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州講和而後，畢士安撤河北之防，名為休養，而實以啟真宗粉飾太平之佚志，興封祀、營土木者十八載……神宗有自強之志，而為迂謬之妄圖，內敝其民於掊克，而遠試不教之兵於熙河……宋至徽宗之季年，必亡之勢，不可止矣。”

這是清代王夫之不朽名篇《宋論》中的文字，對北宋亡國提出個人見解：自宋真宗“澶淵之盟”後便誤；宋神宗想自強，可舉止荒唐；宋徽宗昏庸，但到他手中，北宋已是必亡之局。

王夫之是從政治、軍事角度看北宋，但北宋滅亡，亦有環境、疾病等原因。

王夫之所見，是大歷史，雖然透徹，卻解決不了這些疑問：遼朝盛期多次入侵北宋，始終無法顛覆，為何金朝能迅速成功？金軍首次圍汴梁後撤去，半年後再圍，為何北宋仍無準備？宋軍頗有對付騎兵的經驗，為何對抗不了金軍？

這涉及三個問題：

其一，華北蚊虻減少。

其二，宋代皇族有精神病遺傳史。

其三，汴梁大瘟疫。

三者改變一個，結果可能不同。

（北宋）趙佶《溪山秋色圖》

契丹不怕長途奔襲

契丹崛起於唐代晚期，916年，耶律阿保機稱帝。時中原割據，後晉石敬瑭為獲支援，將已失大半的幽雲十六州轉讓給契丹，北方長城沿線天險盡失，以致“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莞袵（音如官任，指蒲草編的席子）上行”。

唐五代是中原氣溫較高的時期，生於極寒之地的契丹人頗畏懼。契丹太后述律氏曾對耶律德光說：“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

遼代 李贊華《射騎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耶律德光於947年初攻佔後晉都城汴梁，可幾個月後，便“罷兵北還”，半路病死在欒城（今屬河北省石家莊市），年僅46歲。

入中原會得病，遼人從此產生恐懼心理。

北宋稱帝（960年）晚於遼，初期都是主動進攻，想一舉收回幽雲十六州。自漢代起，中原軍隊與遊牧作戰，均學習草原戰術——長途奔襲，即組織小股騎兵直取王庭。為保證機動性，和遊牧軍隊一樣，只帶極少糧食，每人兩三匹馬，星夜兼程，因糧於敵。一擊不中，自身便有危險。

漢代霍去病、唐代李靖皆以此成名。中唐名將李愬雪夜入蔡州，依然是這種搏命式的戰法。所謂“懸軍奇襲，置於死地而後生”。

契丹與以往遊牧不同，它漢化程度高，乃半耕半牧，有完善的城池系統，足以久持。只要拖上10多天，偷襲者自敗。北宋兩次“經略幽燕”無功，特別是在高粱河之戰中，宋太宗還“上股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雲”，只好從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守。

“水長城”讓敵軍無法突襲

宋代建立初期，曾有人建議修長城禦敵，宋太宗回絕：“決大河、築長城，又徒自示弱，為後世笑。”堅持“在德不在險”。

宋太宗

988年，名臣何承炬提出建“水長城”，即：“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堤貯水為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

該計劃爭議甚久，993年，大理寺丞黃懋再提此議，宋太宗遂命何承炬“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為田，用實軍廩，且為備禦焉”。

到1003年時，已成定製。這條“水長城”全長八百里，深度“五尺至一丈”，彙集河流19條，澱泊30個。共分8段，設堡壘26座，士兵3000餘人，還有戰艦100餘艘。“水長城”未連線處，另設“榆塞”，就是密集種樹，延遲騎兵突擊。

“水長城”真正可怕之處，在於滋生蚊虻。蚊虻是一種小型吸血昆蟲，善飛舞，專虐牛馬，牛虻即蚊虻的一種，生於多水之地。北宋沈括寫道：“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為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

北方遊牧民很熟悉蚊虻，“以溺（即尿）盥洗”來對抗它，但“腥穢不可近”，不適合大軍。“水長城”讓遼軍喪失了突然性——每年秋冬無蚊虻時才出兵，為繞過“水長城”，僅三條路可走：一是山西燕門；一是從幽州經雄縣或霸縣，直至汴梁，即東官道；一是從幽州經徐水、滿城、望都到汴梁，俗稱西官道。

東官道半陸半水且窄，西官道略寬，無塘泊。遼軍6次伐宋，5次走的都是這條路。

黃河水患沖毀“水長城”

1004年秋，宋遼簽訂澶淵之盟，誓約明確規定“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水長城”漸廢棄，僅天然湖泊，如白洋淀，至今仍存。

一方面，“水長城”佔用良田太多，寬度長10裡至150裡，歐陽修曾說：“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名臣包拯也說：“以迫近塘泊，遞年例皆渰（同淹）澇，秋夏未收熟。極邊之地，民力重困，不可不優與寬恤。”

另一方面，北宋黃河水患嚴重，167年間，共85年發生了溢決，即“黃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寧歲”。北宋在西北對西夏頻繁用兵，大量駐軍毀壞森林，加劇水土流失，使黃河泥沙量猛增。北宋中期，黃河河南段已成地上懸河。

唐代以長安為都，與華北有天險阻隔，致河北三鎮割據。三鎮都依靠大運河，唐朝刻意將航線切成三段，讓三鎮互相牽制。宋代定都汴梁，在大運河上游，可直接控制三鎮命脈，河北遂歸順，但代價是對黃河漕運依賴過重。

北宋時，黃河多次決口，改從天津入海，給北宋帶來巨大沖擊。

其一，天津靠近遼國，從華北到汴梁，黃河是唯一天險，也是第二道防線，如遼軍乘船從天津直下汴梁，可繞過“水長城”，北宋防護體系瞬間崩塌。

其二，黃河北流後，與“水長城”相接，黃河帶來的泥沙逐步淤死“水長城”。

其三，北宋在華北有30多萬軍隊，黃河北流後，漕運不濟。

金兵是攻城高手

為重建邊防體系，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三度開啟“黃河改道”工程，即“三易回河”，欲將黃河改回向東流，可故道河床已淤高。“三易回河”隨修隨潰，給河北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據史料載：“河北之民尤罹弊苦，粒食罄闕，廬室蕩空，流離鄉園，攜挈老幼，十室而九，自秋徂冬，嗷嗷道塗（途）。”“自滄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大率類此。千里蕭條，間無人煙，去年雖豐，無人耕種，所收苗稼，十不一二。”

金國崛起時，面對的華北已與遼國時迥異。“水長城”所存無幾，蚊虻大大減少，金軍可四處出擊。

“水長城”未建成時，宋軍常用彈性防守戰術，即放遼軍主力進入華北，擇地阻擋，再分兵從背後夾擊。彈性防守對指揮統一性要求高，部下須嚴守號令，與北宋“重文抑武”策略不符。“水長城”建成後，宋軍形成死守孤城、等待援軍的戰法，彼此極少協作。隨著“水長城”淤平，防守正面增加，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遼國善野戰不善攻城，金國則是攻城高手。宋代名將吳璘在《兵法》承認：“金人攻城，長於用炮（這裡的炮指投石機）。”“廣列壘石炮座，尋碑石、磨盤石、羊虎石為炮……所列炮座百餘，飛石如雨。”待城頭樓櫓被擊坍塌，守堞將士立足不住，“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上載兵八十人，一對樓接城，則引眾兵上”。

為了攻城，金軍還組建了工兵部隊，“用河南卷埽軍築土山，必與城齊……其築疊有法，頗難隳壞。”

大敵當前還在內鬥

金軍強於遼軍，北宋末期防守弱於初期，更麻煩的是，河北有離心傾向。

北宋起家於河北，開國將帥皆河北人，都是世代為將，屬大名府（治所今屬河北省大名縣）集團，所以趙匡胤才要“杯酒釋兵權”。北宋對出知大名府官員的選擇極慎重，自中期起，“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

所謂“二府”，即掌管軍事的樞密院（西府）和掌管政務的中書門下（政事堂、東府），“二府”共同行使行政領導權，是當時最高國務機關。

大名府集團多將門，有軍權，有藩鎮割據的傳統，與北宋皇族關係錯綜複雜，非老成有經驗者，不能駕馭。到北宋末年，儲位之爭成為大名府集團與中樞間矛盾的關鍵點。

宋徽宗看好三子趙楷，但長子趙桓（即後來的宋欽宗）是王皇后所出，根正苗紅。宋金聯手滅遼後，遼國部分領土歸宋，邊境北移，可北宋中央政府不願投入，全靠華北出錢、出人，“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徵剝苛太甚，盜賊四起”，大名府集團扶持趙楷，實為對抗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意識到了威脅，大名府守臣4年多換了4任，內部矛盾重重，自難應對金國。“水長城”消失後，華北出現很多梁山泊式的“山水寨”，依山傍水，金軍無法攻克，在他們的掣肘下，金軍初期不敢南下。然而，負責華北防務的趙構（宋徽宗第八子）擔心大名府獨自擋住金兵，會讓五馬山義軍假冒的趙榛（宋徽宗第十八子）成名，對自己形成威脅，故不予援助，樂見五馬山陷落。

如此密切配合，金國怎能不成功？

皇族遺傳病成隱患

北宋還有一大隱患，即皇族有遺傳性精神病。

宋真宗趙恆可能是北宋皇帝中最早的精神病患者，在寇準裹挾下，他御駕親征，來到澶州，此後卻表現荒唐，與此前判若兩人，很可能是壓力導致精神失常。

宋真宗的兒子宋仁宗趙禎46歲時，在大年初五接受百官參拜時，突然手舞足蹈、胡言亂語，持續數日。名臣文彥博問太監是怎麼回事，太監說是禁中機密，不可洩露。文彥博大怒說：天子患病涉及社稷安危，我作為宰相，怎能不知情？你們要謀反嗎？

此後文彥博、富弼兩位宰相每日到仁宗榻邊奏事，宋仁宗不久後痊癒。

宋仁宗的三子均早逝，傳位於侄子趙曙，即宋英宗，宋英宗上位僅四天，便在朝堂上大呼“救命”，稱有人要殺他，還在宋仁宗的葬禮上忽笑忽哭，35歲便去世了。

宋英宗趙曙的兒子宋神宗趙頊力助“王安石變法”，他一生憂鬱，壽僅38歲。他的兒子宋哲宗又有精神病症狀，去世時年僅25歲。宋徽宗本人雖較健康，但他的兒子宋欽宗被金國俘虜後，亦精神失常。第二次汴梁保衛戰時，宋欽宗竟相通道士郭京能作法退敵，開“宣化門出戰”，致金兵入城。如此操作，很難說精神正常。

北宋氣候突然變冷，瘟疫增加。金兵第一次圍攻汴梁時，城中大疫，一半市民死亡。相比之下，金軍更適應寒冷，金兵第二次圍攻汴梁，恰好趕上大雪，金軍將領粘罕高興地說：“雪勢如此，如添二十萬新兵。”種種因素疊加，匯成結果。

大歷史見必然，小歷史見偶然，知必然亦知偶然，才是完整的歷史。（責編：沈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