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

眾所周知，祖籍韓城的司馬遷，能夠編纂出令後世驚豔的《史記》，與其出身史官門第，聰明睿智，善於調查，意志堅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除此之外，還與天祿閣、石渠閣有很大的關係。

天祿閣，坐落於西漢未央宮西北部的一座高坡上。東距天祿閣520米的便是石渠閣，因其閣下有石砌渠道導水而得名，同樣是高臺殿閣建築，但規模要比天祿閣大。天祿、石渠兩閣，同處一條直線，東西相對而立，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國家檔案館和圖書館。

天祿閣、石渠閣能夠建立，漢代開國元勳蕭何可謂功不可沒。秦始皇雖然“焚書坑儒”，但卻統一了文字，建立了法制律令，儲存了醫術、種植等科技性書籍。公元前206年，劉邦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惟蕭何獨先入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蕭何的做法不僅使得這些重要的書籍檔案，倖免於項羽火燒秦都之難，更為日後西漢政府確立恰當的治國方略和律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參考。“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隘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司馬遷在《史記》中對蕭何“先收圖籍”之功如此評價，足可見其對西漢政權建立的重要性。

為了讓這些重要的典籍資料得以儲存，漢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蕭何主持督建未央宮時，在前殿的北面，宮殿群的中間位置，主持修建了天祿閣和石渠閣，將自己苦心收集的秦朝的各種圖籍檔案存放於此。

《三輔黃圖·閣》載：“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礱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

《漢宮殿疏》載：“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也”。

《後漢書》載：“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由此可見，石渠閣、天祿閣既是漢代的中央檔案庫，也是皇家藏書閣，是群儒校勘經籍從事著述的處所。經過幾代帝王的努力，到漢武帝時，藏於兩閣中的書籍已達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這些豐富的檔案典籍為司馬遷撰寫《史記》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接任太史令。太史令是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的官員。根據閣藏史料，結合自己的遊歷考察，以及父親收集的材料，司馬遷潛心綴集《太史公書》（即後來的《史記》）。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公元前104年，司馬遷突然放下手頭的工作，與眾臣提議造漢歷。這既是分內工作職責之事，也是使命所在，不僅實現了司馬氏“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光耀祖宗，而且還實現了孔子“行夏之時”的理想，而自由出入兩閣的查閱資料，更是為撰寫《史記》打下了堅實基礎。

修訂完《太初曆》後，司馬遷終於靜下心來繼續編纂《太史公書》了。雖然沒有官方授予，但司馬遷仍激情高漲，鬥志昂揚。而那些塵封於兩閣史書典籍中的明主賢君忠臣義士，諂媚奸佞邪惡之徒，以及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如波濤洶湧般，讓司馬遷絲毫不敢懈怠，奮筆疾書，即使遭受宮刑，也在所不惜。

就在身心遭受著極大的摧殘中，司馬遷依靠著兩閣藏書及檔案，忍辱含垢，於三千年歷史中，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詳實記錄了上古時期我國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狀況。

在這長達十四年的撰寫過程中，如果沒有兩閣中的史料支撐和精神撫慰，不知司馬遷的《史記》還需多久方能完成。只可惜，新莽地皇四年（公元43年），未央宮遭遇火燒三日，兩閣建築及藏書也付之一炬，如今只留下兩處高大臺基，講述著曾經的輝煌。

歷史可以湮沒一切，但文化卻永遠是光亮的。高大的天祿閣、石渠閣已經塵封於歷史之中，但司馬遷的《史記》卻傳留了下來，並彪炳史冊，光照千秋。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