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雪江歸棹圖》看似一幅單純的雪景圖，卻折射了1110年前後徽宗宮廷不同尋常的政治氛圍，及氣溫驟降、雪災頻發的自然災禍。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 故宮博物院藏

徽宗此卷描繪江山悠遠的冬景山水，意境超凡。雪天無盡，雄峰險壑，溪谷掩映平江之上。儘管蕭條的山水間不乏人煙， 畫卷起首處漁樵客點綴其間，然而展卷至中段， 千巖疊嶂， 層巒封鎖， 深遠之境更將觀者遠拒千里之外。旁觀者其實可望而不可及， 難以進入此一與世隔絕的天外雪境。

《雪江歸棹圖》捲款識

北宋傳統的漁樵題材如許道寧《漁舟唱晚圖》、王詵《漁村小雪圖》慣見眾多漁船熙來攘往、集結群釣，《雪江歸棹圖》卻大相徑庭，以畫卷正中央的核心位置， 刻畫一位遺世獨立的獨駕扁舟者。北宋以降漁父圖的歡樂氣象， 至此似為之轉變，取而代之者為孤寂惆悵的漁父，強烈暗示了《雪江歸棹圖》“漁父”的非常之意。傳統漁父圖謳歌村野茅舍的質樸之美，而《雪江歸棹圖》卻刻意於畫卷末端， 點出廟堂玉宇， 及岸邊一位迎接歸帆的引航者。

重新理解此時期雪景題材的途徑之一，為探尋北宋以降畫家、贊助者與觀者， 如何看待並理解雪景。有趣的是，北宋中晚期四季山水題材中，冬景或雪景畫所佔比例日增。室宗畫家王詵、官僚畫家王榖、李公年、梁師閔等皆熱衷描繪雪景。以《宣和畫譜》為例，燕肅27幅山水即有19幅為雪景，許道寧與宋迪畫半數為雪景，郭熙、王詵與趙孝穎之雪景達七五成之多，而著錄見存的王榖與趙士腆畫則俱為冬景。

《宣和畫譜》所收五代至北宋末的山水畫中，冬景圖較於其餘季節，亦呈現比例增加的傾向。此外， 北宋書家如黃庭堅、陳瓘於尺牘中，均嘗抱怨經冬之寒。這些書畫家出身的裡籍、地域、宗教信仰、門第各異，卻不約而同頻繁關注雪景題材， 此折射了外在於人文的氣候制約因素：氣候變遷或許是北宋中晚期雪景題材劇增的原因之一。

梁師閔《蘆汀密雪圖》 故宮博物院藏

據樹木年輪、冰核碳元素變化及諸項科學勘測分析，古大氣科學家推測公元800-1000年間為相對氣溫較高的“中世紀溫暖期”，降雪於該時段內被稱為“瑞雪”，此時期君王常召群臣禱雪，或召畫師繪製“賞雪圖”等主題山水。相對之下， 1100-1190年間進入“寒冷期”， 這場由北宋末至南宋初， 將近百年的冬季奇寒，影響中國生態、經濟與環境甚深。由於此前二百年間氣候溫暖異常，“寒冷期”之低寒相較之下更可謂劇變。

整理北宋文獻，徽宗末年的氣溫嚴寒，使秋冬莊稼難收， 民生飽受雪災之苦，農事經濟危機叢生，最終導致國衰民變。根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徽宗朝開封冬季奇寒， 無蔬菜可生。《墨客揮犀》亦載， 地處亞熱帶的福建地區百萬荔枝慘遭寒凍。時至1110年時，風雪劇寒饑荒遍地，流離失所者不計其數。最後，“寒冷期”成為遼金北騎南侵、北宋覆滅的眾多導因之一。

研究古氣象學的當代學者重構的中國歷史時期氣溫變遷資料

倘若我們重新考察《雪江歸棹圖》及1110年三月初一日的蔡京題跋，便可發現該跋正寫於北宋末寒冷極盛期的雪降災荒之年。若將《雪江歸棹圖》與雪旱災荒、稼穡歉收等國衰民變相聯絡，則我們不得不追問，徽宗時代對雪景的態度， 是否與早先中世紀溫暖期內君臣賞雪的歌詠心態別無二致？年輕且熱衷雪景的徽宗是否意識到，此情此景所處之季節，正無情摧殘著他的天下？我們是否需重新解讀寒冷期下的《雪江歸棹圖》及雪景題材？

值得注意的是，蔡京於《雪江歸棹圖》詩跋末段，話鋒一轉，盛讚徽宗以丹青妙筆“備四時之景色， 究萬物之情態”，頌揚徽宗明察秋毫， 神智與造化相等。值此天下寒苦之際，蔡京對徽宗仍阿諛稱頌。於此， 我們固然可以解讀為臣僚向君王粉飾太平，但蔡跋的意圖與徽宗畫中的弦外之音恐甚於此。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拖尾蔡京跋

蔡跋署銜更異乎尋常：“大觀庚寅季春朔，太師楚國公致仕，臣京謹記。” 所謂致仕乃指權臣官僚退隱或辭官。太師楚國公致仕指涉蔡京於大觀庚寅年題跋之前已遭罷官。

其“楚國公”與“太師”等雙重銜位皆已卸除。蔡京觀畫題跋時， 正處於其宦海生涯之低潮期。早年神宗熙寧年間，蔡京拜相之前，反對新法之蘇軾與舊黨， 便上書將水旱災變歸咎於上天降怒於新政的天戒：

胡為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如災，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渴雪。

舊黨除了控訴雪旱災變為上天對新政不滿的警惕外，亦藉機攻訐王安石所謂“天變不足懼”等妄語。1073-1074年間秋、冬、春三季皆寒，繼之以持續五個月的大旱，東北地區餓殍遍野。鄭俠藉此向神宗進《流民圖》力陳王安石新政之害，並暗示新法擾亂陰陽， 遭致天罰而降旱於民。《流民圖》中慘不忍睹的饑民、災民等群丐乞食影象歷歷在目，致使神宗與慈聖、宣仁兩宮太后驚訝萬狀。1074年四月， 王安石辭官罷相， 舊黨得勝。

1100年， 舊黨再度借題發揮， 此年三月出現日蝕， 陳瓘夥同元祐、元符舊黨人聯名上書哲宗， 以日蝕為“凶兆”扳倒蔡京。1100年三月至1102年三月年間蔡京遭罷，連貶南謫至太原府，永興軍，江寧府，提舉杭州洞霄宮，定州，乃至大名府。1101年一月向太后駕崩，年僅十九歲的徽宗皇帝登基，蔡京得勢的機會降臨。1102年三月蔡京奉召返京， 任職翰林學士承旨，廣結黨羽培植勢力。1102年五月，蔡京取代韓忠彥為尚書左丞，同年七月取代政敵曾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於1102年七月十一日置講義司展開新政，於1103一月晉升尚書左僕射，1107年十二月升太尉， 並於1108年一月官拜太師。

《雪江歸棹圖》區域性

人禍可躲， 天災難擋。北宋末頻繁出現的嚴寒、雪旱災等天災， 已深刻撼動徽宗王朝的經濟結構。氣候嚴寒下， 蔡京新政需耗費額外的資財， 增設新的賑濟機構如安濟坊、安濟院、將理院、居養院， 供應饑民糧藥、住所、柴火及冬衣， 助其渡過寒冬之年。多數賑濟機構創設於秋冬， 可知天寒對蔡京新政造成的負擔。與農業、濟貧相關的蔡京新政諸項措施， 亦因財力耗竭而付諸東流。王安石新政受挫於天災半途夭折，而蔡氏的改革同樣因天寒遭撤。

值此寒冷期自然生態環境每況愈下之際，徽宗愈加迷信災祥之說。1109年六月一日，反蔡黨人毛注、石公弼、張汝明、張克公等聯名上書彈劾蔡京，三日之後蔡京罷相。儘管短時間內，反蔡黨人的激烈彈劾略微晃動了徽宗對蔡京的信任，但徽宗於私仍寵愛蔡京。蔡京雖罷相降官， 僅授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等閒職，雖由“魏國公”降為“楚國公”，但徽宗仍準其“守太師致仕”，並“賜第京師”“請給恩並依現任宰相例”。

反蔡黨人的群起撻伐並不能真正扳倒蔡京，諷刺的是，反倒是一顆顆無辜的小星星（所謂“天變”，或者說對天象的附會）導致蔡京的數次倒臺。徽宗初年對於佛、道尚無偏好，而蔡京喜佛，因此徽宗中晚期對道釋方術的眈戀，亦非受蔡所指使，或許徽宗的道教信仰，系新舊兩黨經年累月煽動術士、利用天變角逐抗衡所使然。激烈政爭下，日蝕、太白晝見均被在野黨（反蔡黨人）闡釋為宰相竊國的徵兆，凡此星變，對當朝宰輔多為凶兆。彗星預示了君喪臣叛，或北狄寇邊，或“見則兵起，大水……光芒所及則為變”。

1106年初至三月間，“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震懼”。該年二月十三日，蔡京罷相，謫居浙西。蔡京政敵趙挺之取而代相。次年五月，徽宗“命諸州大索知天文術數人送闕下”，由是術士在徽宗宮廷中影響力愈增。

《雪江歸棹圖》區域性

其後另一彗星出現，又替蔡京政敵平添口實， 闡釋為天兆。蔡京勁敵張商英深諳徽宗的兩大弱點： 迷信災異、猜忌大臣，於是密與術士郭天信勾結， 欲剷除蔡京。1109年六月， 郭天信密報日中有黑子，徽宗命郭釋之，郭稱此象大凶，因蔡京觸犯天怒。早年端王（徽宗）於潛邸時， 郭天信嘗預言其“當履天位”，徽宗即位後， 郭因預言實現而“往往稱於內朝”，其占卜成為朝中危險的政治武器。張商英“亦欲借左右遊談之助， 險與相結”。數日之內，郭向徽宗密報日中黑子達三四次之多，且稱為蔡京亂國之兆，“上始疑京，故罷”。於是同月蔡京罷相，革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之職銜。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蔡京“詔賜致仕”，原有的“太師”與“楚國公”等銜俱遭革除。

1109年十一月至1110年三月間，“臺諫交論其惡”，本當被逐出京師的蔡京藉口“仍提舉修《哲宗實錄》，” 而滯留京師，接近徽宗。稍後， 徽宗“賜第”蔡京於蘇州南園，暗示其將遠謫蘇州。1110年二月初二，徽宗在張商英面前透露對蔡的不滿，徽宗、張商英的此番君臣“對談”， 更令蔡京仕途雪上加霜。同月， 徽宗擢張商英為中書侍郎，蔡京處境更加尷尬。1110年三月，徽宗召蔡京觀《雪江歸棹圖》之際， 蔡正處於失勢期。此時他已無力自保，難逃南貶蘇州的命運。蔡京或許命犯災星， 但當其失寵之際，仍然掌握兩大運籌帷幄之謀略： 一為書法，一為上言符瑞，以祥瑞之報， 消弭那些曾經將其扳倒的災異之言。

書法乃蔡京翻身之首選利器。其手書“崇寧錢文”1102-1106年間被印於崇寧紙鈔之上，手書《元祐黨籍碑》、“大觀聖作之碑”六字題額及“皇帝賜辟廱詔”碑額均廣為刊刻，遍傳宇內。其筆力之剛健雄強，遠勝於其政敵。

宋徽宗《聽琴圖》蔡京跋 故宮博物院藏

蔡京以行書大字題跋《雪江歸棹圖》。成書於1123年前後的《宣和書譜》亦錄有徽宗御府收藏的兩幅蔡京《雪詩》。《宣和書譜》盛讚其“行書如貴胄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稱其“制誥表章，用事詳明，器體高妙。於應制之際，揮翰勤敏，文不加點，若夙構者，未嘗起稿”。如此高之評價，加上御府所藏蔡京書法達77件之多，讓我們明白了雅好書畫的徽宗為何如此屬意於他。蔡京憑藉題跋詩文與碑銘篆額，巧妙地標榜了自身做為政治文人的過人才學。據此可以進一步理解，當1110年三月， 政治失勢的蔡京應制替徽宗《雪江歸棹圖》題跋之際，為何選用意氣赫奕的大字行書，跋文為何夾詩夾文如同表章的意圖。上乘的書法不啻為打動精通鑑藏的徽宗的一步妙棋。

當祥瑞再現，或者說被製造出來時，蔡京借用舊黨星佔曆法之術，立即上表“表賀符瑞”以取悅徽宗。昔日新黨王安石因“天變不足懼”等語成為舊黨撻伐的把柄，如今蔡京則謀求反制之道，轉災為祥， 向徽宗勸誘天文異象並非災異，而是瑞應。藉由對吉、兇等話語的雙面詮釋，以及偽造的“符瑞”，蔡京可謂曲盡文飾、滔滔雄辯終而立於不敗之地。1103年四月十九日， 術士觀天奏報五星聚奎之象（漢代以降， 五星合聚向被視為帝國覆滅的兇象）， 蔡京卻反稱為承平之兆。

蔡京以太平瑞應的闡釋化解徽宗的焦慮，將天象、朝綱玩弄於指掌。1106年二月彗星出現， 趙挺之聯合三十餘黨羽上表彈劾，導致蔡京二度罷相，然而彗星對彼時的蔡京已成為雙刃劍：同年三月彗星沒，蔡京奏報“龍驤當天變”（即彗星的出現，充其量不過導致一匹宮馬之死）。1107年一月，蔡京再度被起用，召復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六日後蔡京向徽宗稱賀符瑞， 因有甘露降於帝鼎。一個月後趙挺之罷相， 五日之後趙死，蔡得勝。如前所述， 1100年的日蝕導致了蔡京首度罷相，而當1107年十一月日蝕再度出現，蔡京已能化兇為吉， 搶先一步上奏徽宗“日有食之，以不及所當食分，率臣稱賀”。

《聽琴圖》區域性

新舊兩黨充分利用徽宗迷信的弱點，兩黨競相以圖畫為政治利器， 進呈徽宗瑞應圖象。1109年九月時值南方諸省大旱，張商英進呈徽宗《袁州瑞禾圖》與嘉禾頌表賀所謂的“嘉禾大稔”，京黨則反唇相譏，駁斥高莖沉穗的嘉禾形象為“媒孽”。繪畫如何影響朝政、如何被轉借挪移， 遂成為徽宗朝詮釋忠奸正邪的政治話語。凡此均為有趣的事例， 祥瑞之說、災異之辯至此淪為黨同伐異的利刃，使諸事諸物均附會言外之意，雙黨皆可打擊政敵、雄辯災祥。倘若連高莖大稔都能雙向闡釋為嘉禾或媒孽， 在此種語境下，那麼與此類似的其他繪畫亦可具有雙向意涵。徽宗朝雪景圖可有弦外之音？《雪江歸棹圖》是否亦被雙黨闡釋， 或捲入災祥之辯？

讓我們回到對雪景圖意涵的討論。在“中世紀溫暖期”內，冬雪為瑞雪，瑞雪象徵來年豐收之吉兆， 賞心悅目的冬景山水與雪景圖皆令觀畫者引發詩思。著錄所載王維雪江勝賞圖、李煜令宮廷畫師繪製的《賞雪圖》、遼慶陵墓室壁畫的冬景山水圖皆繚繞浪漫悠遊的詩意。北宋初太宗、真宗亦率群臣祈禱降雪。

但“寒冷期”內的雪景圖卻可能發人愁思。曾敏行《獨醒雜誌》記載：“東安一士人善畫，其作江天莫雪［圖］則不見雪，第狀其清朗苦寒之態耳。”郭熙有“冬山慘淡而如睡”之論。《宣和畫譜》、《山水純全集》亦有“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之怨。寒冷期內的民生之苦使觀畫者對雪景圖引發災異之聯想。

1110年三月蔡京詩跋《雪江歸棹圖》在某種程度上或可稱為“雪詩”。根據陳瓘（張商英黨人）於1113年十月彈劾蔡京的蠱惑聖聽之罪：

災異不言，而祥瑞轍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替，其視天變，曾不若童稚之可侮——-陳瓘論蔡京之惡， 曰： 不畏上天， 反其情也。

陳瓘的彈劾同樣讓我們看到了蔡京如何指災為祥， 如何以“瑞應”之說左右聖意。《雪江歸棹圖》之蔡京詩跋寫於三月。如陳瓘所言，蔡京將三月之雪指為“瑞雪”，並“作詩詠替”，那麼《雪江歸棹圖》蔡跋中詠替雪景雪意、聖筆丹青等語亦暗含“祥瑞”之意。而“祥瑞”於徽宗宮廷政治語境中，並非僅單指自然現象的瑞應；天象的解讀時常取決於人事之臧否。祥瑞之說與災異之辯可謂徽宗宮廷的政治利刃，雪景圖亦含帶多重寓意。

宋徽宗《瑞鶴圖》 遼寧省博物館藏

1109-1110年間的奇寒與大旱甚令徽宗憂慮焦勞，蔡京此時亦不勝煩惱，唯君臣二人心病不同。1109年六月以後的蔡京已遭罷相，貶謫在即，而其政敵仍施故技，歸咎雪旱災為天罰之禍，因為蔡京怒犯天命。1109年臘月至1110年間，舊黨再度攻擊蔡京，謂其早先為應付天寒而設定的濟貧機構，為耗竭國力的禍首之一。但星變、奇寒、大旱等天然災變， 凡此種種與宰輔何干？為何蔡京履因天災，遭三度罷相？當1110年三月，徽宗對其出示《雪江歸棹圖》，蔡京又應該如何自辯，如何力挽狂瀾，在宦途窘境的孤獨中，利用雪詩題跋，向徽宗隱訴自己的無辜，僅為天災的替罪羔羊？

天道無窮而運命無常， 宰輔之榮辱竟取決於天象。蔡京於《雪江歸棹圖》題跋的行文中段， 語重心長， 借用天地萬物變化無方， 緩慢折射其一生起伏的政治運數：

天地四時之氣

不同萬物生天地間

隨所運

（氣候）炎涼

（星變）晦明

（莊稼）生息

（政治）榮枯

飛走蠢動

變化無方

莫之能窮

時局的慨嘆為人動容，蔡京的心思隱然流瀉。彗星、黑子致其倒臺，雪旱荒年亦歸咎於他，此際為蔡京的政治冬天，最近的將來即將遠謫，然而他更冀盼“運”的流轉。四時之氣隨所運輪迴，寒冬之後將伴隨春回。蔡京苦於仕途“寒冬”，但他盼望政治的春天。跋中強調“所運”及“變化”，因為自身正坐以待“變”。

蔡京藉跋語頃訴己志，而徽宗呢？徽宗是否能體察此中暗語？蔡跋之所以如此表示，是否因接收徽宗畫中的某種暗訊， 因此題跋為之應和？

徽宗於《雪江歸棹圖》前半段，營造了江山雄偉的寂寂之境。且觀蔡京如何展卷解讀、如何展露文采風流：

臣伏觀御製《雪江歸棹》，

水遠無波

天長一色

群山皎潔

行客蕭條

鼓棹中流

片帆天際

雪江歸棹之意盡矣

“片帆天際”已可謂孤寂之至，而關鍵之處更在於“行客蕭條， 鼓棹中流”。蔡京是否自喻為遠離廟堂的“行客”？“鼓棹中流”是否暗擬其所自處的政治困境？恐怕蔡京確有此意——倘若我們展開全卷，畫卷中段最顯要處，一孤瘦的漁父獨自泛舟，身處丘壑而面朝觀者（徽宗為蔡詩的讀者與觀者）。漁父的身後為山村野舍，身前則有千巖險壑（影射朝政之譎詭）， 重重疊嶂阻斷了漁父的歸途。畫卷末端的臺閣寺廟——或者說是朝廷廟堂之轉喻——當為漁父歸棹之所，或觀畫者蔡京的終極企盼之所，然而，值此遭貶時刻，漁父行船於險境之地，卷末的廟堂仍不可企及。

《雪江歸棹圖》全卷中央獨行的漁父

徽宗為何在雪景中突顯漁父？成畫之際又是否以蔡京為潛在的“觀者”？此一問題雖無法直接得知，但“雪江歸棹圖”的畫題命名此前罕見。徽宗不稱雪圖或群峰雪霽圖等傳統命名，而是別出心裁，以特殊的題名，於開卷處明言“雪江歸棹圖”五字。此舉此稱謂，或已透露出徽宗暗示觀畫者即將遭貶（處於“雪江”險境）， 而後復召歸朝的“歸棹”意味。

史載“京起於逐臣”，六十五歲的蔡京在題跋《雪江歸棹圖》時正遭逢第三度的罷相貶官。而據其經驗， 此前每次貶謫遠方， 短暫數月或一兩年後旋又受召返京輔政。歷經幾度起落波折之後，時至1110年三月，閱歷豐富的蔡京對於徽宗題辭的弦外之音，恐怕早已敏感入微。

《雪江歸棹圖》卷末所描繪行船歸來的“歸棹”之意

倘若徽宗果真對蔡京產生反感，恐怕不必費心召喚逐臣觀覽此卷，且容忍其題跋於御製畫卷與聖名並列。倘若徽宗不曾心懸蔡京， 或許不需精心設計， 點繪漁父於雪江之中， 卷末以廟宇暗示歸趨。徽宗召蔡京觀覽四季山水，四季的輪迴似宦海的沉浮， 而蔡京在冬景山水中，看到了踽踽獨行的自己。

逐臣揣測帝王的心思，蔡京的解讀是否正確？是否完全能領略徽宗畫中的弦外之音？尤其在此跋的前一個月，徽宗剛“詔以其南園賜之”，蘇州南園常為宋代罷相逐臣的謫居之所，賜第南園暗示南謫在即，此一惡兆， 蔡京自當深為憂懼。《雪江歸棹圖》的蔡京跋語低調而哀悽。王偁《東都事略》載：

徽宗雖寵用之，然亦屢起而屢僕，京每聞其將退，必見徽宗，叩頭求哀。

《雪江歸棹圖》的這款題跋是否為蔡京另一次“求哀”或妥協？我們至少可以假定，蔡京觀畫時已然領略聖意，對徽宗的暗示已心照不宣。

蔡京借書法詩文巧為求哀，徽宗是否亦藉由召蔡京觀畫、題跋，藉機弭合君臣的私誼？既然君臣二人皆深諳詩文， 書畫賞鑑造詣均高，則1110年三月初一徽宗是否藉由“藝道”為手段， 以畫撫之召喚蔡京？

儘管年輕的徽宗於私借詩文書畫籠絡蔡京，然而政治時局卻令徽宗於公苛刻待之。即位為皇帝， 先天上已經命定徽宗往後必須與群臣周旋，於權臣黨派角逐鬥毆間，從中謀取政治的天平與治國權衡。徽宗審視書畫的眼光不再純粹， 也無法再回復端王時期的單純。如同伊佩霞等學者指出，徽宗御藏之書畫、藝術贊助及文化活動，常暗藏世故而複雜的政治功能。早在1110年之前，徽宗不時先貶蔡京，召歸後，復替蔡京設宴款待，召其觀覽御製書畫並留下題跋。正是籍此詩文書畫往來唱和，徽宗與蔡京舊怨弭逢，私誼日篤。1107年正月，徽宗在召復蔡京輔國之後，三月便“賜宰相蔡京等宴”。俟“君臣慶會閣”落成，又命蔡京應制題詩， 並於“十月庚申，（徽宗）和賜蔡京君臣慶會閣落成詩”。此外，徽宗於1107年三月御制親書《八行碑》正文，並命蔡京於碑文上撰寫“大觀聖作之碑”六字題額。當此君臣合書之碑文、題額刊行， 廣頒天下郡縣庠序，君臣二人交誼之篤亦便隨之昭告天下。

除去書畫外，徽宗另以文玩巧藝等象徵意涵為媒介來召喚蔡京。1112年正月，當蔡京南謫杭州，徽宗暗中派遣王黻至杭州， 賜蔡京盒裝茶藥若干。蔡京啟封時，赫然發現某盒底暗藏一隻徑長七寸的白玉環， 他瞬間領會玄機， 迅速命家人打點行囊，等待還朝。蔡京明白所謂“環”者， 迴圈往復也。“環”不但與“還”、“喚”諧音，且“玉環”亦與“欲還”諧音。徽宗表面上贈其白玉環， 實則暗借其語帶雙關，而蔡京立即破解暗訊， 君臣二人心照不宣。不出兩日，1112年二月初一徽宗頒旨， 復召蔡京還朝輔政，且“特復蔡京太師， 仍舊楚國公致仕， 於在京賜第居住”。

獲賜玉環之後，蔡京終於否極泰來。同年三月抵京赴闕，並於二十五日“朝見引對”。徽宗獲准蔡京“依舊服玉帶，佩金魚”。四月賜宴蔡京於垂拱殿、太清樓，儘管兩日前不祥之兆，且滅又復現多達二、三次 。

蔡京終於又回覆到政治的春天， 即便日中黑子亦不成威脅。1112年五月，徽宗御筆手詔，駁斥反蔡黨人為“奸邪小人，造謠中傷”，誣衊罪狀。不僅如此，徽宗還對復相的蔡京褒揚有加。

1112年六月蔡京復位太子少師，八月十一日復進太師，十一月進封魯國公。其新政亦恢復如舊。政敵張商英於1111年四月罷相“自便”，1111年八月至次年間屢遭遷謫於邊遠瘴癘之地。在風雲多變的徽宗朝時局裡， 轉瞬間， 此二人的仕途榮辱已乾坤倒轉，風水輪流。如此戲劇化急轉直下的結局，終宋之世， 宋人常笑嘆天道迴圈：“不知商英既去，而蔡京復來矣。”

1113年閏四月，徽宗於春天賜給蔡京一幅揮毫壯麗的春景巨帙：《千里江山圖》。此一青綠山水由徽宗指導的畫師王希孟應制，江山無盡，氣勢雄奇，由命題佈局、重彩敷色， 乃至茂林修竹、亭臺樓閣， 無一不展現皇家富貴的氣象， 以及江山永固的致賀之意。蔡京至此， 已位極人臣，相位鞏固。更有甚者，徽宗示意蔡京題跋，並謂京曰：“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在政治春天裡， 蔡京此時的運命迴圈， 已與昔日跋《雪江歸棹圖》窘困的冬景迥異。由《雪江歸棹圖》與《千里江山圖》二卷之畫與跋，可旁窺出徽宗朝臣之運命結局。

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卷拖尾蔡京跋

備註

彭慧萍將天變雪災、帝王權術等氣候史、政治史，巧妙融入徽宗朝雪景畫的研究中。這一跨學科的研究，啟發了美國中國藝術史學界對enviornmental landscape及eco-art history的重視，2012年後不斷被學界關注並引用。近年來，eco-art history逐漸成為美國研究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新趨勢，此篇文章，可謂開山之作。

此文節選自原文摘譯，並有所刪減與調整。中文刊於《的故事》（楊麗麗主編，故宮出版社），原標題為《詭譎氣象：徽宗朝雪景畫暨蔡京題跋之政治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