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帶來的大革命：當年製作一本書有多難？

儘管印刷術的降臨確實是最為重要的一場技術革命，但它不一定和一場近在眼前的智識革命有關。

圖為丹尼爾．

喬多維茨基（Daniel Chodowiecki）所繪。

圖片來源：Wikipedia

15世紀，識字人數正在增加，而閱讀材料的需求也在成長。

手寫檔案的生產在正確性和精密度上都提高到全新水準。

讀者不再仰賴修道院或者大學的抄寫人；大型且高效率的世俗工作坊也會生產檔案。

逐漸成長的閱讀群眾，以及更大量的手抄本需求，提供了進一步加速的所有誘因。

幸運的是，這時候紙也到手了，而這種新材料在「讓人以合理成本產出多份檔案複製品」方面，將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紙又是另一項在中國發生的創新，早在西元1世紀就已出現，其後慢慢透過阿拉伯世界、黎凡特（Levant）和伊斯蘭統治的西班牙，而於12世紀抵達基督教歐洲。

中國和韓國也發展出木雕印版這種較早期的印刷材料，也曾實驗過活字印刷，但漢字驚人的天量使印刷不合成本。

抄寫一本書還是比製版印書來得便宜。

即便造紙的原料──從舊船帆和繩索取來的亞麻破布和麻類植物──很容易就能取得，造紙還是一門需要專業技巧的程式。

破布要先撕裂，用水力木槌捶過，然後保持溼濡狀態，好讓纖維斷裂。

做出來的紙漿會放在大缸裡，加入淨水──水的純淨對於維持成品潔白是很重要的──以及當作黏合劑的動物膠。

專業的技術在於，要把一面線框放進裝滿混合物的缸裡，然後取出厚度和外觀都穩定一致的薄薄一層紙。

每張紙都會加以乾燥，然後上凝結劑，好讓寫上去的墨水不會暈開。

接著就準備好可以使用了。

如果當初原料沒有徹底斷開，成品就會很粗糙。

所以，造紙術是在有太多熟練工匠的義大利最先成熟起來，且現今留存下來的最佳樣本十分光滑且好用，也就不讓人意外了。

線框留下了它的記號，在把紙張對著光舉起時就可以看到，而每一間工作坊都會自豪地把自家的設計樣式放進線框間，因此產生了一種「浮水印」。

紙是在中國發生的創新，圖為從中國出圖的紙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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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身不便宜，但比羊皮紙便宜太多。

1476年佛羅倫斯某文具店的存貨清單分別列出了羊皮紙和紙的價格，揭露了一張羊皮紙大約是同樣大小一張紙的14倍貴。

然而，最高品質的單一頁紙，卻有可能要花去一名工匠一星期的工資，而大部分的藝術家都是一張紙正反面塗鴉設計畫到滿。

還是有一些要求氣派的委託案件使用羊皮紙，但越來越多人選擇用紙來寫信和記帳，而且，越來越多藝術家和建築師會用紙來做初期草圖和繪畫用。

早在15世紀初期時，人們就已經在木刻印版上沾墨並抹過紙面，使得（通常是宗教主題的）單張圖畫相當普遍，而且甚至可以和其他紙張組裝成一本原始的「書」。

然而，若要進行高效率且多用途的印刷，就會需要能排成一行文字、套進一個框框、沾上墨水並接連多次壓印在紙上的獨立活字。

接著，這個框還得要能拆開來，讓活字重新組合成新的一頁。

要達到這一點，就需要高水準的技術實作力和想像力。

古騰堡的《聖經》和西方活字印刷術

享有歐洲印刷機創始者榮耀的人，是約翰尼斯．

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我們不知道他怎麼跳進印刷這門行業。

他最早的產品是頗受歡迎的文法書，是一本只用了14頁雙面印刷的小書，至今只有幾本留存。

第一本真正的書，那本雄心壯志令人震驚的書，就是他從1452年開印、每本1，282頁、印量共180本的《聖經》；這項大膽的商業冒險共耗時兩年，且同時有紙本及（為了有錢客戶而印在）羊皮紙版本。

不幸的是，計畫的財務需求——在能指望有回收之前，就要先造活字，還要累積紙材——打垮了古騰堡。

他只能把印刷店讓給兩位合夥人

編制一本書需要非凡的協調合作能力，也要持續發展更有效率的活字生產方法。

如果把大小寫、標點符號和縮寫都算進去的話，古騰堡的《聖經》用了300個不同的活字。

每個字母都需要很多個備分。

有一頁光是「孩子」（filii）就重複了100次，所以就需要300個「i」。

每頁42行共需要268個活字。

這些數字可以讓人一窺印刷工作進行起來要投入多少工夫（以及字母更多的中國和伊斯蘭學者會覺得活字印刷不划算的理由）。

古騰堡聖經，是第一本活字印刷的聖經。

此為紐約公共圖書館館藏，由James Lenox在1847年帶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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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是怎麼造出來的？

工匠和金匠是少數擁有造字所需高階專業水準的人。

他們會先做出一根列印，一根矩形的棒子，其中一端會反著刻上一個字母。

接著列印會被打進一塊比較軟的金平板，也就是字模（matrix）裡頭，便會留下字母的印痕。

接著這塊字模會放置在一個鑄模裡面，而壓痕會被熔化的金屬填滿，而當冷卻時，就會硬化成為單一塊活字。

這必須得要突出於一根或許有一英寸（約2。54公分）高的柱體上，而這些柱體可以和其他字排在一個排字盤裡面來造詞。

好幾個排字盤可以並起來形成一整頁的文字，也就是一個印版（forme）。

每個字的表面必須完美地彼此對齊，壓下去的印記才會一樣深。

製造活字的過程需要在每個階段選擇不同的金屬。

列印原本是用黃銅或青銅（後來會用鋼），而比較軟的字模是用鉛或銅。

活字得要硬才能承受多次印刷；經過嘗試錯誤後，有一種特定比例的鉛、錫和銻的合金，最終達到了印刷所需的彈性。

一開始，字型的風格反映了實際書寫，所以書看起來就像是手寫的一樣。

這造成了一個古怪的結果，就是有些抄寫員會從印刷書來複寫出手抄本。

要經過一段時間，採錄自14世紀人文主義者開創的字型──也就是比較清楚好讀的「羅馬」（Roman）字型，才取代了哥德風格（不過德國例外，哥德字型在那邊持續存在了好幾個世紀）。

到了1470年代時，活字製造已經變成一門專業生意，所以專家就再也無法從字型特色看出一本書源自哪間特定的印刷廠了。

（把印刷者的名字加在文書中，是日後的發展。）

一頁活字一旦檢查完畢，就會用吸飽墨的馬鬃海綿沾上墨。

墨的黏稠度很關鍵；它黏性要夠才能轉移到紙上，但又要很快在沾溼而能吃墨的紙表面上幹掉。

美茵茲印刷者的一項成就，就是在剛開始就找到對的溶液。

紙和印版會一上一下地疊在同個框裡面。

接著，框會放在一個列印架上，並透過擠壓機下方實際進行壓制，而這座原本是木造但後來改用金屬的擠壓機，是靠著扭轉螺旋而直直往下擠壓。

這種擠壓機早就被用來榨葡萄汁和橄欖油，並在這裡改造來用於新目的。

圖為金屬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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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的力量，是否真的帶來知識革命？

在印刷術發明的頭50年裡，估計有800萬份「搖籃本」（incunabula，這個詞專指1500年以前印刷的書籍）印出。

宗教文獻和小冊子仍居主宰地位，或許佔了總量的45%。

整體來說，有大約77%的搖籃本是拉丁文書。

以地方話寫成的原創文章也很受歡迎：像是插圖滿滿的德國民間譚《寶石》（Der Edelstein）、義大利原文的但丁與薄伽丘著作，以及倫敦出版的喬叟《坎特伯利故事集》。

文法書是早期的暢銷書，因為它讓學習者得以用拉丁文（當然，也就是人文主義者喜愛的文章原本使用的文字）讀到更先進的文章。

西塞羅的哲學短文，其信件和其演說是最暢銷的古典著作，在1500年以前共有361種版本。

詩人維吉爾和奧維德頗受歡迎，而塞內卡則是以斯多噶派哲學家的身分佔了一席之地。

在印刷時代初期，各家印刷廠確實觸及了更廣泛的閱讀群眾，但它們並沒有改變思想。

新作者和新想法在那時候還沒有明顯的市場。

絕大部分的印刷本都是已有名聲的經典權威著作。

甚至連在或能稱作科學的範圍內，也還是在回收使用人們偏愛的舊學問，因此能看出此時人們尚未領略到「知識會不斷進步」的概念。

簡單來說，儘管印刷術的降臨確實是最為重要的一場技術革命，但它不一定和一場近在眼前的智識革命有關。

教會很快就看出，允許印刷者自由營運會出什麼問題。

「將有必要對印刷者維持全面控管，」1501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釋出的教宗詔書中寫道，「這樣才能避免他們帶來敵視天主教信仰或有可能造成信者困擾的印刷書寫。」

印刷的成功提醒我們， 到了15世紀時， 歐洲貿易已經非常穩固，且人們擁有在歐陸四處移動尋找利潤及學識的自由。

學術語言仍是拉丁文，因此讓知識菁英們能在日後所謂的「文書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中有效溝通。

然而，地方話寫成的文書也有強大市場，其中許多是大受歡迎的文學著作。

依然隔絕於閱讀群眾之外的是經文：教會仍不允許用地方話翻譯《武加大譯本》，但無論人們要的是官方批准版還是未批准版，經文譯本的需求壓力都一定會越堆越高。

一場衝突，就這麼在天主教教會與精神飢渴的平信徒之間醞釀著。

作者

查爾斯．

弗里曼（ Charles Fre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