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千秋遠

提起戰國時代，我們第一想到的可能是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七雄逐鹿的威武雄壯，以及秦王一統六合的恢弘氣勢。

但是在這一切的背後，卻隱藏著兩項產業革命——鐵器和牛耕，正是這兩項貌不驚人的產業發展，決定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走向。

一、鐵器的推廣：拉開鐵血時代的序幕。

青銅仍然是戰國武器的主材，但這已經是最後輝煌時刻了。

青銅是純銅和錫的合金，強度高且熔點低（800度），易於加工、鑄造，

因此在商周時代，廣泛的被人拿來做成禮器和武器，非常受人歡迎。

青銅這東西，它有很多優點，同時它的缺點也很明顯：

首先就是銅礦比較稀少（相對鐵礦來說），物以稀為貴，這東西一少，它相對來說比較金貴，價格也就比較高，這就決定了它無法大規模普及。

在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時代，金屬製品甭管是啥，都是非常珍貴的。

僅有的那些也基本集中在貴族及士人手中，大都做成了禮器、樂器、武器，也只有在祭祀、戰爭等重大場合，才會請青銅器出來鎮場面。至於農具，先靠邊站吧。

其次青銅器這東西，硬度較大，但是韌性卻比較差，容易折斷，青銅武器的攻擊方式以刺和啄為主，而不能砍、削。這就導致了青銅武器無法做的很長，即便當時最先進的秦劍，也不超過1米，這與長達1。4米左右的楚國鐵劍相比，這40多公分的差距足以要命了。

這裡需要澄清一個美麗的傳言：“秦陵中有一柄青銅劍被一尊重達 150公斤的陶俑壓彎了，當人們移開陶俑之後，令人驚詫的奇蹟出現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銅劍，竟在一瞬 間反彈平直，自然恢復。”

但其實從來沒有人親眼看見過，也並沒有人做過這個實驗。

▲電影《英雄》裡秦劍被長空打彎的情況——是不太靠譜的。

可能我們今天覺得鐵器替代青銅，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在當年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鍊鐵工藝複雜，需要的爐溫比較高（1000度以上），這在當時的工藝條件下是比較難的。

雪上加霜的是，由於中華大地鐵礦的品相問題，我們先民們冶煉出來的鐵器也一度不堪重用，

直到春秋後期，發明了皮囊鼓風技術（其核心就是大風量的扇火，讓木炭更加充分的燃燒），一下子將窯爐溫度提升到了1200度左右，

在這個可喜的溫度下，塊狀小生鐵們就愉快的融化了（含碳量4。3%的生鐵熔點1140度）。

堅鐵化水，我們的祖先瞬間就把數百年來在青銅器上積累的鑄造工藝用在了鐵器上，甚至鑄造出了趙簡子鐵鼎這種重器。這一時期，冶鐵規模迅速擴大，七國都出現了冶鐵中心，如楚國宛（今河南南陽）、齊國臨淄、趙國邯鄲。）

生命不息，折騰不止。為了提高效率，戰國先民們又製作了各種陶範、鐵範，鐵水一澆，自然化形，這相比於捶捶打打的鍛造法，可絕對是省時省力。打造形制複雜的鐵質農具，成本和時間都迅速降低，盼星星盼月亮，戰國時期的農民朋友們終於有了耕作利器。

而正是生鐵鑄造技術的日益完善，使得鐵器在中華大地迅速推廣，

尤其是鐵質農具的出現，代替了木、石農具：鐵鍤可增加翻土深度；鐵耨則可有效地用於除草、鬆土、復土和培土。這些農具使農業生產力開始了質的飛躍，助推中原農耕文明迅速崛起。

這一時期戰場上的主流雖然還是青銅武器，但是鐵製武器已經逐漸開始爭鋒，拉開了“鐵血時代”的序幕。

待到西漢年間，在戰國冶鐵科技基礎上，中華大地上更出現了高達三米以上的冶鐵高爐

（同時代歐洲最大冶鐵爐僅一點三米），有了更先進的炒鋼技術，中國鐵器被羅馬學者讚譽說“沒有一種鐵器能與來自中國的鐵相媲美”。鐵製農具從此普及中華大江南北，全面升級鐵甲環首刀的漢軍，更開始了對匈奴追亡逐北的鐵血歲月。這一系列輝煌瞬間，都從戰國這場科技革命開始。

二、牛耕技術的推廣：助推農耕文明走向輝煌的動力

牛耕在我們今天看好像沒什麼，不就是給牛套上軒轅，讓牛耕地嗎。

兩千多年可沒這麼簡單，在牛耕出現之前，那就只能“人耕”了。

▲耕作演變示意圖

這時候叫做耜耕、鋤耕，就是把土一塊一塊地挨次掘起來，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塊、退一步，這種後退間歇的耕地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如果使用的是笨重的木、石農具，其中辛苦就更不待言了。

後來有聰明者發明了早期的犁耕，但也是在用人力牽引

——想想就苦。這種早期的耕種，基本上也就是給大地劃個小溝溝；深耕細作——那是不行的，這農業收成自然也就很低。在這種生產條件下，日夜勞作的先民們辛辛苦苦忙一年，最後也就能勉強顧一個溫飽。

其實，人與牛的結緣可以追溯到一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彼時牛雖然已被馴化，但也僅是作為交通工具和食物來源。在六畜之中，牛——成肉不及豬、奔行不及馬，戰略位置並不突出。

但是由於牛性格溫順，耐力極強，春秋時期（也有說商周時期的），可能是受到馬車套架的啟發，人們開始給牛套架進行耕作，結果發現——這牛力就是比人力強，而且這牛好像不知道累，也不挑食。

到了戰國時期，牛耕技術得以進一步的推廣，幾乎遍及七雄領地。

而隨著牛耕技術的使用，困擾先民多時的“動力”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

伴隨牛耕技術推廣的，是牛戰略地位的提升，牛逐漸成為農耕民族家庭中（最）重要的一員——一頭牛能抵好幾個成年人勞作，那時候家裡死個人可能都不比死頭牛更難過。

牛逐漸成了絕對的國家戰略物資，

《禮記》立下規則：“諸侯無故不殺牛”，商鞅更是立法“盜馬者死，盜牛者枷”。

牛耕雖然源於關東，但是商鞅變法之後，“廢井田、開阡陌”，秦的牛耕反而後來居上。

鑑於牛“崇高”的歷史地位，影視劇中無論是“打尖”還是“住店”，敢問店家要“二斤牛肉”的，其雷人程度絕不亞於今天來“二斤熊貓肉”。

三、鐵犁牛耕——強強聯合，中華崛起

在戰國時代，我們先民不但有了牛耕，更有了鐵犁，幾乎在同時解決了“器”和“力”的問題。反觀西方，直到十三世紀仍在使用木犁馬耕（馬耕效率高，但是馬的消耗太大），效力低下，生產力始終沒有大的突破。而我們早早的使用鐵犁牛耕，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天佑中華。

鐵犁牛耕技術的使用和推廣，使中國農業從此進入了精耕細作的時代，而我們勤勞的先民正是基於這些技術，把農田的單位產量提高到了原來的2。7倍左右。在古代人口數量不太多的情況下，這一下子由不夠吃變成了有盈餘。

可以說，鐵犁牛耕的使用，使得農耕文明的生產力水平產生了質的飛躍，隨之而來的就是農耕文明光輝燦爛的經濟、文化、社會發展。

鐵犁牛耕從誕生之日起，即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在中華大地連綿延續兩千多年，甚至現在，仍能看到些許牛耕的身影。

從此，中原文明與遊牧民族逐漸產生了明顯的分野，並導致農耕文明成為東方世界的主導文明，在後來兩千多年的時間裡，這種先進的文明只能融入，而不可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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