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黃牛黨在我國上升為一種職業，收入不亞於很多工薪階層，除了產品的供不應求稀缺性，催生並滋養這行命脈“源遠流長”的因素是國人的恐慌和哄搶情緒。

當年日本地震核電站洩漏導致輻射物灑落大海時，遠在大洋彼岸的我國居民已經有了防患於未然的意識。

產於海水的食用鹽被國民大量囤積，甚至不惜加價“收購”了足矣自己全家老小一生的食用量。後來的結果我們都知道，由於距離遙遠，漂洋過海後的輻射物被大海稀釋到可以忽略不計，無從談起危害身體健康，於是荒唐的一幕又上演了，囤貨黨發現所囤商品物價迅速在媒體專家學者言論下恢復平價，自己手中的貨成為佔用“家庭倉庫”的雞肋品。

於是有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奔走於小區各單元樓層，挨家挨戶在門口“樂善佈施”了免費的鹽。

邏輯很明顯，因為當初的囤貨黨發現平價之後無力出手，自己恐怕要吃到入土才能將“搶購”的鹽吃乾淨，但食品保質期可拖不了那麼久，無奈之下就當積了“陰德”。

回想下這些聽風就是雨的人當初搶購商品的初衷或許不僅為了自己消耗，更大的“歹心”是等待某一危情時刻爆發賺一波“國難財”，雖然用詞有些歹毒，但話糙理不糙。

當年IPone6由於縮短了中國大陸與香港上市時間差，導致晝夜排隊在4s店搶港版貨的不少黃牛無法面對破產的結局尋死了結。

有警方去跳樓身亡的黃牛家中勘察時發現，Iphone盒子已在家中壘出長城。如此孤注一擲的投資手法不得不令人“敬佩”，只可惜沒用在正途的商業環境，民間資本以及各路商販同樣是低買高賣賺差價，為何唯獨黃牛名聲差勁成為社會反面教材？

分析了各種案例後我發現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他們瞄準的是小範圍內供應商品，很容易控制貨源；

其二，加價之後已經不是普遍的賺點百分比就出手的常規胃口，而是大肆的向上翻倍，利潤之高或許已經接近法律明令禁止的“灰色地帶”。

拿演唱會來說，進入11月份以來杭州的演唱會以井噴形勢高頻次開幕，於是粉絲和黃牛之間既不和諧又難以割捨的對話聲在黃龍體育中心門口迴盪，一邊是粉絲的怨天載道票價之高昂之離譜；

另一邊黃牛委屈之中表示只掙了一點羊毛錢。其實一級市場的票務方也對黃牛心存不滿，並極力透過各項科技手段識別真實消費人群，技術面似乎已經有了一定的篩選機制，但是面對形形色色的消費人群始終不能一概而論。

因為不論何種手段都有邊界，無法將“誤傷率”降至0。根據業內人士訊息瞭解到，幾年前面對明星演唱會在臨近開場前到場或許能碰運氣低價買到黃牛手中的壓倉貨。

可是隨著監管態勢的加嚴，這一類身影已經從線下轉移至線上，真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市場購票技術升級後，黃牛也相應提升武裝了自己。在網上各類社交應用裡依舊能看到他們活躍的身影，還是熟悉的“溢價配方”。

遇上當紅巨星的“盛裝錄製場”或者“看一場少一場”的“謝幕專場”，價格再次迴旋到指數級翻倍也是常有的事。

也許有人會問，當下的各種票務機制不都要求實名了嗎？怎麼還會存在倒賣的情景？據演唱會內部工作人員瞭解到，黃牛並不是孤軍奮戰，他們會採用網際網路商圈流行的“眾包”模式召叢集眾（大多為學生黨）為其漫天撒網式購票，而後再以加價幾百塊的形式回收再倒賣。

經此周折便可逃離一人一票的購買規則。即便在演出界很多專業人士眼中，黃牛的境界也是在不斷進階，過去他們透過籠絡演藝公司大部分資源來掌管銷售渠道，現在取而代之的是以薅羊毛見長的E時代黃牛形象出場。

要說演出市場的售票渠道分類，據我瞭解主要分為兩種：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

前者便是官方的發售平臺，也是廣告宣傳頁標註的原始價格售賣渠道，例如大麥、貓眼、聖所、永樂；後者便是黃牛盛行的社交應用市場和線下。

對於每場演出來說由於場地有限座位有限，所以發行的票數也有限，在一級市場告罄後很多還沒買到票的人若想觀看只能向二級市場尋根問價。

那麼技術升級後的票務系統依舊無法提防黃牛的存在嗎？據大麥網負責人與記者的訪談中瞭解到，對於高頻次下單的IP，系統會判定刷機行為，並自動進行攔截，成功率可達99。9%。

另外，對於眾包形式的購買資訊作假，系統會有相應的人工智慧演算法識別團伙搶票但正如前文所述，每一項技術都有其邊界，不能一刀切真實消費者的購票行為，所以當中有很多難點待需解決。

而我認為杜絕黃牛現象的根本解決方案腳脫抖要在“供不應求”的源頭整改，增加演出場甚幻戰次或分散官方發售渠道；另一面公眾也要改正那顆“初犧再不上車，生怕錯過”的恐慌心態，沒有市場就沒有黃牛，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宣傳口號同樣適用於今天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