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這是個頗有吸引力的王朝。透過戲曲小說，流傳下來許多至今仍為里巷熟諳的故事與人物，諸如《玉堂春》中為愛情受盡苦難而終又結局歡喜的蘇三，《牡丹亭》中愛得死去活來的杜麗娘，《西遊記》中蔑視神權、大鬧天宮的孫行者，《金瓶梅》中為權勢、金錢、肉慾而丟了性命的破落戶西門慶。無論是在繁華的大城市中的梨園，抑或鄉村的小茶館，人們對這些故事、人物，總還是那麼津津樂道，興味盎然。

《大明風華：明朝人的城市生活》 陳寶良著 嶽麓書社

國門之外的世界沒有忘記朱元璋創立的大明帝國。那些歷盡艱險、乘大帆船來到大明的西方傳教士，帶回去了中國文化，他們記錄的大明帝國的事情和風俗，確實讓西方優雅的紳士們吃驚非小。華夏兒女沒有忘卻大明帝國。《海瑞罷官》讓老百姓懂得了在黑臉包公之外，還有一個海青天；《李自成》讓老百姓知道了在俠客名冊上，不單單隻有水泊梁山義士，還有像李自成、張獻忠這樣的草莽英雄。一部《金瓶梅》讓人豔羨不已，有了潔本，不妨再去求全本，貪婪的勁頭如食鴉片一般。文人雅士，世俗百姓，概不能例外。這似乎就是現代人對明代城市生活的感性認識。其實這反映的不過是明代城市世俗生活的側影。若想了解帝國的城市風景，以及雅緻的煙粉生活，不妨再去讀一讀《帝京景物略》和《板橋雜記》。兩相比較，方成合璧。

大致從正德時期（1506—1521）開始，明代城市生活從結構的深層發生了鉅變。至萬曆中期，由於西方耶穌會士東來，也即外部文化力量的引發，新的思想迅速萌生，產生了強烈的變革要求，直至步入晚明，勢必給人一種風氣突變的感覺，像杜麗娘那種不顧一切的愛情，在這樣的時代才可能出現。這種風氣突變的現象，簡單地說，就是城市商業繁榮、資本主義萌芽所導致的拜金主義與縱慾主義，以及追求個性自由，也即城市生活的俗化現象。反映在城市風尚上，就是厭故喜新，出現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時尚。這一曠古鉅變，透過社會思潮以及各種生活風俗，在晚明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正德至萬曆年間，明代城市處於鼎盛時期。當時物價甚賤，假如數口之家，每日大肉，所費不過二三錢銀子。權貴富豪乃至大賈，當然可以過著花天酒地的豪奢生活。即使那些小戶人家，肩挑步擔之流，每日賺得二三十文，也可過得一日了。到了晚上，還要吃些酒，醉醺醺說些笑話，唱吳歌，聽說書，冬天烘火，夏天乘涼，百般玩耍，活脫脫一幅昇平安樂圖。好景不長，到了天啟年間，物價驟貴。

至崇禎年間，李自成已經起兵，烽煙四起，可紹興城中的民眾還在醉生夢死。張岱《張子詩秕》中有一首《寓山士女遊春曲》，如實地反映了這種情況。他們只當還在“太平盛世”中窮歡極樂。天不亮，遊人就乘船從郊外趕到寓山（山陰祁氏名園），青年男女尤其興高采烈。姑娘們打扮得花枝招展，油頭粉面，至有脂水漲膩之感，輕薄少年穿梭於姑娘中間，趁機向她們挑逗，弄得她們腮紅頰澀，頭也不敢抬。一直玩到太陽偏西，船上傳來催人回家的陣陣鼓聲，遊人還在碼頭上流連忘返。

當李自成的軍隊攻打北京城的炮聲一響，北京人驚醒了，他們的昇平夢破碎了，頓感顛沛流離的日子離他們不遠了。北京陷落以後，訊息傳到江南，一時人心惶惶，不知所措。隨之而來的是清兵大舉入關，八旗兵的鐵蹄踐踏在南北城市的大街小巷。甲申、乙酉之際的兩朝鼎革，打破了士大夫富足、寧靜的生活，使他們陷入困頓、動盪的境地。南京秦淮河與杭州的盛衰，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感傷題材。

經歷了明清易代計程車大夫，大多懷有一種感傷情緒。當昔日繁華的秦淮河畔已化為瓦礫場的時候，有一人在破板橋邊吹曲洞簫，矮屋中一老嫗開門出來道：“這是張魁官的簫聲！”舊日之事，依稀猶在；人已作古，聲卻依然。清初時，明朝遺民的感傷主義作品大量湧現。餘懷《板橋雜記》的基調是懷戀過去的生活，以感傷的情緒寫出秦淮河的興衰史。冒襄的《影梅庵憶語》借對自己小妾董小宛的相思之情，表達了對過去風流雅緻生活的留戀，其基調同樣是感傷的。《如夢錄》一書，記明代開封鼎盛之時的繁華景象，因李自成決河灌汴，使錦繡中原一旦付諸東流，汴梁無邊光景徒為一場夢境，無非也表現了對過去繁華生活的依戀。

士大夫百般留戀的明代城市勝景、繁華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當然，它不同於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國的“被髮左衽”。隨著大明帝國的建立，“胡風”舊習洗刷殆盡，漢唐衣冠文物制度得以恢復確立。它也不同於滿族入關以後建立的清帝國的“剃髮”“頂戴花翎”以及旗袍。明代的城市生活有其獨特性，它既是漢唐以來民族傳統的，卻又新穎獨特，對傳統是一種叛逆，即明人所謂的“反道亂德”，從而與世界性的近代化歷程桴鼓相應。

（作者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原標題：

明代城市生活：沿襲中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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