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強漢（39）

主筆：閒樂生朱暉

一場巫蠱之禍，導致太子一家被殺，以及數萬百姓死亡，這讓漢武帝頗有些後悔，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繼續嘴硬，直到次年徵和三年（公元前90年）初，一個守陵老人田千秋（注1）給漢武帝上了一封奏疏，為死去的衛太子鳴冤。確實，皇帝病重，太子眼看就要等到頭了，卻居然會鋌而走險舉兵造反，這也未免太荒唐了。

時過境遷，劉徹也明白衛太子案中確有諸多疑點，而不久又爆發了李廣利與丞相劉屈氂暗中勾結謀立昌邑王之案，於是漢武帝后悔了，開始反清算運動。

是年六月，因丞相劉屈氂之妻用巫蠱詛咒皇帝，漢武帝下令以廚車（拉肉類及食物之車）拉劉屈氂遊街示眾後，腰斬東市，劉的夫人則被梟首長安華陽街，其一家也被族滅。不久，李廣利留在長安的妻兒老小也被族滅。

九月，臺前打手江充一家也被族滅。江充的同黨、宦官蘇文則被當眾焚死在橫橋上。

行文至此，請大家留意一個情況。劉屈氂是中山靖王之子，李廣利則是中山國人，鉤弋夫人是離中山國只有六十公里的河間人（李夫人已死，李廣利是空殼外戚，而鉤弋夫人父親不過一受刑宦者，且早亡，沒有任何政治勢力），江充是趙國邯鄲人，李廣利的黨徒重合侯馬通、侍中僕射馬何羅也是趙國邯鄲人。另外，李夫人擅歌舞，江充之妹也擅鼓琴歌舞，《史記·貨殖列傳》上說，中山與邯鄲之人，“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白天殺人越貨），休則掘冢作巧奸冶（晚上挖墳劫棺），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遊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可見在武帝晚年，身邊聚集了一個很大的燕趙奸媚集團，這個集團以美色武勇見幸於君王，同時也以此左右著武帝晚年的政局走向。

還有，參以《漢書》之《西域傳》、《匈奴傳》、《戾太子傳》、《江充傳》等資料，巫蠱之術及參與其案的神秘胡巫們，都與邯鄲中山以北的匈奴及匈奴之巫俗密切相關。王國維先生說：“歌舞之興，其始於古之巫乎。”明代楊慎則說：“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女樂歌舞，本與巫蠱便是同源，而武帝又一向迷信鬼神，為天下所共知，所以這一切，絕不是巧合。史書上的草蛇灰線、蛛絲馬跡，似乎都隱藏著一個驚天的秘密！！

這一切，漢武帝在釀成大錯後也許已經發現了，但他不好公佈，因為這會顯得自己這麼多年來毫無識人之明；況且，這宮廷內幕，大多陰毒、卑鄙、黑暗、下作，最不足為外人道；霍光金日磾這兩個“機要秘書”最受武帝喜愛，並最終成為託孤大臣，其能力出眾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還是他們夠謹慎，夠嘴嚴。特別是霍光，跟在武帝身邊三十多年，從沒說錯過一句話，從來沒有做錯過一件事，每次都能深刻領會武帝意圖，並能予以充分貫徹落實，簡直如機器人般可靠。

最後還是漢武帝自己說了漏嘴，他在臨死前，曾下詔說：“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可見以劉屈氂與李廣利為首的燕趙奸媚集團在幕後做了不少骯髒事，而漢武帝為衛太子報仇，不僅是彰顯正義，也是表達了自己對劉據的政治傾向與政治風格的重新認可，併為朝廷改弦易轍、轉變政策掃清最後的道路。

蓋此時，連年征伐勞役頻繁，再加上巫蠱之禍與自然災害，導致百姓窮苦，農民暴動此起彼伏，“大群至數千人，小群以百數”，他們“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規模十分浩大，漢武帝雖派官吏四處鎮壓，但仍有盜賊不絕，結果，到了漢武帝末年，漢帝國人口已由武帝初年的3600萬，銳減至3200萬。而如果按照正常的人口增長率，武帝末年應該有人口4759萬才對。也就是說，漢武帝在位期間折騰掉了1559萬人口，就算其中一半是因為出生率降低，那也還有一半七百多萬人是非正常死亡的。

另外，據昭宣時朝廷統計，由於武帝統治時期百姓流亡嚴重，帝國在籍戶口減少了一半多。經測算，當時中國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死於非命，還有兩個人流離失所，只剩兩個人勉強可以守土安居。至此，漢興七十年來積累的巨大財富、軍力揮霍已盡，再不改弦更張，“亡秦之跡”將現！

有時候，汽車發動機的馬力太大，往往方向盤與剎車系統就不打靈光，這時候如何制動、倒車、重來，便是一門大學問。

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二月，漢武帝劉徹到鉅定（今山東廣饒縣北）視察，這裡瀕臨巨定澤，本是漢武時期重點發展的農業灌溉區，可如今卻田園荒蕪，百姓逃亡，劉徹見此，不由大為追悔，於是在此舉行了勸農的籍田儀式，並封禪泰山，而召叢集臣道：“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六月，因有大臣建議全國每人加稅三十錢，以助力邊疆軍事建設，並提議在輪臺以東駐兵修建水利工程，發展屯田，而將長城（亭障）從鹽澤（羅布泊）向西方的塔里木河流域乃至烏孫進一步延伸，漢武帝認為不妥，遂下“輪臺罪己詔”，否決此提議，並反思自己的錯誤，正式與匈奴止戈，停止擾民，只維持基本的武備，以休養天下。

劉徹老了，他這年已經68歲，在位已52年，在古代可以算是垂垂老矣，中青年時的雄心壯志早已化作縷縷青煙，淡不可聞，他終於漸漸認識到，匈奴問題不是一個皇帝在任期間就能解決的問題。有些事，必須留給後代來做（注2）。人生要不斷地給自己定小目標，最終實現大目標，而不應直奔大目標而去。首先，大目標你不一定能辦成，就算辦成了，付出的代價值不值得也要認真考量。總之，貪婪與進取是一體兩面，過猶不及，人是如此，國家也是如此。

不過，這個時候認識到錯誤，還不晚，否則若重蹈亡秦覆轍，則悔之晚矣！

《黃帝四經》嘗言：“武刃而以文隨其後，則有成功矣！”劉徹一生共發動戰爭達26次之多，平均每兩年一次，他在晚年更是頭腦發昏，發動了一場損失不亞於漠北大戰的巫蠱大亂，萬幸他在臨死之前突然變得清醒、理智起來，恢復了年輕時的雄才大略與深謀遠慮，這也是本事啊。中國有些皇帝，也是前明後昏，但到死了還沒發現自己昏，卻要後人來幫他撥亂反正，這才是真正的大昏特昏。

所以朱熹說：“武帝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能如此。”大丈夫敢作敢當，敢想就要敢做，敢做就有可能犯錯，犯錯就要敢於承認錯誤，沒什麼大不了的。漢武帝多專制多高傲一人，但知道自己窮兵黷武錯了以後，就下了一道青史留名的“輪臺罪己詔”，宣稱“朕之不明”，向全國人民承認錯誤，置自己過失於天下輿論之中，這是需要大勇氣與大智慧的。而對於受刑懷恨的司馬遷，漢武帝竟將他提拔為中書令這樣的要職，出入宮禁，身以尊榮，這也說明劉徹內心是有悔恨、補償心理的。

近年來，有辛德勇等學者認為漢武帝下《罪己詔》，只不過是一種自我裝點的門面事，其實並沒有真正對漢帝國的國策進行轉向，這一切都是司馬光因其政治傾向而隨意採信南北朝王儉創作之野史《漢武故事》而構建的一種歷史。且終漢武帝之世，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經濟政策皆未被廢除，制定並執行此政策之財政官僚桑弘羊也未被罷免，更成為昭帝朝之託孤大臣。辛德勇此觀點影響頗廣，但個人認為，《資治通鑑》固然有采信史料不夠嚴謹的問題，但這並不代表漢武帝不想“思富養民”，只能說明他認為這些國營政策對其“大安天下，富實百姓”之目標並無影響甚至還有助益，朝廷只需要“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就足夠了。

不管怎麼說，漢武帝晚年知錯能改，也算是精神可嘉，所以雖然他多年窮兵黷武，又獨裁專制，兇狠殘暴，卻在中國歷史上並沒有留下太多的罵名，反而大多被贊為一代雄主而流芳百世。所以，後世皇帝吸取經驗，一旦做錯事就趕緊學漢武帝下“罪己詔”，當然，這些“罪己詔”大多是些政治表演，一點兒不走心。偶有一些走心的，卻往往頒行於局勢不可挽回之際（如崇禎、袁世凱），且無收拾局面之良方，故真能成功效法漢武帝而迷途知返者，並不多見。

次年即後元元年正月，昌邑王劉髆忽然暴斃，死因不明，以其享年不永（其死時年紀大概在十八到二十三之間），諡為哀王。

劉髆此人是漢史中最神秘的一個人物。無論《史記》還是《漢書》，對他的記載幾乎都是空白，但事實上他又是漢武帝末年最重要的一個歷史人物，他的資料空白，他的死因不明，只能說明這個人的情況太敏感，不能寫，真的不能寫。

二月，漢武帝宣佈大赦天下。

其後，因撲滅衛太子有功的御史大夫商丘成、衛尉潰、重合侯馬通、侍中僕射馬何羅、德侯景建等人，以及曾參與追捕太子的所有官吏，不久也因各種罪名被陸續處死、族滅。這是巫蠱之禍的最後一道餘波。不久，漢武帝又在太子逃亡自盡的湖縣，修建了“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天下人聞之，無不悲切——什麼是世間最珍貴的？已經失去的和永遠回不來、永遠得不到的！

至此，舉世震驚的巫蠱之禍終於宣告終結，這是一樁中國歷史上野蠻而愚昧，且極其骯髒醜惡的政治運動。而正如前面幾篇所說的，漢武帝殺了這麼多人，其實並不完全是被奸臣矇蔽，也有很多是早有預謀的屠殺，畢竟劉徹當了太多年的皇帝，積累了太多的利益集團與政治派別，他需要來一次大清洗，為繼任的新皇帝收回利益與資源（官職、封地），並掃清障礙，留下一個硬碟乾淨而記憶體充足的作業系統。只是這些殘酷的權力運作連累了很多可憐的普通人，他們到死都都不知道自己是為什麼而死的。

天上的星星十分耀眼，每個人都想成為其中的一顆。

可大多數人，只不過是地上的一隻螻蟻。死在泥裡，沒有一點聲息。

注1：眾多王侯將相都不肯發聲，只有這位守陵老人敢仗義直言，實在諷刺。而後漢武帝感激田千秋，將他從秩比三百石的“高寢郎”提拔為秩中二千石的大鴻臚（掌管諸侯國及少數民族事務），位列九卿，數月後又升為丞相，封富民侯（富民二字，足見漢武帝改弦更張之決心）。這可能是世界上升官最快的人了。這一切，非因其才能學術，亦非因其閱歷功勞，只因為他大膽說了一句公道話。

注2：從武帝元光二年馬邑之謀到宣帝甘露三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共經歷八十二年；從馬邑之謀到漢元帝建昭三年北匈奴郅支單于被擊斃，則用了九十七年。西漢朝花了近百年時間才搞定匈奴，故稱漢匈百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