摩爾人徹底趕出伊比利亞半島的大事。兩年後（1469），卡斯蒂利亞王國的女王·伊莎貝拉一世（Isabel I la Católica，1451-1504）與她的堂弟、阿拉貢王國國王·“天主教徒”費爾南多二世（“The Catholic” Ferdinand II，1479-1516）結婚，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合二為一，形成了一個統一的王國。二人的結合被視為統一的西班牙君主專制國家的誕生，這一強強聯合的產物最終將取代摩爾人，成為伊比利亞半島新的主人。

伊莎貝拉一世。這位女王是當之無愧的女強人，在西班牙掌握半島話語權後，她和丈夫一手將西班牙發展為當時的資本主義強國。順帶一提，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航海行動就是由費爾南多夫婦贊助的

費爾南多二世

1485年，西班牙王國的軍隊吹響了向摩爾人發動最終驅逐的號角。針對格拉納達境內多崎嶇山峰的地形，費爾南多夫婦煞費苦心地僱傭驍勇善戰的瑞士僱傭兵，以其為藍本訓練出強大的西班牙重灌步兵，同時從歐陸各國引進先進的火器，力求將摩爾人的勢力徹底碾為齏粉。在強兵重器勢如破竹的攻勢下，摩爾人已呈現日薄西山之態，不到兩年，整個王國境內就只剩下位於半島南部的馬拉加（Málaga）和都城格拉納達尚未陷落。在長達4個月的炮火轟炸中，馬拉加被夷為平地；1490年開春，費爾南多二世指揮大軍斷掉了格拉納達城外所有的物資供應途徑，並在1491年將8萬軍隊開往格拉納達嚴防死守。最終，飢殍遍野的摩爾人在1492年1月2日開城，格拉納達末代國王穆罕默德十二世（Muhammad XII of Granada，1460-1533）親自出城向費爾南多夫婦投降；費爾南多二世則手持銀質十字架、帶領龐大的軍隊接管了這座堅城，指示部下將城內所有建築上的新月盡數更換為十字架——至此，長達775年（718-1492）的西班牙基督徒“再征服”運動，最終以基督教的全面勝利、摩爾人勢力被徹底驅逐而告終。

《格拉納達的投降》（The Capitulation of Granada，別名“穆罕默德十二世向費爾南多和伊莎貝拉投降”/Muhammad XII surrenders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西班牙畫家弗朗西斯科·普拉迪拉·奧爾蒂斯（Francisco Pradilla Ortiz，1848-1921）作於1882年

客觀地說，“再征服”運動是天主教西班牙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近八個世紀的努力並沒有木大，基督徒們的道路確實得到了延伸；同時，宗教信仰的統一使得西班牙的國民凝聚力和自我認同感得到了提升，對異教徒的勝利讓西班牙人自認為是上帝的眷顧者，這種“受之天命”的自豪感成為其發展的“底氣”和使命感，促使其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和海外擴張之路。但是，如果從整個西班牙、乃至伊比利亞半島、甚至整個歐洲的角度而言，“再征服”實際上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這種消極影響對當時的天主教西班牙或許無關緊要，卻在其他層面帶來了極度惡劣的影響。

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矯枉過正的宗教狂熱和民族主義浪潮。1492年是格拉納達的光復之年，正是從這一年起，基督教徒得以揚眉吐氣，為了慶祝這一里程碑式的大事，西班牙人開始以不眠不休的狂歡來宣洩自己的喜悅和激動之情——這便是西班牙狂歡節的由來；但是，這僅僅只是一個小小的側面。一時的出於宗教意義的狂歡無傷大雅，但一旦狂熱被附帶了政治目的、並逐漸長期化和固定化，就會成為籠罩在社會上空的恐怖迷霧。

據棘刺所說，在過去幾十年中，阿戈爾人在伊比利亞境內的待遇每況愈下，他描述曾經繁榮的城市上空聚起陰雲，氣氛壓抑而凝滯。

當地的管理者似乎並不阻止當地的居民離開，但在入境方面卻有著嚴格的限制。（棘刺 檔案資料四）

在光復格拉納達的兩個月後，費爾南多夫婦發表了《阿罕布拉詔書》（Alhambra Decree），宣佈驅逐西班牙境內所有的猶太教徒，且異教徒的財產全部充公、不得帶離邊境；1502年，西班牙雙王撕毀格拉納達投降時簽訂的和平信教協定，勒令國內所有異教徒皈依天主教，如有不從者立即驅逐出境。儘管接近20萬異教徒被殺害、被強制驅逐、或是被迫改變信仰，但這還不是最為恐怖的事；真正的恐怖，是西班牙雙王此前於1478年成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阿罕布拉詔書》的影印件

雖然近年來的研究推翻了“宗教裁判是一群極度宗教狂熱分子主導的對異教徒和異己勢力的屠殺”的一邊倒論斷，但這一臭名昭著的機構確實幹過髒活（只是數量上沒那麼誇張，正式經宗教裁判所被處死者的人數遠不及各種政令抓捕處死者），也確實在當時引起了群眾恐慌（主要是異教徒）和社會氛圍的神經質化。很多摩爾人和猶太人即使皈依天主教，也會因為出身問題而被裁判所盯上、進行一些顯得完全莫名其妙的“審判”或羅織罪名——幹員安哲拉檔案中的部分內容，就是這種莫名的宗教審判的體現：

但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點，安哲拉自己也沒有發現的是，她提到，審判庭為了她的銃而幾次找到她，發現不是真正的銃後把她臭罵了一頓就離開了。這似乎是合理的事，但根據我們有限的情報，審判庭應當是伊比利亞相當有權力的官方組織，這樣一個組織，為了一件一開始就確認無害的事“幾次”找到她，是一件有些古怪的事，讓人感覺他們更像是想要借這個由頭找到些什麼其他東西。（安哲拉 檔案資料三）

在穆罕默德十二世投降後，並非所有的摩爾人都離開了伊比利亞半島。當時出於對和平信教條約的遵守，西班牙雙王允許留在境內的摩爾人保留原有信仰，意在透過長期感化來推進摩爾人皈依天主教；但是，民族主義濫觴和宗教勢力的影響，導致摩爾人不得不在淨身出戶和改換信仰之間做出抉擇。出於對原有信仰的堅守，許多改信天主教的摩爾人仍然暗地堅持伊斯蘭教的傳統，從來不與基督教徒一同活動，因此被基督徒們視為是隱藏的威脅；西班牙政府也不斷收緊對摩爾人的各種限制，甚至於1567年拆毀了在摩爾人心目中佔據重要地位的阿爾罕布拉大浴場，最終導致了摩爾人的反抗。在極為殘酷的焦土政策和反抗者肅清後，1609年，時任西班牙國王腓力三世（Felipe III，1578-1621）下達最後的驅逐令，強制將所有摩爾人異教徒裝船送往北非，前後過程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近50萬摩爾人的死亡——簡單來說，“再征服”激起的極度排異排外現象，將摩爾人逼到了絕境，同時也為西班牙增添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另一個被歷史學家所重視的消極層面，在於“再征服”對於原本發達的伊斯蘭科學文化體系的打擊——這一點在溫蒂的檔案中以隱晦的語言得到了印證：

雖然羅德島上聚集著來自泰拉各地的人，但一個來自伊比利亞的生物工程學專家任職於羅德島依然是一件稍微有些令人驚訝的事。

一方面，眾所周知，如今的伊比利亞已經對外封鎖。

而另一方面，對伊比利亞不瞭解的人，往往會根據一些空穴來風的印象，認為那是一片落後且閉塞的土地。

實際上恰恰相反，如果拋開和拉特蘭以及阿戈爾錯綜複雜的關係，伊比利亞是一片有十足風情，且對科學研究相當友好的土地——雖然這個友好是有條件的。

這在科學界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在伊比利亞，你可以在大部分領域中進行完全自由的研究，在這些領域，伊比利亞也確實有著令人側目的成就。但某些領域的研究是完全被禁止的，或者我們應該這麼說，在伊比利亞，某些方向的研究是不存在的。

有關這一點，在這裡展開恐怕足夠寫一本字典一樣厚的近現代史，因此姑且按下不表。（溫蒂 檔案資料三）

從1492年開始，到17世紀20年代，西班牙——或者伊比利亞，有約300萬穆斯林被放逐或處死，這些穆斯林中也包含了相當數量的伊斯蘭學者。伊斯蘭學術流派人才的凋零，加上基督教經院派僵化的教義導致自然科學發展停滯，使得整個伊比利亞半島的學術界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處於科學技術的“真空”狀態；另一方面，宗教裁判所的“剿滅”物件並不侷限於異教徒，還包括了其他宗教的宗卷書記、教義經典。據記載，西班牙全土光復後，僅格拉納達一地就燒燬了近1萬份阿拉伯書法著作【3】；後倭馬亞王朝奠定基礎的天文、地理、數學等自然科學科目，在西班牙境內遭到毀滅性打擊，以至於很多伊斯蘭學術著作還是透過多次轉譯才重新為歐洲人所瞭解；至於部分與宗教和文學關係緊密的科目，更是統治者嚴防死守的物件——甚至壓根不是“避不避諱”的問題，而是“根本就不存在”；

我們之中來自伊比利亞的幹員們很少談論自己的家鄉，這件事並不算是秘密，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夠察覺。偶爾在提及故鄉時，就算是再冷麵不善表達的伊比利亞人，也或多或少會流露出一些複雜之意，人們能夠從種種細微之處窺見他們的態度。

那裡曾流傳有黃金國度的美名……然而近些年，這片富饒之地卻逐漸沉寂，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棘刺 檔案資料四）

最後一點，主要是站在長遠立場上對西班牙、乃至歐洲的影響。受到摩爾人與西班牙基督徒你來我往攻防的影響，基督徒的勢力起初在西北形成，其次逐漸向東南推進，最後將摩爾人趕到海上；而在這一過程中，半島北部及中部的摩爾人殘存勢力勢必會往南遷移，最後使得西南部的摩爾人領地成為難啃的硬骨頭——至少在基督徒眼中是這樣認為的。因此，在圍剿摩爾人在格拉納達的最後兩座城市時，基督徒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大型攻城器械及火器的大面積展開運用直接將馬拉加城從地表剷平；格拉納達稍微好點，但其周邊的24個小城鎮、幾乎所有村落和耕地區全部遭到毀滅，完全成為一座孤城——摩爾人締造了輝煌的“安達盧西亞”，而當這片土地變成“西班牙”之時，原本的傳說卻被打得粉碎：曾經是全歐洲最繁華富庶之地的西班牙南部變為荒涼的無人之境，西班牙不得不在多年後重新拾掇自己打翻的爛攤子，選擇以海外擴張、而非本土發展的方式實現資本原始積累——不是不想，而是戰爭導致在半島南部蓬勃發展的農業和手工業一夜回到原點，人口的減少也導致了一段時間內的南北發展差勢。

總的來說，以驅逐異族和異教徒為目標的“再征服”雖然實現了西班牙民族的凝聚統一，卻潛在地造成西班牙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只能對外尋求發展道路；這種單一攫取型的發展模式又無法將殖民紅利確切轉移到宗主國亟待發展的領域，也就是“好鋼不能用在刀刃上”，最後使得西班牙在資本主義時代如彗星般轉瞬即逝，短暫的輝煌後淪落為二等強國——這或許就是伊比利亞出身幹員的檔案中想要表達的，“伊比利亞沉寂的原因”。

伊比利亞是一個注重“信仰”的地區，與拉特蘭的密切聯絡、乃至對信仰的重視，是成就這一城邦“黃金國度”美譽的關鍵；只是，對單一信仰的矯枉過正，以及對單一族群的自我看重，導致這座移動城邦已經不再是過去人們口耳相傳的模樣。隨著局勢的演變，伊比利亞境內阿戈爾人的處境只會愈發急轉直下；而當所有的懷疑、傲慢、偏見、狂熱如薪柴般堆積在一起悉數就位時，只需要輕輕地一推，就會點燃所有的衝突——引爆所有矛盾的，或許就是伊比利亞人視之如身命的“信仰”。

一個因“信仰”為人所知、引人矚目、以此繁榮的城邦，最後卻也因“信仰”而走向沉寂、逐漸撕裂、陷入變亂，不得不說是一個不太能讓人笑出來的黑色幽默。如果放在幾十年前，或許在狂熱被激起之前，還能夠控制局勢；但事已至此，再多的補救也難以挽回。如今的伊比利亞如同一輛被施加過多載重的拖車，正逐漸滑向千仞之高的斷崖；造成這一切的是超乎理智的“信仰”狂熱，但同時，依稀可以窺見的微弱縹緲的希望，也建立在“信仰”之上。這既是信仰的可貴之處，也是信仰的可怕之處。

但在一切發生之前，最好的選擇是遠離紛爭的旋渦，以旁觀的視角去見證——畢竟，如果被捲入如燎原烈火般的狂信，只會讓自己屍骨無存。

如果你不是拉特蘭宗教的信徒，就最好別去伊比利亞。他們所謂的‘最純正的信仰’就根植在那片土地上，那裡的人虔誠得恐怕就連拉特蘭人也得自愧弗如。

我？這些都同我沒有什麼關係。（棘刺 晉升後交談2）

Deteneos esferas y que arrecie la música。

天體啊，都停一停，讓音樂更劇烈一些。

Noche， Noche dulcísima， pues que aún he de volver al mundo de los hombres， deja caer un astro，

夜晚，最甜蜜的夜晚，只是我還得回到人類的世界，就任一顆星墜落，

clava un arpón ardiente entre mis ojos tristes

釘一支燃燒的魚叉在我悲傷的雙眼之間，

o déjame reinar en ti como una luna。

或者讓我統治你，像一輪月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