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袍加身前的蹊蹺事：趙匡胤等機會，結果北漢便結契丹入寇來了？

陳橋兵變前，忽然來報北漢聯合契丹打來了，趙匡胤就黃袍加身了？

公元960年（後周顯德七年）1 月，後周朝廷接北方鎮、定二州急報：“北漢結契丹入寇。”1月21日（農曆正月初一）宰相範質、王溥等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兵抗禦，結果趙匡胤率兵至汴京城北陳橋驛時，發生了歷史上若名的“陳橋兵變”。由於陳橋兵變的機緣恰好在鎮、定二州所報軍情之後，便有不少人將二者聯絡起來，以為鎮、定二州所報軍情是為配合趙氏兵變而“謊報”的。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

查閱記載當時歷史的一些主要史籍：《續資治通鑑長縞》《東都事略》《宋史》《契丹國志》《舊五代史》等均詳載不疑。惟清人畢沅所撰《續資治通鑑》卷一、考異以為“《遼史》不載此事”而提出了懷疑。然實不足徵。

《遼史》與《宋史》均為元脫脫在同一時期主編完成的，如果鎮、定二州實屬謊報軍情，《遼史》不予記載，而《宋史》記載了，那麼脫脫在主編這兩部史書時，對《宋史》一開始就要涉及的大問題必定會有所討論，這樣在《宋史》中也多少會有反映，然而細讀《宋史》並無可疑之處，而且在《宋史》前後記載中亦無破綻可尋。其實《遼史》不載此事，說明元代史家在編修這兩部史書時，對所用材料是經過選擇的。因為“北漢結契丹入寇”後周一事，對後周及其取而代之的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大事，它直接為“陳橋兵變”提供了機會，以致造成了兩個封建王朝的興亡更替，因此這在編修《宋史》時是必須要記裁的。

但這對《遼史》來說倒是無關緊要的一樁小事。因為遼軍南下，只是與北漢相配合的軍事行動，況且之後也沒有發生大的衝突就退兵了，如果將這類小事也載入《遼史》的話，那麼《遼史》豈不成了一部流水帳。可見《遼史》不載此事是完全應該的，不能因《遼史》不載此事而否定其他史籍，從而懷疑鎮、定二州所報軍情的可靠性。

根據當時的人事關係來看，鎮、定二州也是不可能謊報軍情的。應該知道，當時要使後周朝廷確信北漢、契丹“入寇”的軍情，只有鎮、定二州的節度使或派人來報告才行，否則朝廷是不會相信的，更不會輕易發兵。如果認為鎮、定二州是配合趙氏兵變而謊報軍情的話，那麼鎮、定二州的節度使必定是趙氏集團的人了。然事實並非如此。

據《宋史》本傳記載，鎮州節度使郭崇“宋初，加兼中書令。崇追感周空息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于思義，燕有所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朔。”（《宋史》卷255《郭崇傳》）

定州節度使孫行友“宋初，加同平章事。狼山佛舍妖妄愈甚，眾趨之不可禁，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詔不允。建隆二年，乃徒其帑廩，召集丁壯，繕治兵甲，欲還狼山以自固。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太祖遣閣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稱巡兵，直入其城，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赴閼，行友蒼黃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嶽就笫鞠之，得實，下詔切責，削奪從前官爵，勒歸私第，仍戮其部下數人。”（《宋史》卷253《孫行友傳》）

這兩段材料很好理解，不用解釋，一看就知道鎮州節度使郭崇，定州節度使孫行友都不是趙氏集團的人，既然他們都不是趙氏集團的人，他們怎麼可能去配合趙氏兵變而謊報軍情呢？而且陳橋兵變前趙匡胤雖官居殿前都點檢，地位顯赫，但發兵權仍掌握在宰構範質、王溥等人之手，即使鎮、定二州與趙氏集團密謀而謊報軍情，後周朝廷是否一定會派趙匡胤率兵出征，也是很難說的。宰相範質聽到兵變的訊息時，抓住王溥的手就說：“倉促遣將，吾輩之罪也”。這顯然是對派趙匡胤率兵出征感到後悔莫及。如果一旦不派趙匡胤率兵出征，其陰謀立刻就會暴露，大概趙氏集團也不會採取這種低劣的計謀的。

另外，從後周與北漢、契丹的關係來看，當時北漢、契丹“入寇”是完全可能的。後周自世宗柴榮即位後，在整頓政治、軍事的基礎上，開始了統一中國的軍事行動。除了大規模對南方征伐以外，對北方也不斷用兵，周世宗本人就是在對契丹的戰役中得了重病，以致後來病死。因此，當時在北方邊境上，後周與北漢、契丹的軍事磨擦不斷髮生，據《遼史》、《舊五代史》記載，僅958年與959年兩年之中，後周與北漢、契丹的軍事衝突就不下十次，而北漢與契丹也有相互連兵對付後周的情況。這樣，當週世宗死後，北漢、契丹趁後周：“主少國疑”之機，連兵“入寇”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當趙匡胤率兵出征後，在一些將士之間，甚至在這次兵變中知重要作用的將領之間的對話中都肯定了這一事實。

如《續資治通鑑長篇》卷一記載：“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當各部將領堅持要擁立趙匡胤時，趙普則對他們說：“外寇壓境，將莫誰何，盍先壤卻，歸始舊議此。”各部將領不同意，仍說：“方今政出多門。若俟寇退師還，則事變未可知也。但當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太尉苟不受策，六軍決亦難使向前矣。”。可見當時北漢、契丹連兵“入寇”是確有其事的。

至於北漢、契丹為何很快就退兵了呢？史書記載說是北漢與契丹：“俄聞太祖（指趙匡胤）即位，警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此說未必可靠，但在陳橋兵變後不久，鎮州節度使郭崇又來報告：“契丹與北漢軍皆遁”當是事實。

因此，可以說陳橋兵變前鎮、定二州所報軍情是毋庸置疑的，雖然這在客觀上為陳橋兵變提供了機練，然與趙氏兵變是兩回事。至於陳橋兵變恰好發生在鎮、定二州所報軍情之後，應是一種偶然現象，當然在偶然中有必然，但這個必然性應從當時的社會矛盾中去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