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歷史回顧：元末及洪武前期，僧尼氾濫成為了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明太祖在頒佈《申明佛教榜冊》時說：“今天下僧多與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敗其行。”僧俗混雜致使僧人不能安心於宗教修行，或是有假冒僧人之人到處招搖行騙，時常引發敗壞宗教行為之事。

僧俗

雜處

明太祖針對此，相繼頒佈《申明佛教榜冊》《趨避條例》，希望能有所禁止。明成祖即位再次整頓佛教時，亦宣告嚴禁僧俗混雜居住。

這一禁令在明初高壓政治等因素下執行落實到位，但明代中後期江南社會，商品經濟的繁榮創造豐厚物質同時也衝擊著原有社會的秩序，使得原有限制佛教發展的政策出現鬆動，

這一時期僧俗交往早已擺脫明初那種秘密方式，交往公開且不受限制。

早在成祖時期，

“黑衣宰相”姚廣孝以僧人身份助成祖登上大位，成祖對其優渥甚佳，這開創了明代統治者優待高僧的傳統。

至晚明時期，以雲棲祩宏為首的四大高僧力圖拯救處於衰敗邊緣的佛教，結交朝廷勢力，

與士大夫交好，宣揚佛法。

基於這種場合，士大夫與當地名僧關係也漸密，他們經常品茶賞景、談佛講禪。

名僧與士大夫的交往

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名僧與交往計程車大夫名單，其中與雲棲祩宏和尚交往的，以陶周旺為代表的浙江籍士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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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王道安、王平仲為代表的江蘇籍士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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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紫柏真可和尚交往的，有浙江籍陸與繩、馬邦良

2

位，江蘇籍董元宰；

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兩位和尚相較於前兩位，結交士人偏少。其他高僧與其結交士人不再贅述。

據此列表可以看出，江浙籍士人與高僧結交甚廣，筆者認為這是與高僧籍貫

——蘇杭府有著密切聯絡，這

給予

他們結交的便利。

士大夫與僧人交往早已公開化，不受任何約束，在詩文上與僧人的互相唱和。

與此同時，士大夫也積極參與佛教事務，為寺院落成寫記，為寺院募疏，佈施田財等。杭州府佛教興旺，寺院林立，其中靈隱寺名氣最大，歷代受統治階級與民眾捐資佈施，明代嘉靖年間

“刑部尚書潘季訓，前後捐資，裝大殿佛像。吏部尚書張瀚，募建大殿。”

松江府南積善寺日久寺頹，寺僧無力重修，遂求助於吏部郎中談景瞻（成化），

“洎善信捐給財力，於是量時命日，鳩工市材。”其後又在成化壬辰年間，“其又以寺東五升科田二十有一畝捐給常住，永供佛飯僧，其田土沃膏腴，非圩邪饒角之比，且戒諸子勿攘奪，寺窮亦勿鬻。”

慧日禪寺因前寺毀僧散，萬曆年間寺僧元寶同郡人徐克步、蔡莽探得寺舊址，

於是買地重建，“少師徐文貞與今宮保平泉陸公相與倡緣鼎建，並置田二十五畝，以資香火。

長史太沖袁公、同鄉宏齋

林公

及餘輩漸次捐資，至萬曆癸酉而大雄寶殿成，文貞公之仲子中翰、師庵兄弟又撤屋材助之，而大觀法戒樓成。”

這些士大夫為修建寺院不僅捐獻錢財，有時還捐獻田地，並立下戒約，禁止後人侵奪，永為飯僧之田。士大夫除了親自佈施外，也透過撰寫募疏文號召民眾參與寺院修建等活動，向民眾宣揚這是修行的大功德。如蘇州鄧尉聖恩寺，嘉隆年間寺僧流散，後得三峰禪師重新住持，但礙於無有寺田以供僧眾。

郡人王樨登、文震孟、姚希孟以及僧法藏等人相繼撰寫倡文募飯僧田。

他們號召民眾

“有錢施錢，有帛施帛，須教早結良因，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是必共成勝果，休論貧富貴賤，人人盡發菩提心，不分賢勝，凡愚個個，悉沾禪悅味。”

希望民眾不要在意佈施型別與捐資多少，這些行為雖大小不同，但都是無量功德。再如福源寺，萬曆以前僧走寺荒，在郡人傅光宅努力運作下，寺院有所恢復，

之後興建中“少師申文定公、徵士王百穀先生，皆撰募文為之助揚，米粟金錢，寸雷銖積。”

士人捐資或倡募修建寺院在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屢見不鮮，不同階層的人懷著不同目的參與到寺院的修建之中。明代中後期士大夫積極熱心參與寺院活動，為寺院捐田助資，題記倡募，這些活動背後有著特殊原因。

明代後期政治黑暗，黨爭激烈，一些士大夫對政治作為日漸心灰意冷，轉而退隱，遁入禪門，

“託名逃禪，往往修齋誦經，事佛甚虔。至有捐妻舍女以奉僧道者。”

而後隨著陽明心學的出現與流傳，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已成風氣，晚明士大夫參禪學佛，興起

“狂禪”之風氣潮流。但不管原因如何，他們這一行為打破了明初禁止士大夫與僧人交往的規定，消弭著僧俗界限。

另外，僧俗界限也在俗眾熱衷入寺參與宗教性活動中逐漸被打破。明初為防止世人影響僧眾修行，一度禁止士女入寺燒香，而且婦女入寺在士大夫眼中也是尤為不妥。

但隨著明代江南地區社會發展，士女入寺進行宗教活動已是稀鬆平常。

譬如姑蘇地區

“元日士女集佛宮道院燒香答願。四月八日浮屠氏浴佛，遍走閭巷。七月十五日僧舍多營齋供，舉村薦亡作盂蘭盆會。”嘉定縣每年農曆四月八月也“為釋迦佛生辰，僧尼浴佛，遍走閭巷，男女赴會者甚眾。”

嘉興府“四月八日浮屠作浴佛會，男女茹素者鹹集。”

松江府則是“四月七日八日九日，

士女

會佛寺，名龍華。十七日，普照寺作大蜡燭會，士女聲咽，七日方散。”在寺中活動逗留七日方散，可謂活動重大。

松江府除去農曆四月八日浴佛節男女入寺活動之外，其他月份也有相應的節日，

“

正月十七日會普照寺，燃巨燭，士女七日方散，月內誦蓮華經文，又醮章為禳火。

六月十九日觀音大士成道之期，士女詣超果寺，進香者千眾，煙縷如霧，或供長幡懸殿梁間以祈福。中元祀先以素羞僧舍設齋為人禮懺薦亡，曰盂蘭盆，至晚化冥錢或施口。

七月三

十日相傳

為地藏開眼，又寺僧造紙船為白蓮船，男婦多以錢米豆賣棉花少許寄置其中，為趨船以祈生方西渡，至夕作梵事而焚之。

”

可以看出，此時寺院已成為民眾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為民眾提供著精神寄託。士女燃巨燭、誦經、燒香請願祈福、懺亡、超度等宗教活動皆在寺院完成。

這些活動無形間消弭著僧俗之間的距離，使得僧俗容易雜處，一改明初僧俗受限規定。

婦女

“每乘佳辰佛日，空城而出，陸輿水舫，新妝麗服，殊犯

冶容晦淫

之戒。”致使行為不定的僧眾易犯戒，滋生些許敗壞佛門清規戒律行為，這樣的行為在時人的筆記與小說記載中屢見不鮮。

私度興起

明初規定想要成為正式僧人，須有朝廷授予的牒譜。而獲取牒譜，必須經過嚴格考試。這樣做的目的一是提高整體僧人素質，使他們通曉佛經，更好地為傳教服務；二是透過此舉控制僧眾數量。這一政策對於佛教各方面來說都是有所裨益。

但在後來的發展中此政策也未能嚴格執行，私度濫度行為屢禁不止。

為僧者無須經過考試即可獲得朝廷度牒，各式各樣之人都可為僧。隨著朝廷無止度的濫度，以致後來

“私造度牒者尚未知其數。”

憲宗皇帝極為寵信佛教，在位期間不顧祖訓律法，大量度僧，成化一朝僧人激增至數十萬。

部分僧人無須經過考試即可剃度為僧，私度的無牒者大量充斥寺院。孝宗即位後下令清查寺院，檢驗牒譜，清除私度之人。

“見在僧道行童，除已度者不必追奪，未度者額外不許存留，悉令還俗俟。正額有缺，方許起送赴部考選給度，違者仍照先年充軍事例發遣。”弘治一朝度僧相對節制，並且對私度嚴厲打擊，僧人數量相對合理。

但武宗繼位後，崇佛不僅比英宗、憲宗厲害，甚至達到佞佛程度，無止度的濫度僧人。

寺院也藉此時機，大興私度。

嘉靖皇帝當政後，鑑於武宗一朝僧尼氾濫，於是地方政府嚴厲問責私度僧人，拆毀寺院，並要求

“僧徒願自還俗者聽其自由安便，各處寺院任其頹壞不許修葺，民間幼童不許捨身為僧私自披剃。”

此舉在一定

時間短

內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隨著神宗皇帝成為明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一切又在統治者崇佛風氣影響下沉渣泛起。私度濫度屢禁不止，後來發展出鬻牒現象。

自景泰二年，景泰皇帝為臨時增加政府收入，開明代鬻碟之先河，之後皇帝籌集軍費、災款、填補財政虧空，都會透過鬻牒獲取所需錢糧，

出售度牒籌集應急資金成為常用方式。每個牒譜價值與發牒數額根據當時朝廷所需錢額而定，價位不等。

譬如成化二年為賑災，下令禮部出售僧牒籌措資金，

“巡撫淮揚都御史林聰處一萬，每名奈米一十石。南京禮部五千，每名奈米十五石。其各處僧見在京師者，每名納銀五兩。”這次鬻牒有納糧，有納銀。

結語

總的來說，除了應急鬻碟之外，明政府還曾提前印發空白牒譜，用來出售籌錢，隆慶時

“如有來京請給者，赴戶部納銀五兩。發號紙，送禮部給牒。”鬻牒自景泰以後成為一種默許的籌資方式，普遍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