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

元朝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大一統帝國，雖然其存在的時間不足一百年，但卻是文化交流與衝突最為頻繁的歷史階段。

元代服飾實物史料的來源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歷代流傳下來的傳世品；二是經過考古發掘的出土物。傳世品是中國古代藝術發展史的主要承載體，但因為歷史上轉贈、買賣或戰爭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多數歷史實物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之中。

當時流傳下來的傳世作品，也因真正的年代難以確認及許多前代的藝術品被後人所仿製等問題，增加了研宄的難度，所以對於傳世品的年代問題，我們需藉助文物鑑定實現。又因服裝材料的特性，元代的服飾至今大多已不存於世，現所見服飾設計史料多是墓葬中出土的服裝、飾品及自元代流傳下來的實物。服飾實物設計史料不但彌補了服飾藝術史研究資料的片面性和不確定性，也是中國美術考古學的重要資料，是中國服飾古代設計史研宄的重要補充。

元朝是中國古代第一個一統全國的少數民族政權，整個社會都處於強烈的動盪時期，致使元代文化呈現出了其特有的景觀。由於其表現了遊牧民族特有的對

“享受”和武”的熱愛與追求，使得工藝與建築在元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極盡奢華的服飾設計極快地成長起來。此時，漢人由於元統治階級的歧視政策，更加醉心於書畫的創作，且以此為寄託，所做的人物畫更加能真實地反映出元時的風俗面貌。由此，元代美術的格局既有統治者的思想、漢民族的審美理想及文化精神和滿足不同階層的實用與審美一體的工藝美術。雖然作畫者的思

想、審美與追求有所差別，但都是在同一歷史背景下及同一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刻上了其鮮明的時代印記。

元代服飾設計影象史料反映在卷軸畫上主要是人物畫，偶有山水、界畫中出現的人物影象。元代人物畫雖在技法上無甚大的進步，但此時人物畫理論及遺存數量上確是可觀的。元代的統治階級對於人物畫似乎存在著天然的偏好，現存在各博物館的就有帝后、官員等的畫像，而人物畫理論的大量出現也顯示了元代人物畫的盛況。元代的人物畫存世的不多，但卻為我們提供了元代宮廷、貴族和平民的服飾影象史料。

織御容是元代專為皇室織造的特有精美絲織品，《元史阿尼哥傳》載：

“至元二年，十年之間織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為之，圖畫弗及也”《元代畫塑記》也載：“大德十一年十一月，織成宗皇帝貞慈靜敦皇后御影、南木罕太子及妃、晉王及妃”由此可知，御容織的應是己故帝后及王子、妃子等的肖像。御容分為織、繪兩種，繪的御容是承襲前代所有，而織御容則是元代所特有，其與蒙元時期統治者對貴重絲綢的熱愛有一定聯絡。

我們可以看到，蒙元時期皇室男子所梳的髡髮，所戴的鈸笠帽，所穿的右衽交領長袍，所佩戴的鑲有祖母綠、瑪瑕等珍貴珠寶的耳墜和耳環等。而蒙元時期后妃則均是頭戴苦苦冠，冠上鑲有珠寶瑪瑙等顯示其高貴身份的飾品，冠正面有各種花丼紋飾，有些冠頂還有羽領，頭戴紅羅或金羅抹額，兩鬢還有大珠裝飾，帔有兩帶垂在兩肩，雙耳佩戴大珠耳墜。

從宋代起，文人對壁畫的繪製就逐漸冷淡了。目前所見元代壁畫多為民間畫工所制，這些畫工皆來自於民間，其所畫影象，更能滿足大眾的精神追求及審美需要，也更好地反映了元代社會的真實情景。蒙古族無厚葬風俗，現今發現的墓室均未有大型的壁畫墓。但仍可從其中看出蒙元時期的服飾風俗和蒙、漢文化的融合下服飾設計的變化。

此外，還有平定東回村墓 、下土京墓、凌源富家屯墓、文水北峪口墓、長治郝家莊墓、大同齒輪廠墓、太子務村墓氣濟南磚雕墓、濟南柴油機廠墓、青野村墓、梧桐花鄉元墓、耳仔律鑄夫婦墓

”等都記載了很多元代服飾設計史料。墓室壁畫對於研宄元代輿服，禮儀制度，提供了難得的形象資料。

元代墓室壁畫內容能體現寺觀宗教文化。元代各種宗教的興起，使得寺廟、石窟建築內出現了許多宣傳宗教故事、經變等影象內容，成為了中國古代服飾設計史最為豐富的資料源泉。寺觀壁畫中採用肖像繪畫形式，記錄著當時人們頭腦中的佛家、道家形象。元代寺觀遍佈各地，壁畫雕塑宏偉壯觀。現存的永樂宮、萬壽宮、藥王山朝元宮、輿化寺、廣勝寺、青龍寺、永安寺等處壁畫都研宄服飾史的重要遺存。其中以永樂宮、輿化寺尤為能代表元代壁畫的藝術水平。

元代石窟也成為了壁畫創作的載體。尤其元代敦煌莫高窟現存的壁畫，成為了中國古代壁畫藝術的精華。石窟中的服飾影象，在元代服飾史上佔有重要位置，窟內材料豐富，未出現社會的等級差異性，不分男女，從老人到少女到孩童等形象均在其中，且帝王、官吏、貴族、商賈、平民將士、手工藝者都有描述，可謂為社會永珍的縮影，可看出影象來源的廣泛性。

現存的元代洞窟有多個，且安西榆林窟也有元代洞窟個，另西千佛洞也還存有部分元代壁畫。如敦煌莫高窟第窟甬道北壁所繪的第一身女供養人，頭戴紅色姑姑冠，身穿紅色右衽交領大袖長袍，身後一侍女提起後裾。而莫高窟的壁畫也繪出了飄逸有質感的髪髻，以蘭葉變現裙裾，給人以晶落瀟灑之感。圖中帝釋天、金剛、焚天女、吉祥天等形象均具有元代服飾設計的特徵。

所有的服飾更是很特別的，其面料尤以皮毛、絲織品、棉布、粒漏為最。這其中既體現了蒙古族本民族的特色，又顯示了其入主中原以後對漢族習俗的吸收。

①

皮毛：

北方草原地區的氣候較為寒冷，疾風肆掠，且蒙古族早起是逐水草而居住的，遊牧遷徙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服裝面料主要以一種古老用材一動物皮毛為主。這種動物皮毛的演變，從狩獵業為主的

“

獸皮材料

”

，逐步轉向符合畜牧業經濟的

“

家畜皮革材料

。

②

絲織品：

元代絲織品的興盛主要體現在多個方面，一方面是元政府詔令工匠其匠籍世襲，不得改業。並且詔令江南百工改業學織，這一系列的舉措，使得從事織繡業

的人員大幅度增加，且治絲制度也隨之日漸規範

。

元代絲織品的品種豐富，且多受蒙古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影響，其中元代最主要的絲綢品種有：織錦、撒答刺欺、蜀錦、芒絲。第一，織錦。又稱織金錦。是元代最重要的絲綢品種之一，它以金線顯花圖案為主。因為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審美觀念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元代對於織錦這類帶有貴重金屬並有著富麗之感的絲織品無比熱衷。

元代的織金錦分成為兩類，一是納石失，一是金段子。納石失數量較少且品格頗高。其是自西域各國傳入中原，主要功能是用於宮廷服飾、祭祀和賞賜等方面

。納石失的裝飾圖案主要是以嚴謹的對稱影象為主，並輔以波斯文、阿拉伯文等圖案，有著強烈的伊斯蘭風格。儘管如此，納石失的圖案仍大量採用了漢族原有的裝飾圖案。大多數人認為，在進入蒙古時代之前，中亞的撒達刺欺已變為棉織物，但從波斯史家的記載來看，撒答剌欺

“與絲紬同局造作”，所以撒答剌欺仍是絲織物。在元代，撒答剌欺沿用原產地舊名，並保持了濃郁中亞特色。

第三，蜀錦。蜀錦曾在漢末、唐宋時期皆極為興盛，但到元時，因元人對飾金絲綢的偏愛，使得蜀錦一度論為邊緣地位。但蜀錦仍以其豐富的色彩、獨具特殊的裝飾效果，在元代保留了特殊地位。

由於實物的缺失，元代的蜀錦圖案今日難悉其詳，從文獻分析，寫實性的花丼紋樣數量雖然較少，但卻華美異常。元初即如此，以至於做了道士的汪元量要將蜀錦退還給贈予他的主人。

第四，芒絲。又作住絲，其表面浮線較長，光滑、柔軟、亮澤。亡絲有三種：織金、閃褐、間道。元《鹹淳臨安志》中有云：絲，染絲所織諸顏色者，有織金、閃褐、間道等類。

””鍛在重慶明玉珍墓、山東鄒具李裕庵墓、江蘇無錫錢裕墓、甘肅漳縣汪世顯家族墓、江蘇吳縣曹氏墓和內蒙古額濟納元墓都有出土。由於芒絲具有特有的光滑、亮澤等等，所以常為主流產品，並備受統治集團喜愛。元代的芒絲主要是暗花和素兩類，官府產品裡，暗花芒絲的數量可能比素芒絲多，在民間織造中，暗花芒絲也應較多。

第五，緙絲。又作刻絲、克絲等，製作方法為

“

通經斷諱

”

。最早出現在唐代，發現於中國西北部，花紋、配色往往較為

“

時尚

”

，又受西方繩毛的影響。從實物形制分析來看其主要用途在飾帶等衣物上。繩絲至元代時，逐步兼有實用和觀賞的特點。但在一些日常服裝上，縛絲則更強調實用性。元代繩絲技術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材料。繩絲的經線弱化了捻，在仿畫的縛絲作品中尤其如此。其二是繩絲題材的擴大。其中主要題材包括有肖像、神話、宗教人物等方面。這一方面是縛絲影響擴大使之各階層的使用者等尤為青睞。另一方面則是緙絲技術的發展。使其逐步適應多型別、多品種、多題材的技術運用。

第六，剌繡。作為女工的主要形式，元代民間的刺繡歷來興盛，其中以官府製作的刺繡較為發達。《元史百官志》記錄的刺繡官府作坊僅有兩處，一為工部大都人匠總管府的繡局，一為將作院異樣局總管府的異樣紋繡提舉司。元代的刺繡應用極廣，宮廷處處用繡自不必說，依制度，達官除服飾之外，帳幕、車輿也常常以刺繡點綴。照元雜劇的描述，千戶的家眷己經是

“

依時按序，細攙域全套繡衣服

”

在民間，刺繡的地位也頗高，並且精緻，以至

於繡品的價值要超過同等效用的金錦。

③

棉布：

元代，棉布的材料取自從閩廣北上的草棉。元初，南方的棉紡業已經相當發達，至元二十六年年，政府在浙江、江東、江西、湖廣、福建等地區均設有木棉提舉司，令該地區每年交納棉布十萬匹。自元貞二年年起，棉布已經成為江南夏稅的專案。植棉紡織的發達帶給了中國人服飾面料的變化，令質地柔軟、價廉物美的棉布逐步取代了麻、絲織物

。

④

氈罽：

氈罽

是元代特有的服飾面料，這與遊牧民族的生活習俗有著重要的關係。租

是將羊毛或蛇毛經過溼、熱、擠、壓等工序製成的塊狀材料，

罽

則是細密的毛織

物。《大元

氈罽

工物記》反覆談及租和越，卻從未講到

氈罽

，但由書名可知，書中

的毛製品應該包含著

罽

之類的毛織物。蒙古族本是北方高原上的遊牧民族，以畜羊牧馬為生，加之漠北氣候惡劣，天寒風疾，所以蒙古族特別重視保溫擋風效能極好的毛製品，故蒙元時期

氈罽

格外發達且主要以官府作坊為主體

。

所以，在元代的服飾材料中，租漏極具代表性。它的興起與發達，與蒙古族遊牧的背景有深遠的聯絡，產品形式的轉移反映了蒙古族上層生活形態的演變，裝飾方法體現出蒙古族的居住方式和審美傾向，高檔品與西方世界更有千絲萬縷般聯絡，同時也顯示了帝后親貴對伊斯蘭文明的熱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