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研究中廢話的勝利

Dennis Tourish

劉書博（譯）

本文轉自“本土管理研究”公眾號

原發於AOM Learning and Education

▍ 身處管理學研究領域，我們時常感到：這個學科陷入了危機

這種危機感來自於一種異化：管理學者寫作發表學術論文，更多是迫於職業發展的壓力和職稱晉級的需求，而非為了探索發現、解決現實問題。管理學研究者以論文快速發表為導向，對“頂級期刊”所樹立標準偏好的奉若神明，因而產生了越來越多晦澀難懂、虛空浮誇、囉嗦冗長的研究論文，並創造出一種推動“理論發展”的幻覺、“貢獻管理新知”的假象。事實上，異化的管理學研究變得名不副實，自說自話，研究內容成果與管理實踐的鴻溝越來越明顯，管理學研究者裝模作樣地進行“遊戲規則”之內的“重要”工作。

為什麼管理學研究變成了“廢話連篇”和“名不副實”的“學術遊戲”？

這和當下的學術規則相關：“理論貢獻”是頂級期刊接收發表的要求，比如管理學會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明確表示：“所有提交的論文，必須有重大理論貢獻。”

（“All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AMJ must also make strong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相比之下，關注實踐現象與行為，重視對話溝通效果，進行理論應用，併產生多方面的社會影響，這些顯得無足輕重。

▍ 偽裝成構建理論的空話廢話

頂級學術期刊要求更多的理論貢獻，所發表論文聲稱重大理論不斷進展，而事實上，真正的新理論很少出現。頂級期刊對於理論貢獻的要求，與渴望在頂級期刊發表論文的學者的職業抱負相互作用，

導致學術期刊充斥著聲稱貢獻了理論的無休止的闡述，而這些“精緻而平庸”的研究議題與研究發現，對大多數領域同行並無啟發，對廣大公眾和管理實踐者的讀者來說更是晦澀難懂。

Hopwood（2009）認為：

“…我們進行如此大量的理論化工作，似乎更多是為了發表而對已有理論的重複加工，但並未加深我們對管理能力及其組織與社會背景的理解。”（第517頁）

如今管理學主流期刊上的大多數論文，不論是量化分析的實證研究，還是批判理論領域的思辨討論，都是公式化的、謹慎的、枯燥的和晦澀的。正如Grey和Sinclair（2006年）所說：

“我們這個領域的很多作品都是帶有傾向性的、充斥著術語的、費力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似乎源於我們試圖使我們的寫作在學術上合法化，就好像描述和解釋組織的日常生活必須使用一種與那種生活日常截然不同的語言。似乎在拒絕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採用同樣抽象的詞彙，以表明我們畢竟還是嚴肅認真的學者。”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並不能否定理論的價值。好的理論是重要的。沒有理論建構，人們就無法解釋理解所觀察到現象之間的關係。然而，當頂級學術期刊，以及那些覬覦精英地位的期刊，都理所當然地認定，發展理論是研究者所能做的眾多事情中唯一重要的，那麼理論發展就變成了一種不健康的痴迷，

其結果就是此標準催生的無數“精緻而平庸”的論文——先進的分析技術、晦澀的專業語言，似乎是為了掩蓋研究本身的毫無意義。

為了顯得高階，學術論文不僅變得缺乏生動的隱喻，機智的幽默，深刻的見解，還故作深奧，以至於暮氣沉沉，“理論虛胖”。

舉個例子，《管理科學季刊》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發表過一篇題為《印痕-環境適應與績效：招聘時的組織寬容度如何影響後續工作績效》

（Imprint-environment fit and performance： How organizational munificence at the time of hire affects subsequent job performance）

的論文（Tilcsik， 2014）。

題目中關鍵詞“Munificence”不是我們日常所見的詞彙，它的意思是“慷慨”、“仁慈”或“慷慨”。使用一個更常見的同義詞會立即使論文標題容易理解，卻會削弱論文發展理論的主張。

而且，它的摘要是這樣寫的：

“研究結論所支援的核心假設是，一個人在最初經歷的組織慷慨程度與隨後一段時間的慷慨程度越接近，其工作表現就越好。我所說的“印痕-環境適應”和績效之間的關係取決於個人進入組織時的職業階段和二手印痕的影響由他人的印記在社會上傳播而來。核心假設的一個可能含義可能是“極端的詛咒”，即極高和極低水平的在一個人隨後的任期內，最初的慷慨與較低的平均績效相關。這些模式背後的機制是員工的社會化不同的資源環境發展出不同的解決問題和客戶互動的方法，從而導致不同程度的印記-環境適應於隨後的資源環境”。

是不是很晦澀？其實，這段話完全可以換一種表述：

“當經理們與新員工相處融洽、並持續如此狀態時，員工的工作表現就會更好，而當他們相處不好時，就會出現相反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現有員工的相處模式也有好有壞，所以樹立了態度和行為的榜樣。‘烙印’的含義是他人的經歷對我們的影響。”

好讀多了吧？但第二種表述聽起來太像“人話”了，不夠理論化，所以不適合學術論文。

Billig（2013年)也觀察到，有時學者使用大詞，不是因為真的發現什麼理論新大陸，而是為了掩蓋研究發現的不足。

Weick (1989)對此現象的解釋是，理論家們經常寫瑣碎的理論，因為他們的理論構建過程中，不得不考慮的是結論有利於有效驗證

（validation）

，而非其現實價值。

愛因斯坦曾說：

“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

但是如今規範化學術標準不僅限制了完整的理論化過程，單一研究選擇和表達物件，而且弱化了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多元化的理論化活動，尤其是充滿想象力的新概念發展、形象思維、和思辨思維，而這些都是理論發展必要甚至是更為重要的。

如此規範化研究設計與論文寫作，嚴謹有餘，靈性不足。

大多數論文都遵循一個千篇一律的“八股”格式——引言、文獻綜述、方法、結果和討論，篇幅相當標準。幾乎沒有空間來報道靈感、運氣、喜悅的意外事件或Weick（1989）所說的“訓練有素的想象力”。學術論文儘量採用了非主觀性的寫作風格，讀者甚至會認為這些冰冷的文字是電腦寫的，而不是來自一個活生生的人。

有多少定量研究論文是由資料分析軟體自動生成的表格組成的？又有多少論文的理論討論似乎只是剪下和貼上了必要的參考文獻集？

我們不得不去擔憂：“或許最為可怕的，不是機器越來越像人，而是人越來越像機器”。而這樣的規範化論文語言，有助於實現學者的攀爬目標——發表。而遺憾的是，它所不能做的是產生有意義的理論，為管理世界提供真正有用的見解。

▍ 同行評審過程如何損害我們的論文寫作？

除了學術期刊規範性標準的指揮棒，我們應該進行反思的，還包括論文發表過程中的同行評審制度。

在Moosa（2018年）看來，審稿人為了讓自己的評審“算數”（有存在感），他們必須在自己評審的論文中發現錯誤。這就意味著多數投稿到學術期刊的研究論文，無論內容多麼優秀出色，都很可能不會被完全接受發表。即使它們已經被髮表在頂級期刊上，如果在把這些論文匿名重新提交，也有可能被要求進行更多修改，甚至被評審者或主編拒絕刊發。

Peters和Ceci（1982）就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他們把已經成功發表到心理學領域期刊的十二篇論文，重新匿名再次投稿到同樣的期刊，結果是隻有其中三篇論文被發現了重複投稿，其餘的被期刊編輯發往同行評審。這一次，十八位審稿人中有十六位建議退稿。

他們對這些論文的方法和理論上的缺陷提出了毫無改進可能性的批評意見。編輯們同意了評審者的意見，並拒絕了他們的期刊曾經發表過的這八篇論文。

看來，發表論文真是需要運氣。

文殊菩薩的香火，有多少是廣大投稿人供奉的？

從投稿到接收發表，論文的作者們需要直面一次次評審意見（往往是慘淡的），爬過一個漫長的多次修改的過程。

感謝編輯和審稿人提供的寶貴反饋。冗長、毫無意義、枯燥乏味的文獻綜述讓論文變得臃腫不堪。作者試圖預測每一個可能的來自不同審稿人的期待，因此，許多人求助於更為複雜的寫作，以傳達方法的嚴謹性和理論發展的印象。

是不是有點言過其實？來看看Seibert（2006年）的經歷。他在《管理學會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上與人合著了一篇論文，並獲得了2004年《華爾街日報》“年度傑出論文獎”。回顧論文發表的歷程，Seibert道：

“我們收到第一輪的評審意見稿長達13頁。責任編輯將R&R（退回修改重交）的決定描述為“高風險”。對此，我們修改後提供的回覆信長達31頁。第二輪審稿意見長達10頁；我們的第二次回覆是13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在給審稿人的回覆上投入的精力和我們在撰寫原稿上投入的精力一樣多。”

在某種程度上，Seibert在論文修改的投入和此過程中所表達的韌性都令人欽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份31頁的回覆信卻令人髮指，難道不是一種被強迫的瘋狂？向頂級期刊提交論文似乎就像淪為了期刊的人質——不服從修改意見的最終懲罰，是論文不能夠被髮表。作者們不顧一切地想要逃脫這種命運，但只有當他們向每一個獨特的審稿人的要求低頭，同時對他們所遭受的痛苦表示由衷的感謝時，他們才有可能換來發表的機會曙光。

Publish or Perish（要麼發表，要麼死亡）的學術生存法則，讓我們在同行審稿人面前變得唯唯諾諾、戰戰兢兢，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小媳婦，敢怒不敢言，期待有朝一日媳婦熬成婆。

要麼在沉默中憤怒咒罵，要麼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患者。雖然同行評審制度通常會把關論文發表質量和公平。但當它變得如此漫長和任性兇猛，就可以摧毀所有的創作興趣與生命，激情和個性，以及在論文成功刊發之前，能夠看到的希望。

更不幸的是，作者們可能覺得他們有最後寫了他們不想寫的東西，包括聲稱要創造理論，以滿足評審者的意見要求，以滿足自己職業發展。

Cederstrom和Spicer （2017年）回顧了他們在一篇合作論文上的經歷。這篇論文被前前後後提交給了幾家期刊，並經過了無數次的修改。終於，在他們開始論文研究專案的十年後，論文終於被髮表了。他們沒有對這一成就感到滿意，而是寫道：

“

修改後發表的論文，比我們的第一個版本好嗎?”我們不確定。我們所有理智上的激情都被擊敗了。它不再像我們自己說的話。它現在只是評論家們想讓我們寫的東西的集合，

幾乎沒有偽裝成一篇學術文章……這感覺就像某種形式的雙重囚禁——

作者們覺得他們好像被困住了，註定要寫一些他們不感興趣的東西；評審者和編輯也有同樣的感受，被迫對他們認為毫無意義的論文發表意見。他們花了幾百個小時來寫作，花了幾十個小時來評論和編輯。為了什麼?

”

這些做法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研究者的寫作方式。Cornelissen等人（2012）與在美國著名期刊上發表定性論文的作者進行了回訪。

許多人報告說，“定性研究的實際操作、研究的框架、撰寫，和評審修改發表出來文章的方式之間常常存在脫節”。

雖然這通常與報道的可靠性、有效性和評分者之間的可靠性有關，但它表明，評審者和編輯向作者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遵守目前流行的寫作規範，而實際上作者並不認可這些規範。這些規範包括過度理論化的傾向。

為了能夠在同行評審制度下順利發表，研究者不得不屈尊於外部標準的壓力，而當論文作者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時，就不得不使用一種令人費解的學術文體，過度的理論化寫作已經成為我們對獎懲機制的一種巴甫洛夫式的反應。

筆者給出了自己的一個論文寫作例子。他本人在一篇論文寫作中故意使用的“套路”表達（Tourish， 2014）：

“從本質上講，組織並不是獨立於溝通而存在的，因為正是透過溝通，組織找到了實體形式……而那些將他們作為領導者的角色制度化的組織結構，主要是領導者要求實體地位。”但這隻在實體主張被其他人認可和迴應的情況下有效。任何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組織中的領導者，但只有在他人不情願地授予他領導地位的情況下，他才能獲得這種權力。此外，如果沒有這樣的主張被提出、協商和正式化，就不會有一個包羅一切的組織實體，在這個實體中，領導者可以從領導過程中脫穎而出。”

同樣的意思，筆者按照“非學術”語言可以這樣表述：

“除非人們彼此溝通清楚，否則他們無法組建組織。隨著組織的出現，一些人主張他們有權利成為組織的領導者。但他們必須與他人協商，看看這是否被接受。如果他們不能說服足夠多的人將他們視為領導者，那麼他們就無法成為領導者。”

以上對比所示，就是簡單想法表達複雜化。如此裝腔作勢的寫作，卻在同行評審制度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更令人悲觀的是，隨著制度環境中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這種話語的生產，管理學領域很可能會發生一種“自然選擇的扭曲

（pervers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Edwards 和 Roy，2017）：

年輕一代的學者，對於當前學術環境的認知，缺乏可替代的學習學術標準。與此同時，那些恪守枯燥寫作規範和無意義研究的人會在“短平快”發表競賽中勝出，然後複製擴大他們的標準，使此標準成為年輕一代學者的不二選擇。

在年輕學者的職業生涯中，現狀對他們來說似乎是完全自然的——他們為什麼要挑戰它呢？於是標準被披上了不二真理的偽裝。

當這種“自然選擇的扭曲”真實發生時，我們會聽到越來越多的老少學者，都開始認為研究發表只不過是一種行業黑話“遊戲”——這項活動已經失去了任何更廣泛的目的，淪為只為發表而研究的“體力活”。

此外，這個問題的另一個表現，是研究成果中充斥著大量的“同義假設”

（profusion of tautologous hypotheses）

。

例如，一項關於工作場所孤獨感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假設（Ozcelik and Barsade， 2018， p。 2348）：

假設1：

工作場所孤獨感越高的員工，對同事的親和力就越低（員工親和力）。

我的翻譯是：

孤獨的員工很少與同事交談。

假設2：

工作場所孤獨感越高的員工，對組織的情感投入就越少。

我的翻譯是：

孤獨的員工不喜歡他們感到孤獨的工作場所。

難怪那些想要驗證這些假設的實證研究幾乎無一例外地發現：這些假設已經得到了“證實”。

很難想象，為什麼會有人這麼說孤獨的員工會比那些不那麼孤獨的員工更多地與同事交流，或者這種孤獨感可能會讓他們更依戀自己工作的地方。

在當前學術期刊的標準規則下，研究常常被設計成只能發現假設相關性成立的結果，即使結果幾乎不能告訴我們關於真實現象的任何資訊。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文獻中假設被證實的數量如此之多。

例如，Russell Craig和我分析了50篇隨機選擇的發表在《管理科學季刊》（ASQ）上的實證研究論文，這些論文所提出的假設有90%或部分或全部得到證實。

學術期刊不願發表負面的研究結果的傾向，加劇了研究“精緻的平庸”。

例如，Edwards和Berry（2010）為評估管理理論的精確性而研究了1985年至2009年25年間發表在《管理學會評論》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上的論文。最終，他們確定了基於20個理論所提供的183個理論命題。就理論命題預測的關係的重要性而言，他們發現：

“19個理論命題（10。4%）簡單地陳述了一種有關概念關係的存在，164個理論命題（89。6%）描述了這種關係的方向，卻沒有一個理論命題能預測一個點值或值的範圍。關於關係的形式，177個（96。7%）命題並無涉及……在大多數情況下，用來發展理論的命題所呈現的概念關係，如果其中沒有討論關係的具體形式或條件，可能會影響關係本身。相反，大多數命題本質上是說，如果一個變數增加，另一個變數將增加或減少。因此，隨著旨在測試這些命題的研究方法的嚴謹性增加，找到支援這些命題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他們的相關理論也會相應增加，使這些理論的風險逐步降低”。

以上是Edwards和Berry禮貌含蓄的說法，說得直白一些，是

他們發現目前管理學研究的理論，幾乎沒有真正的預測價值，也意味著它們很難被證偽。

而這是組織研究中一個常見問題，我們不得不去想：只“證實”，不“證偽”，那麼管理學是否淪為了偽科學？

▍ 名不副實的管理學研究

怎麼判斷管理學領域的研究變得名不副實呢？就是這個領域的研究者開始覺得，他們的發表更多地是來自於運氣和表演性的遊戲，而不是真正的貢獻管理新知、產生帶動社會實踐的探索研究。

身處管理學領域，你可以假裝是一位從事嚴謹研究的學者，但工作本質上越來越像重複性體力勞動——與智慧靈感和深刻見解無關，只需要使用大詞來製造理論發展的假象，提出閉門造車的同義假設，並祈禱外行人會因為你的論文表達方式感到困惑，從而看不出你在做什麼。如此久而久之，你甚至會欺騙自己，認為“遊戲”就是學術的全部。然而，自我麻痺的遊戲者忙著在學術領域扯起理論的大旗，但即使這些大旗是用金箔做的，也改變不了管理世界的精神地貌。

如果還對這個學科有責任心，就必須要停止這樣的名不副實。這種廢話式學術論文與無意義的研究是當下學術規則造成的。Pinker （2014） 在一篇名為《為什麼學者在寫作方面如此糟糕》的文章中指出， “我們在分享自己的智力勞動成果方面顯得漠不關心，這違背了學者促進知識傳播的使命。

廢話式寫作，讓我們浪費彼此的時間，播下困惑和錯誤的種子，把我們的職業變成笑柄。這種理論研究最終是空洞的，即使它出現在所謂的頂級期刊。

Meier和Wegener（2017）指出：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沒有人讀我們的研究成果作品，沒有人記得它，或者沒有人從中得到進一步的靈感，研究就沒有價值”。

或許，我們還可以採用其他方法進行學術寫作，讓研究成果可以被更多人理解，而不需要讓讀者手邊有本字典和一些止痛劑。

比如，Starbuck（1992）在《管理研究期刊》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上發表了題為《知識密集型企業的學習》

（Learning by knowledge-intensive firms）

的一篇論文，雖然沒有研究目標，沒有方法論，沒有訪談提綱的細節展示，但其寫作方式仍值得我們去借鑑：因為這是一篇飽含智慧見解又能讓人賞心悅目的論文。然而，如果把同樣一篇經典論文再次提交給當今的《管理研究期刊》，期刊編輯和同行評審應該會毫不猶豫地給出拒稿決定。

▍ 管理學研究何去何從?

首先要做的，是改變把研究發表看成一種“遊戲”的心態。因為這樣的心態是合法化學術表演，而學術表演降低或完全取代真正有趣有意義的研究探討、以及改善世界或解決重要問題的願望（Biggart， 2016）。

當我們不再熱愛學術創造的過程，而僅關注發表競賽和攀爬職業職稱時，這些“麥當勞化”的學術成就如同是建立在鬆散沙子上，長久以來必然影響管理學存在的合法性地基。

無論是研究者個人還是學術共同體，都需要“不忘初心”，關注重要的工作，並致力於Courpasson（2013年）所稱的“激情學術”。徐淑英等人指出：“儘管我們承受著當下制度上的壓力，我們在研究什麼和如何寫作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自主權。為了我們自己的長遠利益，更重要的是為了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的利益，我們應該更多地去改變它，更少地去遵循它，去做有責任感的研究 （Tsui， 2019；McKiernan和Tsui，2019）。

另外，我們需要審視同行評審過程的運作方式。從多輪修訂中產生的“輸出”——血淋淋的、畸形的、超長的、充斥著參考文獻——並不總是能改進研究成果。斯皮格爾（2012）對此的建議是：在決定是否發表論文之前，對一篇論文進行兩輪修改就足夠了。

還有，學術期刊或許應該更加包容多元化標準和思想，某些當下看似異端的、與標準格格不入的，或許有一種不同的價值，最起碼讀起來更有趣。這個世界太豐富、太多樣化了，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格式來描述，而是需要發展能夠容納全部光譜的風格。這要求我們的寫作方式更加多樣化。

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在總結其著作《物種起源》時，創作出了閃耀科學文獻的著名一段話：

“It is interesting to contemplate a tangled bank， clothed with many plants of many kinds， with birds singing on the bushes， with various insects flitting about， and with worms crawling through the damp earth， and to reflect that these elaborately constructed forms， so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dependent upon each other in so complex a manner， have all been produced by laws acting around us… from the war of nature， from famine and death， the most exalted object which we are capable of conceiving， namely， the production of the higher animals， directly follows。 Thes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 with its several powers， having been originally breathed into a few forms or into one； and that， whilst this planet has gone cycling on according to the fixed law of gravity， from so simple a beginning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wonderful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evolved”

譯文：凝視著世間萬物——樹木交錯的河岸，斑斕多彩的花草植物覆蓋其上，群鳥鳴於灌木，昆蟲飛舞，蚯蚓鑽爬，在空氣中溼土裡留下各自的微小錯綜痕跡。試想，這些構造精巧、繁衍不息的世間萬物，彼此為何如此相異，並以這樣複雜多樣的方式相互依存？我們所見大自然的運作與活力，皆由我們周圍發生作用的進化法則所致，這豈非有趣之事。

這是何等生動深刻、富有詩意、和令人難忘的文字！

然而在管理學研究文獻中，卻很難覓得如此激動人心的表述。雖然管理世界和公司組織如同自然界的田野一般豐富多彩

：這裡每天都發生著不同的故事與恩怨情仇，創新創業實踐在市場競爭中日新月異，新的組織形態正在瘋狂地學習、吸收、進化……所有這些管理學研究的物件，常常是有趣的，很少是無聊的。

作為管理學研究者，我們的工作賦予我們有機會去深入瞭解學習並描述書寫如此豐富的商業社會，關注人們在管理方法上犯過的錯誤、走過的彎路，討論如何改進這些錯誤，從而讓人們的組織與生產生活形式變得為美好。如此的工作，怎麼會是單調乏味暮氣沉沉且缺乏意義感的呢？

肩負管理學研究領域發展的使命，是時候對自己說：“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我們必須終止“自說自話”的學術遊戲，少一點晦澀的理論和自以為是，多一點變化、幽默、好奇心、想象力，還有對探索創造的激情。

本文原載AOM Learning and Education，

轉自“本土管理研究”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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