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叫先秦

“先秦”指秦始皇焚書之前的一段時間，史稱東周之春秋戰國。我國主要的學術思想都起源於這個時期。子，是當時對人的尊稱，後來稱全心全意的著作也叫“子”。現在特指孔子、老子、莊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人物。百家一般指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學術流派。

據《漢書 藝文志》記載，有名的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後來約有10家發展成了學派。諸子百家是後世對先秦學術思想人物和派別的總稱，其中以儒家、道家、法家最為成就、傳奇也最受爭議！兵家代表有孫臏、龐涓，縱橫家的代表有蘇秦張儀以及祖師鬼谷子。

周王室東遷以後，學術重心由王官逐漸移向民間，自老子、孔子、墨子以後，一時大思想家輩出，如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皆能著書立說，而成一家之言，後世因稱這些思想家為“先秦諸子”。

先秦諸子的學說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崇高地位，後世思想學派莫不淵源於此，諸子著作是瞭解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寶貴資料。詳情請參見“老子”、“孔子”“莊子”、“墨子”、“孟子”、“荀子”各條。

先秦諸子與諸子散文

春秋戰國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場社會大變革的風暴。

在這場摧枯拉朽、勢不可擋的大變革中，舊的奴隸主階級沒落了，新的地主階級興起了；舊的奴隸制度和道德倫理觀念，被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識形態取代了；一部分農民獲得較多的自由，社會的生產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階級矛盾尖銳激烈，兼併戰爭連年不斷，整個社會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大動盪大改組局面。

在

這個時期，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應運出現了，這就是士。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方面，地位雖然較低，但很多是有學問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曉天文、歷算、地理等方面知識的學者，有的是政治、軍事的傑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許行、陳相、蘇秦、張儀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或科學家。至於一般的出謀劃策、談天雕龍之流，以及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更是人數眾多。

由於士的出身不同，立場不同，因而在解決或回答現實問題時，提出的政治主張和要求也不同。他們著書立說，爭辯不休，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名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等許多學派。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論語》、《孟子》、《墨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則是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論語》、《孟子》、《老子》（《道德經》）和《莊子》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在民主理念上，孔子不如孟子

孔子與孟子

孔子是春秋時期的大學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開私學，創立儒家學派。孟子是戰國時期的大學者（生卒年不詳，一說前385～前304年，一說前372～前289年），他繼承了孔子的學說，並對儒家學派的傳播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孔子生於今日山東曲阜，孟子生在距曲阜僅數十里的鄒城，他們都曾沐浴著以泰山為中心的齊魯文化。

公元前2世紀中葉，漢武帝認識到孔子學說有利於中央集權大一統的社會格局，因而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從此中國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時期，一直尊奉孔子為聖人，尊稱孟子為亞聖；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後裔和孟子後裔，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相信或認為孟子的學術思想與孔子一脈相承或完全一致，簡言之即所謂的孔孟一家。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或許也是一個持續兩千年的政治陰謀。因為，實際情況是，孟子的學術思想一部分繼承於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則是孟子自己的創造，而這後一部分內容已經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孔子倡導的社會結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問題在於，當君王不盡君王的責任時，或君王胡作非為時，人們沒有正當合法的途徑去糾正君王的錯誤或更換君王。對這個難題，孔子心裡是明白的，但是他沒有找到或不敢（不願？）提出解決的辦法。對比之下，孟子則鮮明地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中國的歷史中，是他第一個明確主張，民眾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從民眾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從民眾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為了約束君王的行為，孟子主張在任命或罷免官員的問題上，不能由君王一個人說了算，也不能由少數幾個大臣說了算，而是必須要徵求國人的意見；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個人說了算，也不允許君王的親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說了算，同樣必須徵求國人的意見。對於不稱職的君王，孟子以大無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在君臣關係上，孟子也堅持人格的尊嚴與平等，他曾當面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為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

事實上，孟子的上述主張，都是孔子未曾提出過的，這表明孟子的學術思想、政治理念與孔子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嚴格說來他們並不是一個學派，孔孟並非一家。其實，孟子與孔子思想存在著本質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裡都是明白的。朱元璋當上皇帝后，對《孟子》一書的許多主張都大為惱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從孔廟裡遷出，但是他冷靜下來後卻發現把孟子像放在孔廟中實在是太有必要了。這是因為，只要宣揚孔孟一家，那麼孟子便永遠屈居亞聖地位，孟子思想主張的正確與否，也就必須以孔子思想為準；這樣便可以用正聖壓制亞聖，用孔子的思想埋沒孟子的思想，從而扼殺了孟子倡導的民主思想的傳播。

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代，墨子主張民眾有權參與國家政事，墨子的信徒還建立了嚴密的團體組織，為實現自己的主張而身體力行。對比之下，孟子則屬於理論家，而不屬於政治家，他希望從理上說服君王採納一種類似“君主立憲”的管理方式。但是，對於封建專制帝王來說，最有價值的學說，乃是孔子的主張，因為孔子的主張有助於維護既成的格局，這是期望著永遠坐穩天下的皇帝最歡迎的（打天下的人都不用孔子的學說）。因此，孔子及其學說備受歷代封建帝王的禮遇，而墨子的學說則受到了冷遇，孟子的學說則受到了“招安”。遺憾的是，箇中奧妙，一般文人學者，並不明曉；至於普通百姓，更是被蒙在了鼓裡，其標誌即相信“孔孟一家”。

在科學精神上，莊子不如惠子

莊子與惠子

智者的論辯，與科學精神在中國的流失

在公元前三、四世紀，中國的戰國時期，有兩位著名的學術論壇高手，一個是當過漆園小吏的莊周，一個是在梁惠王時任相的惠施。莊子與惠子在知識、學問和智慧問題上長期進行過高水平的辯論；莊子的思維既敏捷又飄逸，惠子的思想既深邃又超凡。可惜天有不公，莊子的著作存世有洋洋灑灑的《莊子》一書，而惠子寫在竹簡上足足裝滿五車的著作卻蕩然無存。事實上，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惠子的學術觀點，幾乎都是從莊子的記述中獲得的，它們被收入《莊子》一書中，特別是第33章的《天下·惠施篇》。

在《天下·惠施篇》中，莊周首先承認惠施學問淵博，著作有五車之多；接著又給了一個基本否定的結論，即惠施的的觀點雜亂無章、詞不達意。然後舉出惠施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學術觀點：

1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即最大的物質是它的外面沒有其他的物質，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宇宙；最小的物質是它的內部沒有其他的物質，相當於古希臘人說的原子，或今天所說的基本粒子。

2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裡”。一般解釋“無厚”為幾何學上的平面概念。不過，筆者懷疑“不可積也，其大千裡”乃“可積也，其厚千里”之誤，意思是沒有厚度的東西可以累積成千裡之厚，顯然這屬於微積分的概念。

3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即物體之間不存在絕對高度，只存在相對高度。〕

4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即太陽到達中天的時候，也是它開始傾斜的時候；物體形成（生）的時刻，也就是它開始解體（死）的時刻。

5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這個命題涉及到如何確定物體之間的同與異問題。

6 、“南方無窮而有窮”。這個命題涉及到方位如何確定的問題，即“南”的方位到達一定的位置（南極點）之後，繼續向前就不再是南方了。

7 、“今日適越而昔來”。這個命題涉及到日期如何確定的問題，有點類似地球上的日期變更線。

8 、“連環可解也”。這個命題涉及到多維空間問題，對於三維空間的連環體，在多維空間裡則存在著缺環。

9 、“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所謂燕北越南，即地球的北極和南極，它們所指的方向就是天的中央（地球自轉所形成的中央方位）。

10 、“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人類應當不分貴賤地善待自然萬物，因為它們實際上都是一種相通的物質。

儘管在莊子看來，惠子的這些命題和觀點都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惠施的觀點卻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於是莊子又接著寫道：“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意思是說惠施自以為是，並把他的觀點傳遍天下愛好辯論的人，這些辯者也拿出各自的觀點與惠施爭論，還樂在其中（百家爭鳴就是樂）。

那麼，天下的辯者都有哪些學術觀點呢？莊子舉例如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蛤蟆）有尾。火不熱。山出（有）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上述命題，除了詭辯內容之外，還涉及到符號與符號所指稱的物體之間的關係，以及自然哲學問題、生物遺傳變異問題（例如“馬有卵”，應當指馬也有類似鳥卵的遺傳結構）等等。對此，莊子站在旁觀者的角度，給予瞭如下的評論或嘲諷：“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總之，辯論雙方樂此不疲，辯者那些蒙人的奇談怪論，都辯不倒惠施（事實上，深邃命題意見惠子的觀點，完全可與古希臘哲學家比美）。

令莊子有些嫉妒的是，惠施自以為是天下口才第一：“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意思是有我惠施在，天下辯者不敢稱雄。有一次，南方的大學者黃繚向惠施提問：“天為什麼不墜？地為什麼不陷？風雨雷霆是怎樣產生的？”對這些高深的問題，惠施竟然“不辭而應，不慮而對，遍為萬物說”，連謙虛一下都沒有，就滔滔不絕地解釋起來。

遺憾的是，莊子沒有記錄惠施對黃繚提出的問題是如何解答的，而是一股腦地批評惠施：“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意思是惠施不厭其煩地說著他那一套理論，越說越不可思議，為了追求名聲，結果與大多數人的距離更遠了。

最後，莊子總結道：“弱於德，強於物，其塗澳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大意是，惠施捨本逐末，走入歧途。從天地的大道來看，惠施的知識與蚊虻一樣微不足道。這些知識有什麼用呢？算是一家之言尚說得過去，如果尊崇惠施的學說，那麼大道就會衰微。惠施自己也沒有得到理論上的安寧，他疲於解釋萬物，卻只落了個善辯的名聲。可惜啊！惠施這樣有才華的人，什麼也沒有得到，卻迷途不知返，自己追逐自己的聲音，自己追逐自己的影子，不可能有結果呀。想起我的老朋友的一生，真讓我悲痛啊！

莊子可以在惠子之後評論惠子，我們也可以在莊子之後再評論莊子對惠子的評論。筆者以為，莊子與惠子代表了中國古代的兩種對待自然萬物的態度，莊子傾向從整體的角度觀察自然，其理論即“道”，這個“道”是不能或無須經由邏輯推理和實驗驗證的，它本質上是一種大腦思維對自然規律的感悟。對比之下，惠施傾向於對自然事物進行比較嚴密的邏輯思考和推理，他提出一個個新的概念和命題，試圖對自然規律給予一種符合邏輯的解釋或描述，因此他的學說屬於自然科學和自然哲學範疇。從這個角度來說，惠施著作的失傳，乃是中國古代科學的重大損失；甚至可以說，自然科學及其科學理念之所以在中國沒有能夠發展和發達起來，與惠施為代表的一批科學哲學家的著作失傳密不可分（科學理論就是根據自然的形態去認識自然的性質，科學技術就是利用自然的性質去改變自然的形態）。

遙想當年，莊子與惠子漫步在濠河的攔河壩上（今日安徽鳳陽縣北），莊子看著濠河裡的蒼條魚感慨道：“魚兒多快樂啊。”惠子立刻指出：“你不是魚，怎麼會知道魚樂與不樂呢？”莊子反問道：“按照你的邏輯，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樂不樂呢！”惠子反駁道：“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魚，當然也就不知道魚的感受了，還有什麼可辯說的嗎？”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爭論到這裡，莊子偷換了一個概念，他把資訊如何在人與魚之間傳遞的問題，轉變成了人在什麼地方得到魚的資訊的問題。惜乎，悲夫！一個符號資訊傳輸學的重大科學命題，就這樣化解掉了。

在社會實踐上，老子不如墨子

老子與墨子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文化遺產。為此，筆者寫過一部長篇小說《老子隱跡》（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還在《探尋聖人的足跡》（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一書裡探討了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歷程，在《千載治國夢》一書中描述了孟子的思想。此外，筆者先期已經寫過短文《孔子與孟子》，認為在民主理念上，孔子不如孟子；又寫過短文《莊子與惠子》，認為在科學精神上，莊子不如惠子。

當然，在先秦諸子裡，還可以進行許多對比研究，本文感興趣的是在社會實踐方面，老子不如墨子。眾所周知，如果說孔子是影響政府的創始人，那麼墨子則是中國歷史上的政黨創始人，而老子就是中國獨立思想家的鼻祖。

根據筆者的研究，老子大約生於公元前592年，長期任職周王室圖書檔案館。在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516年的周王室內亂中，老子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長期過著隱居的生活（公元前516年秋冬之交，佔據王城的王子朝見大勢已去，隨攜帶周室典籍、禮器投奔楚國，從此這批無價之寶周室典籍就神秘地永遠地失蹤了。筆者在《老子隱跡》一書裡，特意描述了老子勸王子朝把周室典籍藏於深山的故事情節）。

正是由於老子經歷了周王室的內亂，他的思想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與此同時，也正是由於他參與了周室典籍的秘藏，因而才不得不隱居起來。事實上，老子有條件閱讀到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幾乎所有文獻（周室典籍包括從夏代、商代傳下來的文獻），也有條件閱讀到各地方國送交周王室的報表文章，因此他的思想非常活躍。但是，他的職務和遭遇，又迫使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能夠進行社會實踐，這就是我們無法從《道德經》找出老子身份的原因所在。

老子的自然哲學主張是“無中生有”，其淵源可能來自老子家族的天文學背景，因此老子能夠對宇宙萬物進行深入的哲學思考。老子的社會哲學主張是“人法自然”，由於自然是一種沒有目的的存在過程，因此人法自然的具體化就只能是“無為”、“無慾”。老子主張的理想社會結構是“小國寡民”，這種社會結構乃是對原始氏族社會的一種理論重構。老子在這裡非常深刻地思考了如何保持這種社會結構穩定的問題，他敏銳地意識到人口的增加、民眾對生活水平提高的慾望、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資訊傳輸的廣泛，乃是破壞這種理想社會的四大因素。或許，老子在內心深處知道人的本性是不能夠做到無為無慾的，因此他沒有去實踐自己的主張（實踐就已經不是無為了），而是點到為止留下了五千言的著作，自己則孓身獨處、飄然世外。

對比之下，墨子（名翟，魯國人，出身貧賤，約生活在春秋之末、戰國之初）則是一位活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墨子的生平，後人知之甚少。估計他出身於工匠之家，因為他製作的木鳥，與魯班的不相上下，都能在天上連續飛三天三夜不落。但是，他又有條件讀到許多書，因為相傳他出遠門的時候，車上總是放滿了一捆捆的簡牘（《貴義》“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關中，指車上的橫欄）。也許正是由於墨子有條件讀到許多書，才使他從普通的工匠生涯中脫穎而出，成為工匠（包括廣大社會下層群體）利益的政治代表。

墨子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大禹（工程師鼻祖，能吃苦耐勞），他的主要思想或政治主張有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非儒。本文不可能詳細討論墨子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墨子強烈主張對社會管理結構進行改革，並明確指出上至天子、下至各級官吏，都應當由人民選擇推薦產生，當國家遇到饑荒時則首先減少官吏的俸祿。例如，《尚賢上》稱“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又稱“歲饉，則士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兇，則損五分之三；饋，則損五分之四；飢，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人君亦要相應地降低生活標準）。

墨子與其它先秦思想家不同的一點是，墨子組織了一個有能力干預社會的學術團體，成員多達數百人，而且組織紀律性非常強；這些弟子既能遊說諸侯君臣，又能文能武擔當各種官職。更可貴的是，他們的信念非常堅定，為了拯救天下民生，可以“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由於墨子掌握著這樣一支隊伍，因此他多次阻止了諸侯間的戰爭，實踐了自己“非攻”的主張。

令人深思的是，墨子作為社會下層群眾的代表，他的政治主張在當時風靡社會之後，很快就被視為異端，不久便銷聲匿跡。兩千多年來，只有極少的學者研讀《墨子》，歷代農民起義軍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墨子的主張，而直到今天《墨子》仍然少有人問津。對比之下，老子的《道德經》則歷久不衰。

著名學說

法家

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依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

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制定各項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申不害、韓非子、李斯等。

墨家

是中國古代主要哲學派別之一，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創始人為墨翟。墨家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首領稱“鉅子”，其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團體奉獻。墨家學派有前後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及認識論問題；後期墨家在邏輯學方面有重要貢獻。

儒家

又稱儒學，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宗教而稱之為儒教。儒家思想是一種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為宗師，所以又有稱為孔子學說，對中國以及遠東文明發生過重大影響並持續至今的意識形態。儒家經典形成於孔子時代，但是不同時代對儒家經典的解讀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難對儒家思想下一個面面俱到的定義。

從十四世紀下半葉起，明清兩代朝廷將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學定為官學，形成流傳至今的儒家主流。儒家思想對中國，東亞、東南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奉儒學為官學的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帝國被民國取代以後，儒家思想受到了外來新文化最大限度的衝擊，不過在歷經多種衝擊、浩劫乃至官方政權試圖徹底剷除儒家思想之後，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國社會一般民眾的核心價值觀。同時，儒家思想是東亞地區的基本文化信仰。

兵家

是中國先秦、漢初研究軍事理論，從事軍事活動的學派。諸子百家之一。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時孫武、司馬穰苴，戰國時孫臏、吳起、尉繚、公孫鞅、趙奢、白起，漢初張良、韓信等。今有兵家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六韜》、《尉繚子》等。兵家著作中含有豐富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縱橫家

縱橫即合縱連橫。

戰國時以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為主的一派，是諸子百家之一，創始人鬼谷子，傑出代表人物有：蘇代，姚賈，蘇秦，張儀,公孫衍，《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韓非子》說：“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他們朝秦暮楚，事無定主，反覆無常，設第劃謀多從主觀的政治要求出發。

合縱派的主要代表是蘇秦，連橫派的主要代表是張儀。蘇秦為趙國相位，“合縱抗秦”，併兼六國相印，威風八面。但好景不長，其“合縱”即刻瓦解，蘇秦於齊湣王時遇刺身亡。張儀受蘇秦“提攜”，做了秦國大夫，而當蘇秦死後，立刻推行他的“連橫”術，使蘇秦的合縱蕩然無存。也為秦國最後統一國家奠定了理論基礎

道家

先秦時期的一個思想派別，以老子、莊子為主要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有辯證法的因素和無神論的傾向，同時主張清靜無為，反對鬥爭。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著名人物

韓非子

韓非生於周赧王三十五年,卒於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81年-公元前233年），韓非為韓國公子（即國君之子），漢族，戰國末期韓國人(今河南省新鄭）。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後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韓非子口吃(結巴），不善言談，而善於著述。韓非與李斯同是荀子的學生，他博學多能，才學超人，思維敏捷，李斯自以為不如。他寫起文章來氣勢逼人，堪稱當時的大手筆。凡是讀過他的文章的人，幾乎沒有不佩服他的才學的。

老子

老子（約公元前571—前471），楚國人，生於苦縣（今河南鹿邑，一說安徽渦陽），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其被唐皇武后封為太上老君，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歷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經》（又稱《老子》），其作品的精華是樸素的辨證法，主張無為而治，其學說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在道教中老子被尊為道祖。

商鞅

商鞅（約前395年—前338年），漢族，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莊鎮一帶）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被後世尊稱為“法聖”，也是中國最著名的政治改革傑出人物代表之一。姬姓，衛氏。又稱衛鞅、公孫鞅（衛鞅之“衛”即氏於國，商鞅之“商”即氏於居或氏於官，又“諸侯之子曰公子，諸侯之孫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衛鞅之祖為衛國君，故又稱公孫鞅。）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孝公死後，受到秦貴族誣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車裂而死。其在秦執政二十餘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並使秦國長期凌駕于山東六國之上，為後來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但最後還是死於自己的制定的法。

孫子

孫子（約前544—前470），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縣）人，原名孫武。中國古代著名軍事家，曾率領吳國軍隊大破楚國軍隊，佔領了楚的國都郢城，幾滅亡楚國。其著有鉅作《孫子兵法》十三篇，為後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譽為“兵學聖典”，置於《武經七書》之首。被譯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為國際間最著名的兵學典範之書。

墨子

墨子，約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dí)，魯人。墨子是我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創立墨家學說，並有《墨子》一書傳世。

莊子

莊子（約前369—前286）是我國先秦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家。戰國時期宋國蒙(今安徽蒙城縣）人，是道家學說的主要創始人。與道家始祖老子並稱為“老莊”，他們的哲學思想體系，被思想學術界尊為“老莊哲學”。代表作為寓言《莊子》，被唐明皇封為《南華經》，他本人也被封為南華真人，並被尊崇者演繹出多種版本，名篇有《逍遙遊》、《齊物論》等，莊子主張“天人合一”和“清靜無為”。具體可詳閱本詞條及《莊子》一書。

孔子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農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孔子不姓“孔”，而是姓“子”。 排行老二，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編撰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據有關記載，孔子出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南辛鎮魯源村）；孔子逝世時，享年73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載於語錄體散文集《論語》及先秦和秦漢儲存下的《史記·孔子世家》。

管仲

管仲（公元前719－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春秋時期法家先驅、政治人物。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改革家、道家，被譽為“聖人之師”和“華夏文明的保護者”。

公孫龍

公孫龍（約前320～前250），字子秉，戰國末期趙國人，為名家代表人物之一。名家是活躍於戰國中後期，提倡“正名實”學說的流派，即要“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實相符”。名家善於辯論，以進行邏輯分析和探尋思維規律見長，故又稱“辯者”，西漢始稱“名家”。馮友蘭在他的《中國哲學史》中將名家分為“合同異”與“離堅白”兩派，前者的代表人物為惠施，後者的代表人物為公孫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