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棣如果不遷都北京，明朝會多延續幾百年？專家：沒幾年就會丟掉

引言：隨著朱元璋統一全國，誅滅元朝，建立明朝，這中國再一次進入了一個大一統國家，大明王朝初建定都南京，但隨之不久，遷都問題始終困擾著朱元璋乃至整個大明朝廷，起初將遷都的四個地點定為，西安，開封，洛陽，鳳陽。但隨著燕王朱棣的稱帝，成祖迅速的將自己的領地燕京改名為北京並將帝都南京改為北京，但當時的北京並不是都城的最佳選擇，據明會典記載，遷都至北京的233年裡有133年都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沙塵暴。但為何明朝的天子們卻依舊堅持遷都至北京呢？

遷都的原因

早在朱元璋時，明朝內部就已經有了遷都的想法，因為南京皇城是填湖而建，地表下沉，被認為是風水欠佳，這在封建的古代是尤為致命的，相對於南方的富庶安穩，北方卻頻頻遭受外族入侵和侵擾，連年戰事不斷，南京的侷限性無論是朱元璋還是朱棣都已然清楚的意識到，邊患嚴重，南京安於江南，無法控制住西北的形勢，這對於古代的國家是比較致命的，通訊的通達性是極為關鍵的。

事實上，元朝“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就集中表現在北京的政治中心與江南經濟中心的有機結合上。南北互相依存，互相支援，北方政治中心，南方經濟重心，優勢互補才是大一統格局的正確局面。這也是唐朝結束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趨勢，新格局，這也是遷都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京作為朱元璋的根據地和“東南財賦之所輻輳”，仍有極大的吸引力，要讓他們輕易地離開富庶的南京，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但面對北方巨大的軍事壓力，特別是如何管控廣袤的遊牧區域，處在南京的洪武君臣也深感很有必要將京師向北移動，並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營造了遷都的氛圍，客觀上為朱棣遷都北京奠定了較好的政治基礎。

將都城定在北京，加強和穩固北方的防務，皇權中心北移，這樣就可以大大的加強北方地區的整體防衛，中央政府可以高效的調動整合軍隊抵禦侵略。

在軍事指揮上，北京所帶來的軍事防禦作用是南京所無法比擬的，明成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天子守國門”，這句話足夠讓無數男兒為皇帝拋頭顱，灑熱血，將自己的全部報效國家。天子戍邊的氣勢，以及先帝祖宗皇陵在北方，使得全國上下背水一戰，堅決的打好帝都的保衛戰，而不是重蹈西晉，南宋的覆轍。

土木堡之變時，明英宗所帶來的數十萬軍隊全數覆滅，英宗朱祁鎮也被瓦剌也先所俘獲，此時于謙領皇太后之命總領北京保衛戰，最終艱難獲勝，為大明延續了百年的壽命。

其次另外一個原因我們可以知曉，朱棣皇帝是透過奉天靖難的名義篡位做到皇帝，所以朱棣本身誠惶誠恐，認為自己的皇帝之位名不正言不順，南京城的守舊勢力太多，朱棣很怕自己也遭遇謀反，而相比南京，北京作為自己的領地，自己的主要力量，底蘊都積攢在北京，所以遷都北京對於明成祖朱棣本人是非常迫切的需求。

遷都的發展過程

起初在朱元璋眼中，北平是邊防重鎮，用來抵禦，清除元朝剩餘勢力，絕非安全的地方，所以是不可能將都城設定在北平的，只有讓諸多皇子中最驍勇善戰的燕王朱棣來戍守北平才能最能使朱元璋安心，朱棣駐守北平，是朱元璋在進行戰略佈局是維持政治穩定最為關鍵的一步，這也為後來朱棣遷都北京埋下了伏筆，客觀的造成了後世安穩的契機。

起初朱元璋對待都城的選擇是更傾向於西安的，在開始選擇都城的時候，朱元璋及他的臣子就傾向於漢唐時代，將注意力集中在河南，陝西一代，京師雖然已經初步定於南京，但為了防禦元朝殘餘勢力，依舊蒙古等部族，控制北邊，朱元璋還是有遷都西北的雄心。

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時候，朱元璋派遣太子朱標去巡視西安，考察西安作為都城的可能性，但在朱標歸來的時候卻不慎感染惡疾，於次年四月不幸去世，對於此時的朱元璋而言，沒有什麼比晚年喪子給他帶來的打擊更為沉痛，遷都西安的計劃也隨著太子朱標的逝世而終止。但無論如何洪武時代的君臣是始終都不會將北京作為遷都的首要選擇物件的。

如果沒有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幾乎是不可能的，朱棣遷都北京，以及朱元璋分封朱棣給燕王，和後來的“靖難之役”息息相關。北京作為大元王朝曾經的都城，在蒙古人心中有著非同一般的地位和影響，遷都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消蒙古人復國的念想，並且可以不斷地分化蒙古人，使其歸順明朝，這對於減弱並消除民族矛盾有著深刻的影響。

早在親王時候的朱棣，其部下就有諸多的蒙古部族，大量而來的歸降蒙古騎兵，永樂皇帝以及他的孫子朱瞻基宣德皇帝都致力於解決民族矛盾，他們期待與將元朝蒙古人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將首都設在北京，也正是明成祖朱棣建立多民族國家，致力於民族大融合的一步。

為了完成朱元璋的未竟之業，朱棣“靖難”的目的在於奪取南京，取代建文皇帝，遷都北平。永樂元年（1403）正月，朱棣仿照朱元璋創立中都之制，做出了將自己的“龍興之地”北平改為北京的重大決定。從稱帝到改北平為北京，只有半年的時間，足以說明朱棣對遷都北平早有規劃在朱允炆削藩時或許就已經定下了遷都北京的目標。

換言之，遷都北京是“靖難之役”的必然結果。靖難之役的最終目的或許就是遷都北京。在明成祖朱棣稱帝到遷都北京的決策可以如此順利的進行，與明朝當時的政治格局因“靖難之役”也密不可分，朱棣利用皇位更迭的歷史際遇，大量清洗建文皇帝舊朝殘餘勢力的同時，迅速宣佈營建新都北京，使客觀存在的反對勢力一時間在國家的關鍵節點難以公開抵制。

從此，北京的地位空前提升，遷都計劃得以有條不紊地進行，明朝的治理體系將因此而發生重大變化。黃仁宇論道：“永樂帝於 1421 年的中國新年宣佈遷都北京後，南京實際上變成了中央政府的後方組織，明廷在北京和南京這兩個首都都設定了官品相等的部級大臣。事實上，在永樂七年（1409）以後，“成祖多駐北京，以皇太子在南京監國”。

隨著遷都北京計劃的實施，一切正有條不紊的進行著，永樂五年正式修建紫禁城，永樂七年朱棣下令在昌平修建長陵，永樂九年開鑿大運河加強海上運輸。成祖無論是政治，經濟，運輸，文化，人口等方面都在全面提升新都北京在大明王朝的影響，為後來正式遷都北京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和前提條件。

遷都給明朝帶來的影響

遷都北京一方面加強了當時中國的多民族融合程序，另一方面推動了中國多民族國家邁向了歷史新階段，影響深遠而富有意義。明朝遷都北京，表明成祖能夠積極應對元朝殘餘勢力的威脅，並對其形成持久的強大壓力，消除其對明朝的覬覦之心，標誌著中國歷史邁向新的時代，意味著國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變革。將京師遷到當時邊防最危險的地方，表明明朝君臣意識到了北京在整合國家各方力量中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同時也表明明代君臣意識到了自己所擔負的歷史責任。加強“天子戍邊”和“天子守國門”超強的決心。

在朱棣看來，抵禦元朝殘餘勢力的侵略是一個漫長的歷史程序，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透過暴力的手段去剿滅殘餘抵抗勢力，所以北方邊疆地區的軍事防禦，始終應該是王朝的戰略重點和持久的防禦措施。只有將明朝的政治中心遷至北平，與軍事重心統一起來，既能有效地控制中原農耕地區，又能積極應對來自北方草原的軍事威脅。

並且，北京必須擔負起統攝農耕和草原的政治功能，在元朝的基礎上強化對華夷秩序的整合能力，特別是加強對華北和廣大北方地區的有效控制。隨著唐朝的滅亡，中國大一統國家治理模式下長安體系也隨之滅亡，經過遼，金，元等朝代的嘗試，北京的政治地位正在逐漸顯現出來。遷都在客觀程度上對於南方的經濟需求變得更多，在一定程度促進了南方經濟重鎮的發展，要求發展水平較高的南方輻射全中國，全中國更像一個整體，彼此之間相互聯絡，相互依存，相互扶持。

這些表現在運河修建完成之後進一步的深刻起來，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相互作用，得以大明王朝充分的發展成長，整個國家的體系結構構建也逐漸完整起來，政治經濟中心的相互依存也為明朝“大一統”格局的國家政治形態得以充分表現起到了紮實的根基作用，並由此奠定了明清兩朝中國的基本政治經濟格局。

結語：明成祖朱棣真正的做到了遷都，這一規模是非常宏大可敬的，面對遷都北京的各種現實問題，明代君臣切實感受到了朱元璋的困惑以及朱棣遷都北京的決心意圖，便毅然決然的放棄舊都南京。

北京的新政治中心的構建，將南方的經濟重心與北方的軍事，政治作用巧妙地結合起來，全力構建新的國家治理體系，真正實現了國家的南北一體化，將北京確立為永久京師，永久的政治中心，是明朝為”大一統”的中國做出的巨大貢獻。為中華帝國的繁榮昌盛有著駐足深遠的作用。清朝在接替明朝治理中國時卻從未對明故宮進行大規模的整改，雖有一些改動，但是整體位置和佈局卻從來都沒有更改過，這樣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中從未出現過，從此也可見北京與紫禁城對於中國整體佈局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