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官迴避制度，是古代社會為了消除傳統選官制度的弊端而建立的官員人事制度，普遍認為，它起自東漢桓帝時期的“三互法”。

三互法顧名思義，就是任官需要回避的三個範圍，它包括了籍貫和妻族在內。舉例，小王是甲州人，他夫人是乙州人，他夫人的家族又和丙州有婚姻，那麼小王就不能在甲州做官，也不能到乙州和丙州做官。

《後漢書·蔡邕傳》：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

後人多認為，任官迴避制度就起於東漢三互法。

比如清朝趙翼就在《陔餘叢考》裡說：

“然則迴避本籍以及親族相迴避之例蓋起於後漢之季也。”

1993年，在江蘇連雲港出土的一批文物中，給出了不同答案。

尹灣漢墓簡牘

這批文物出土於連雲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西南高嶺的六個漢墓中，在第六號漢墓裡，考古隊找到了23枚木牘和133枚竹簡。

這是著名的“尹灣漢墓簡牘”。

尹灣漢墓墓主是東海郡功曹吏師饒，功曹吏主管郡內人事工作。師饒於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去世，隨葬簡牘裡包括了不少文書檔案。

這批文物極其珍貴，它記載了西漢晚期郡級行政單位多方面的細節，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最完整的郡級行政文書檔案。

在其中的木犢上有《東海郡吏員簿》、《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等資料，透過這些第一手文物，可以把任官迴避往前追溯到西漢時期。

先秦時期，諸侯混戰，一國往往就是幾個強大的宗族勢力把持，諸侯國依靠宗族維持統治，具有較強凝聚力。各國實行“世卿世祿制”，官員既是親屬，又是貴族，無需任何迴避。

秦漢時期，雖然開創了大一統王朝，但在秦末漢初，宗族勢力還是集體出征，“上陣父子兵”的情況非常普遍，“親貴合一”仍然是正常現象。

宗室和外戚的迴避

漢朝統治穩固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王室的宗族擴充套件到諸侯王和外戚，他們許多擔任要職，手握實權，對劉氏統治產生了威脅。如呂后、霍光等都是由於親貴合一導致的動亂，桓帝時期的大將軍梁冀，同樣也是外戚，這些宗族勢力導致漢室江山不穩。

為了防範，從西漢開始，漢朝皇帝就開始對宗室和外戚的任官範圍進行限制。

如“自漢興以來 ，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之位者。”《 後漢書·光武十王傳》

說明宗室不得出任公卿要職。

《漢書·馮逢世傳》：“成帝立 ，有司奏野王王舅 ，不宜備九卿。”

說明外戚要回避九卿要職。

吸取西漢教訓，東漢光武帝時期就已定下了規矩：

《後漢書 ·明帝紀》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 ，外戚與政 ，上濁明主 ，下危臣子 ，後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 ，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

這些是對外戚和宗室所規定的任官迴避，那麼地方官的任官迴避到底起於何時，尹灣漢墓簡牘給了我們資料。

地方中低階官吏的任官迴避

根據尹灣漢墓簡牘中對東海郡職官資料的記錄，共有124名官員註明了官職和籍貫，其中的123人不是本縣人，而且不是本郡人，都來自臨近郡縣（見下圖於琨奇老師整理的表格），唯一的一個例外，也是本郡其他縣調遷而來。

這說明當時任官需要回避本縣、本郡，已經制度化。

實際上，在漢武帝之後，地方高階官員任官迴避雖然尚未見於記載為制度，但避籍也已成為慣例。

在《漢書》有傳記的230名人物裡，記錄原籍並出任地方官的有約140人，其中出任自己籍貫所在地郡級官員的只有7人，其中5人還是在漢武帝之前和漢武帝前期，只有京兆人朱博和陳遂擔任過京兆伊，這或許是京畿地區的特殊地位導致。

漢書裡記載的大多是郡守、刺史級別的高階官員，尹灣漢墓簡牘的發現，則又西漢郡縣級中低階官吏的任官迴避提供了確切的實物依據。

對尹灣漢墓簡牘的考證，證實了西漢起任官迴避制度就已經實行，並且執行得還比較有效。

到了東漢末期，門閥世家其實已逐步成型，無論是察舉制還是徵辟制，效果都已不明顯，“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就是對其的諷刺。

“州郡相黨，朋比為奸”，如果得不到治理，王朝就很危險，於是漢桓帝又推出了三互法，強化了任官迴避制度。

當然，桓帝時期已經到了漢末，隨著黃巾軍起義爆發，王室不得不依靠門閥世家的力量維持統治，門閥透過各種手段又加強了自己的力量，三互法並沒有起到太大實際作用。

雖然如此，在漢末，至少在表面上，三互法還在實行，尤其是地方高階官員。

《後漢書》裡記載的郡守一級的官員，只有遼東公孫度擔任了原籍的遼東太守，當時已經到了中平元年漢靈帝末期。

《後漢書》：（度）初闢吏為玄菟小吏 ，稍仕，中平元年 ，還為本郡守。

哪怕像袁紹、公孫瓚、陶謙這些人物，也不得不在官場生涯開始的時候遵守三互法。

袁紹，河南汝陽人，開始擔任的是濮陽縣長。

《後漢書》：紹少為郎，除濮陽長。

公孫瓚，河北遷安人，擔任遼東長吏。

《三國志》：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

陶謙，安徽宣城人，先後擔任舒縣令（安徽舒城）、盧縣令（山東長清縣）、幽州刺史。

在一段時期內，迴避制度執行得還是比較嚴格，範圍不斷擴大，甚至出現有些官職“久缺不補”的情況，蔡邕曾為此上疏，請求放寬，但並沒有被批准。

《後漢書 ·蔡邕傳》：今者百姓虛縣 ，萬里蕭條 ，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其所以久延不絕者，是因‘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臣經怪其事，而論者雲“避三互”。。。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

此後，隨著漢末天下大亂和門閥政治的興起，任官迴避制度一度失去了效果。

任官迴避制度的完善和發展

到了隋唐時期，幾代皇帝對門閥的不斷打壓和科舉制的實行，官員選取範圍擴大，任職迴避制又有了推行的條件。

唐宋時期，迴避制度被逐步細化，得到長足發展。

比如，唐朝對迴避的籍貫從避原籍擴大到了避鄰籍 ：

永泰元年（765年） 七月詔： 不許百姓任本貫州縣官及本貫鄰縣官。

在對親屬的避籍上，唐朝還止於“大功”以上的近親，到了宋朝，則擴大到高祖父一輩，包括旁系和姻親。

明朝對唐宋迴避制度基礎上，又加上了科舉迴避，以防止科舉舞弊。

清朝制度更加嚴密 ，規定了中央、戶部和刑部的司官、都察院各道監察御史的管轄範圍——迴避本籍。

地方上更是嚴格，正印官不得以本省人任本省職，其後發展到要回避與本籍相距五百里以內的省份。

《清會典事例》：（雍正十三年）各省佐貳雜職駐紮地方 ，在原籍五百里以內者 ，亦令迴避。

可以看到，在制度上，自西漢開始的任職迴避，在後世不斷加以完善，並在今天仍然發揮影響。

任官迴避制度的意義

就制度來說，任官迴避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社會，每個人都要面對人情世故，也就是各種宗法關係。

迴避制度能夠防範官場的徇私枉法，對於保證官員廉潔和效率都有很大意義，也就促進了中央集權的鞏固和國家穩定。

不光是中國，西方國家同樣有官員迴避制和輪換制，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追根溯源，尹灣漢墓簡牘的發現和考證，是目前世界歷史上年代最早的體現官員任官迴避的記錄，它是華夏文明的珍貴考古證據，把古代任官迴避的確鑿證據從東漢提前到了西漢，其制度對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