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減證便民、最佳化服務，教育部發布《關於取消一批證明事項的通知》，清理取消29項證明事項。包括部門規章設定的10項證明事項，部門規範性檔案設定的12項證明事項，以及經地方、基層反映，實踐中還存在無明文規定但在部分地區或學校實施的7項證明事項，其中，貧困生證明一項被取消，引起了廣泛熱議。

貧困生證明是指高校學生申請資助時需由家庭所在地鄉、鎮或街道民政部門對學生家庭經濟情況予以證明的環節，它的設立初衷，是為了加強和規範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認定工作，識別出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學生。不可否認，該環節曾經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但在實踐操作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有的地方要求學生親自跑一趟，對學生來講既是經濟負擔，也耽誤學習，貴州某地就曾出現學生跑7次都未辦成證明的極端案例；另一方面，某些人開具證明沒什麼難度，有一些不貧困的學生也手握貧困生資格，導致真正的貧困生反而被排除在外。綜合來看，單純以家庭經濟困難證明為依據已不現實，取消它符合“減證便民”的政策導向。

取消貧困生證明之後，只需要申請人進行書面承諾，看起來門檻降了，人人都可以申請了，但必須指出的是，取消證明並不代表不需要認定了。相反，這對如何做好認定工作提出了更多考驗。須知，精準認定才是校園獎助工作的核心環節，只有讓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得到幫助，讓渾水摸魚的人無從伸手，資助款項才能發揮出最大效用。從這一目的出發，單純依靠貧困生證明固然不對，諸如高校“競選貧困生”，由貧困生髮表演講“曬貧困”，就有很強的主觀色彩。在某些高校，甚至出現了“先來後到、輪流享受”“領導微調、特殊享受”，毫無疑問也是一種資源浪費。種種情況，愈加顯示出精準認定的重要性。

那麼僅憑個人書面承諾，如何排除主觀因素，客觀準確地掌握貧困學生的真實情況呢？可以從其生活入手，劃出具體維度，這方面，已經有不少高校進行了探索。比如南京理工大學對全校在校本科生的飯卡刷卡記錄進行資料分析，每個月在食堂吃飯超過60頓，一個月消費不足420元的，被列為受資助物件，不用申請和公示就可以拿到補貼款。西安交通大學也搭建起學生大資料分析與服務平臺，構建了一套困難生認定和量化資助模型。這裡要注意的是，資料固然是可靠的，但也不能唯資料化。總之，要主客觀結合，確保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得到精準識別、精準認定、應助盡助。

教育部多次強調，精準認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是決定資助政策落實效果的基礎性工作。取消貧困生證明之後，教育部要加強探索，結合地方經驗，為各大高校提供認定的規範性模板。此外，教育部也應和其他部門進行資訊聯通，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資訊資料庫，使高校方面可以一鍵查詢、一鍵比對。總之，只有把精準認定的工作抓實抓細，才能做到“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會錯”。 （王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