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伯里克利時代的建築，沒有一幢儲存得像大金字塔那樣完好。但古希臘人以他們自己的方法戰勝了時間。他們的建築僅在廢墟或複製品中留下一些斷片，但與埃及人不同的是，他們創造的形式每天都圍繞著我們——在我們的住宅和公共建築中，在爐臺和門窗上。

古埃及人存在於不可摧毀的原作中，而古希臘人則存在於風格和主題中。他們的倖存歸因於他們引導人們模仿和再創造的力量。

希臘建築一直被稱作一種抽象雕塑。也許再沒有其他形式的藝術作品與原來的用途如此不相一致。我們讚美雅典衛城的建築，即使我們不理解它們的功能，也無法分享當初建造的目的。如果說抽象藝術的感染力在於它的形式而不是含義，那麼這肯定是倖存的古希臘建築的感染力。

它透過用石頭取代木材而抽象化。希臘古典建築的突出特性——柱子和額枋（柱和楣）——是從原始的木結構形式轉化而來的。希臘神殿中最早的柱子看來是木製的。後來成為希臘建築和整個古典傳統標誌的石柱，一開始有可能是按照埃及或地中海中部與東部地區的樣式製作的。

只有在公元前7世紀以後，希臘柱子才採用石構。陶立克柱式和愛奧尼亞柱式的某些特點顯露出它們原先的木構形式。較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三隴板，它在壁簷處隨著隴間壁而變化，顯然脫胎於木樑頭。用石構替代木構並不完全是出於美學上的原因，而是因為公元前7世紀屋面瓦的發明和廣泛傳播，使重量增加，木柱再也無法承受。

是“一個大理石的半島”，有著大量稍粗糙些的石灰石。

在阿爾戈斯平原上發現的一種石灰石，極易打碎成不規則的石塊，可以用作鋪砌街巷和城牆的富有特色的“多邊形”碎拼石塊。在伯羅奔尼撒西部和北部發現的另一種石灰石，表面粗糙而多孔，可以用作石膏飾面的基層。

大理石的吸引力稍遜，它是公共建築的常用材料。不過，雅典衛城上的帕臺農神殿和其他5世紀的神殿，是用從雅典東北部10英里的彭特利庫斯山石場開採的彭特利庫大理石建造的。

彭特利庫大理石與其他希臘大理石不同，它含微量鐵質，經過日曬雨淋，使帕臺農神殿帶上了一層令人讚歎的金色光澤。古希臘雕塑家和建築師選用的白色大理石是帕羅斯島產的，該島位於愛琴海中的基克拉澤斯群島，這種大理石缺少鐵質而含較大塊的透明水晶，不管歲月流逝，始終保持白色。

彭特利庫大理石特殊的品質使帕臺農神殿和其他希臘盛期的建築顯得更優雅，它可以加工出堅挺的邊緣和光滑的表面，符合緊密的接合安裝和微妙的視差校正的需要。

同類的希臘建築的出現仍然是一件神秘的事。早在希臘民族產生之前，就有希臘建築了。希臘半島的地形由科林斯灣分割成許多小山脈，而並不像埃及那樣由尼羅河聯絡在一起。由於在希臘古典建築時期沒有標準的希臘語，各地的方言把人們隔開，交流相當原始。

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紀，在整個希臘半島產生了陶立克式風格：長方形圍柱式石砌神殿，柱頂是拇指圓飾和頂板，由帶平過樑的額枋圈住，額枋頂上有三隴板和隴間壁組成的壁簷，最上部是略微前傾的山牆。來自小亞細亞與鄰近地區——愛奧尼亞的愛奧尼亞式風格，成為建築語言中的一種方言變種，它在比例和細部上有細微的變化。

既然神殿供奉的是同樣的神靈，都是為相似的居住者而建的，那麼它們有一種共同的風格就不足為怪了。人類對自己為神靈提供相配的住所的能力總是缺乏自信。

“但上帝真的會住在地球上嗎？”所羅門國王在耶路撒冷神殿問道，“看到天堂和天堂中的天堂都無法容納你，我為你建造的住所又是多麼渺小啊。”（帝王紀一8：27）一旦一種令人滿意的傳統形式建立起來，去追隨它難道不是唯一的好方法嗎？

陶立克和愛奧尼亞神殿的風格是如此純粹，因而在支離破碎的地形中也成為被傳抄的典型，這一事實可能幫助柏拉圖發展了他的理念論。

在建築中也許真的存在美的超絕的理想。出於這一理想，也許所有的神殿，不管是在奧林匹亞、帕埃斯圖姆，還是在雅典，都只是根據同一典範複製出來的。

正如埃及的金字塔一樣，希臘神殿也是公眾的創造。首先，由希臘各地社群組成的大社群，以某種方式增強了它們各自的樣式和共同的風格。這一分佈廣泛的藝術的社群，包括許多緊挨著的小社群，每一個都是一個獨立的城邦，或稱“波里斯”。

希臘的波里斯和希臘神殿一樣有特點。波里斯通常被譯為“城邦”，其實它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國家。當我們引述亞里士多德的話“人是政治的動物”時，其實我們理解錯了。他的意思是人本性上是居住在波里斯的動物。波里斯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自足的社群。

自足，滿足了獨立的需要，又為人們的充分發展提供了機會。這意味著城邦（或波里斯）既不全是城市，也不全是鄉村，因為它既需要鄉村又需要城市。在每個波里斯中，只能有一個城鎮。不然，公民就無法儘快知道別人的需求。城鎮是政府中心，通常用城牆包圍，包括一個市政廣場（阿各拉）或集市廣場，以及一個城堡或衛城（來源於“波里斯”一詞）。

嚴格地說，波里斯不是由地域而是由公民組成的，它是因它的公民而不是他們的所在地得名的。因此，雅典是因雅典人（即雅典娜神的信徒）得名的，而不是相反。5世紀中葉的雅典仍保留著部落的遺俗。

例如，有一項法律規定，只有父母雙方具有公民血統，所生的子女才能擁有公民權。這些少數的“公民”全部參與行政管理，在他們的眼光中，這是一種民主。他們都是政府議會的成員，都有機會進入政務會——一種掌管財務的高階委員會。政務會的成員透過抽籤選舉，而且只能連任一屆。

在伯里克利時代（前460—前429），總共有好幾百個這樣的希臘城邦（波里斯），它們各不相同，以致不能用一部歷史來概括。但它們的共同優點是顯而易見的，並被雄辯地讚美過。亞里士多德指出，只有參與這樣的城邦社會，才能使人成為完整的人。

城邦的優點還在於它的規模不太大。聯邦制，作為把各社群結合成一個巨大國家的方法，是與古希臘體制相悖的。為某些特定的目的，他們曾嘗試採取同盟和聯盟的形式，但他們的政治哲學家甚至不把聯邦制算在他們的政體分類中。

過於廣闊的行政區域會使公民之間不能充分協商，這與有組織的社會最初謀求的良好生活不相一致。由許許多多人組成的國家可能是自足的，但是，亞里士多德堅稱：“它不會是一個真正的城邦，因為它難以有一個真正的政體。在這麼廣博的人群中，除了斯騰託耳，誰能擔任統帥，誰能擔任傳令官？”

古代希臘盛期最大的城邦是雅典，它的人口可能將近25萬。科林斯當時的人口將近10萬，而底比斯、阿爾戈斯、科西拉和阿克拉加斯可能各有5萬人，還有許多5000人口的城邦，其他數以百計的城邦人口則更少。

這麼多城邦散落在由山脈分割成的零星地塊中，它們中間沒有一個能有廣闊的鄉村。地域最廣的雅典，佔地比羅得島還要小（約1000平方英里）。

希臘盛期的古典神殿是這些社群的創造物，從各種意義上說它們都是公眾的創造，就希臘的特殊意義而言也是如此，因為希臘人戶外生活較多。

他們的神殿與教堂不同，它主要不是朝拜的場所，而是神靈的居所。他們不是為了容納成群的信徒而設計，而是為了讓敬仰的大眾從室外瞻仰而設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