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魅力在於其人格瀟灑而又豁達，他的身份更側重於一個文學家。

王安石則不然，一個孤獨的政治家，改革家，是無與倫比的勇士。王安石對自己生活極為剋制嚴謹，不願做轎子、不納妾，對吃穿儀表也不怎麼講究。以至於蘇洵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罵的的這麼難聽。

但是對自己功業主張缺又有一股執拗勁。敢為天下先，敢和所有人對著幹。才有了他的名

言

“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然而在北宋這樣一個文人享樂，花天酒地的朝代，這樣的性情不更是難能可貴麼。

宋朝國祚除清朝外在中國整個封建王朝中都是最恥辱的一個朝代，積貧積弱，諂媚屈辱貫穿於整個王朝始末。更是帶來華夏千年以來未有的禍端，異族入主，燒殺死傷漢人無計其數，漢人變為三等人。這樣一個內憂外患、羸弱不堪的王朝需要的是不畏險阻，不顧個人利益而勇於嘗試和變革之人。王安石甚至勸神宗不要像漢武帝，唐太宗學習要像堯、舜學習，而他自比伊尹、呂尚，可見王安石所圖之大，對國家改變的心情之急切。

因此儘管王安石變法失敗了，但是我反而更加喜歡賞他，因為他把國家和百姓看的比自己名譽重得多，難道他的才華不能讓他享受安逸生活嗎？

宋代的讀書人對小人往往很寬容，不加責備，對君子卻總是很嚴格，動輒得咎。其實，並非只有宋代的讀書人這樣啊，實際上，這種毛病深深地紮根於我們的社會之中。幾代才出一個的傑出人物，卻蒙受天下人的指責和辱罵，這種屈辱過了很多世代還沒有得到洗刷……附商君書中《更法》為王安石做一結語。

《商君書更法》原文：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翻譯

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後不能忘記國家，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現在我想要透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

公孫鞅說：“我聽過這樣一句話：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麼成就，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國君應當儘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用天下人怎麼議論您。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語說：‘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後還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郭偃的法書上說：‘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法度，是用來愛護百姓的。禮制，是為了方便辦事的。所以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制。”

孝公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