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震華夏有幾人

“萬世人極”，是清代咸豐皇帝御筆親書，懸掛于山西解州關帝祖廟、福建漳州東山關廟、臺灣祀典武廟等處大殿正中的一道匾額，寓意關帝人格乃是千秋萬代、萬民共仰、立身行事的最佳典範，關帝神格乃是三界六道、九州八荒、人神齊尊的無上神明。

這是古往今來歷代統治者對於一位古代歷史英雄人物的最高評價，反映了關公在華人社會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和深厚的道德根基。

關公是東漢末年戰績彪炳、德才兼備、威名遠播的歷史名將、文韜武略、智勇雙全，一生輔佐劉備，匡扶漢室，忠肝義膽，浩氣凌霄，史書稱其“勇而有義”、“世之虎臣”、“有國士之風”。

建安二十四年，關公北伐襄樊，擒于禁、斬龐德、水淹七軍、威震華夏，這場堪稱教科書級別的戰役，展現了關公高超、全能的軍事才華和戰鬥技巧，為世界軍事史、戰爭史填上了濃厚的一筆。

兩晉南北朝開始，關公就已經成了“義勇”的代名詞。清代史學家趙翼翻查史書典籍，列舉了兩晉南北朝名將以關張自比或類比的事例：如東晉名將劉遐驍勇善戰、弓馬嫻熟，每次作戰都率壯士衝鋒陷陣，屢立戰功，冀北人將他比作關公、張飛；南朝劉宋名臣檀道濟，有勇有謀，屬下大將薛彤、高進之，孔武有力、勇猛無敵，當時人把他們比作關公、張飛；北魏名將崔延伯膽氣絕人，兼有謀略，逢敵必克，被譽為“古之關（公）張（飛）”。

關公神威赫赫、有感皆通，心憐百姓，雖歸神位，常常顯聖護民，民感其德，紛紛建廟立祠，四時致祭，漸成習俗。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年）董侹所撰《重修玉泉山關廟記》記載了關公助隱士陸法和平定侯景之亂、助後梁宣帝平定王琳作亂的顯聖靈蹟。

隋開皇十二年（592年），天台宗開宗龍象智顗大師夜分忽與神遇，關公舍地建寺，力促玉泉寺成，並受五戒，成為佛教伽藍菩薩。

唐建中三年（782年），禮儀使顏真卿奏請武成王配祀增加關公等共64人，關公開始進入國家祀典行列。

宋朝大中祥符七年，山西解州鹽池發生災變，水不生鹽。宋真宗詔龍虎山道士繼先張天師收伏蚩尤。張天師祈請關公顯聖助戰，關公斬殺蚩尤，鹽池復生。崇寧三年（1104年），宋徽宗封贈關公“崇寧真君”。

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關公進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義勇武安王，從祀武王廟”。南宋朝廷一再為關公加封徽號，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當陽特封“壯繆（穆）義勇武安英濟王”。元承宋制，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封關公“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有感於關公顯靈助戰在鄱陽湖大勝陳友諒，重新恢復“（漢）壽亭侯祠”。洪武二十七年為關公建武廟於南京雞鳴山。

嘉靖年間，關公祀典由“從祀”升級到“專祀”，成為國家祭祀物件，祀典也日益隆重。萬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朱翊鈞進封關公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十月，朱翊鈞封關公為“三界伏魔大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尊為護國佑民之神，從此天下關廟俱可稱帝廟。

清朝立朝後，完整延續了明代對關公的尊崇，而且更加炙熱。清世祖順治九年（1652年）敕封關帝“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康熙四年（1665年）尊關帝為“夫子”與孔夫子並稱；雍正八年（1730年）追封關帝稱“武聖”，與文聖孔子享同等祭祀禮儀。清朝歷代皇帝屢次加封，光緒五年最後一次加封時，關帝的封號已多達二十六個字：“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顯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栩贊宣德關聖大帝”。

山西運城解州祖廟有幅對聯：“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式詹廟貌長新，無人不肅然起敬；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歷朝加尊號，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謂蕩乎難名。”形象地概括了關公在中華傳統社會中的至尊地位和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忠義千秋的關公，最終成為至尊至聖，萬世人極的神祗，其影響力已遠遠超出了神州故土，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有關帝廟3萬多座。真可謂“關公廟貌遍天下，五州無處不焚香”。關公信仰、關公精神也成為中華民族最具普適性價值觀的民族精神。

作者：關公文化彭允好

——本文刊載於《香港商報》A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