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早前的認識中，如果心跳與呼吸完全停止，就代表死亡。因為心與肺的衰亡，很快會引起其他器官的衰竭。然而，近半個世紀以來，醫學界對“腦死亡”的判別越來越確定。

1968年，哈佛大學醫學院特設委員會提出了四條判斷“腦死亡”的標準：

1、不可逆轉的深度昏迷；

2、無自發呼吸；

3、腦幹反射消失；

4、腦電活動消失。

並在72小時內進行迴圈測試，結果無變化，則可判定死亡。

這個標準得到多個國家醫學界的認同。在我國，“腦死亡”的判定，必須同時包含三個條件：不可逆轉的深度昏迷、自主呼吸停止、腦幹反射消失。

腦死亡後，人身體裡的器官就會慢慢地衰竭。如果在腦死亡者身上安放人工呼吸器，則會延緩人體內各器官的衰竭速度，但終究還是會衰亡的，短則幾小時，長則幾年。

“腦死亡者”與“植物人”的根本區別在於：

植物人的腦幹功能依然存在，只是被抑制而暫停運作，有恢復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植物人有醒來的希望；但腦死亡者的腦幹功能是完全被破壞，無法復原，亡者不可能醒來。

普通民眾很容易將二者混淆，因為它們初期表現很相近。尤其是作為腦死亡者的家屬，更願意相信親人只是暫時醒不來。

（《沉睡的人魚之家》電影版）

在《沉睡的人魚之家》裡，日本作家東野圭吾對“腦死亡”作出了深度思考。

一方面，他冷靜理性地從醫學角度分析，認同“腦死亡”是一種確定的死亡狀態。另一方面，他對腦死亡者的親人希望亡者能奇蹟醒來的想法，抱有極大的同情。

即使世界陷入瘋狂，我也有要拼死守護的人，即使全世界認為我才是瘋狂。

《沉睡的人魚之家》講的是一個6歲的女孩因溺水導致腦死亡，但仍能夠靠著高科技裝置呼吸。她父母不捨得放手，花重金維持她這種沉睡的狀態。

（《沉睡的人魚之家》電影版）

尤其是她媽媽燻子，看見女兒的身體在電流刺激脊椎的情況下，居然會有抬手的動作，就陷入了一種瘋狂的促使女兒更多動作的希望中。

她每天與女兒說話、清潔、餵食、運動關節、換新衣服，請老師到家裡給女兒講課，甚至帶著女兒出席兒子的開學典禮。

但是，其他人越來越明白，女孩完全是靠機器來維持生長與動作，但大腦運作早已停止，實際上她是一具無生命的軀體。

當燻子請技術人員用科技刺激手段，讓女兒的面部產生微笑的表情時，在場的人都毛骨悚然。女孩的父親忍無可忍，心痛地甩了燻子一個耳光，告訴她女兒已經死了。

（《沉睡的人魚之家》電影版）

其實，燻子何嘗不知道女兒醒來的機會渺茫。但她是一位媽媽啊！

她是如此地不捨，編織著細密無根地希望，每天徜徉在虛幻的相聚當中。同時，她內心又如此清楚，女兒隨時會由於器官功能衰竭而徹底離去。

燻子每個月都會給躺在床上的女兒拍照，就是為了有一天能選一個好看的遺照。她在希望與告別中徘徊，撕扯著自己的心。

直到三年後，女兒最終在一個晚上停止了所有器官功能，連科技裝置都無法促使她延續呼吸了。對燻子來說，這才是真正的結束。

盡力給你幸福，即使你已不在。這是一位媽媽最簡單徹底的愛。

我不瘋，我只是愛你。

（《沉睡的人魚之家》電影版）

東野圭吾：寫出這樣的故事真的好嗎，我仍在煩惱之中。

《沉睡的人魚之家》的作者東野圭吾，本是理科出身的電氣工程師，卻憑藉推理小說的寫作成名，並獲得廣大讀者的喜愛。他的作品並非只有無情的殺戮與分析，而是充滿了對人性的解讀。

尤其是《白夜行》與《嫌疑人X的獻身》，情節的設定與人性的善惡衝擊，都掀起一片關於倫理道德的熱議。這兩部作品可以說是東野圭吾創作的頂峰。

而《沉睡的人魚之家》卻跳出了推理小說的範疇，讓冰冷的理性分析為噴薄而出的感性作鋪墊，從而更加推動感性的悽愴。

（《沉睡的人魚之家》電影海報）

東野圭吾高明，不在於他挑開了人們心底深處的痛楚，而在於他引發了無盡的思考。在《沉睡的人魚之家》裡，他丟擲了一個無人能解答的悖論：

當每個人都試圖說服燻子，女兒已經死去，只是一具屍體，燻子則出奇冷靜地打電話報警請警察到場，然後用刀指著女兒的身體。

她說，如果你們都認為我女兒死了，那麼這一刀刺下去，我算不算殺人？如果算，就證明我女兒本來沒死，只是被我刺死，那麼我甘心無悔地去坐牢。

在場的警察無法回答，即使是檢察官或者什麼人都無法回答。在這一刻，既有法理的最高詰問，也有倫理的最大溫情。

愛，不可理喻；愛，總是有跡可循。

（《沉睡的人魚之家》電影版）

生命，原是一場漫長的告別

撇除醫學分析、法律界定，單從人生的角度來看，《沉睡的人魚之家》要告訴我們的是一個事實——

生而為人，無論你多麼不捨，無論是作為亡人還是未亡人，你與親人總會有相互告別的一天。

這很殘酷，卻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事情。只是有些人能夠很快放下，有些人很久很久才能放下。燻子與女兒告別了三年。而在《奇葩說》中的馬東與他的父親也是告別了三年。

因為他的父親是意外身亡的，父子之間沒見到最後一面，馬東對此一直耿耿於懷。直到父親走後的第三年，一天晚上馬東夢見了父親：

“我父親跟我說，我今天才真正地走了，很高興跟你做了一世父子，有緣再聚。我不信，我不信那時父親跟我說的。因為我覺得父親在他去世當天就走了，他一呼一吸之間就不在了，我覺得是我自己跟自己說，我自己的一個潛意識放掉我自己，然後從那天開始，我也可能真的會放掉了。”

在場的人都泣不成聲。

（《沉睡的人魚之家》電影版）

蔡康永也講了他的朋友——一位臺灣舞蹈家羅曼菲。羅曼菲是腦癌去世的，她在生前為自己舉行了一場“Party”形式的葬禮。她說她先告辭了，大家請繼續玩耍。“Party”現場，不斷播放羅曼菲在舞臺表演結束後的謝幕畫面，以示告別。

聽者無不動容。

中國的文化，一直都習慣於避談生死。但每個人都很清楚，那是我們生而為人無法迴避的事情。

無論是馬東的難以釋懷，還是羅曼菲的豁達，抑或是燻子的執著，都讓我們深深感到，生命就是一場漫長的告別。

我們能做的是，在有生之年，珍惜所愛的人，珍惜每一分相處的時光，對宇宙讓我們相逢的禮遇心存感激。

只有這樣，最後的“別離”或許反而最不重要了。

（《沉睡的人魚之家》電影花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