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球賽》是本月在“俄羅斯電影周”展映的一部體育電影，由安德烈·馬柳柯夫執導，根據真實歷史事件改編而成。影片講述了二戰期間，德國佔領烏克蘭基輔，城外美麗的女人谷成為了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刑場，數萬無辜的性命在此喪生。與此同時，基輔戰役中與德軍作戰的無數士兵也被俘在此，其中就有基輔迪納摩球隊的門將尼古拉·特拉塞維奇。在離開集中營後，特拉塞維奇成為了麵包廠的工人。第二年，為與納粹組織的球隊抗衡，他召集隊友，重新組織起一支名為“Start（起點）”的球隊，不僅幫助了一名猶太人，更是一路披荊斬棘，引起德國納粹的恐慌。德軍以性命相威脅，特拉塞維奇和隊友們在比賽中“輸尚能苟且，若贏必死”。

這已經不再是一場簡單的足球比賽，而具有了超乎其本身的意義。汪民安認為“民族國家要建立強健的個人身體，反過來，個人身體也是民族國家身體強健的隱喻”，“體育競技是國家間象徵性的對抗”，這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一場單純的個體身體之間的體育競技比賽能夠引起國家、甚至世界的瘋狂追捧。影片中烏克蘭基輔已經淪為德國納粹的控制之下，由德國納粹發起的足球比賽表面上只是幾個球隊之間的對抗，但是其根本是德國納粹身為“高等人種”對烏克蘭人民和受壓迫、受殘害的人們在精神上的摧殘。因此，德國球隊“絕不能輸”，僅僅是球場犯規、身體碰撞不足夠，還需要以生命威脅，以愛人威脅，才能完全保障“勝利的果實”。尼古拉·特拉塞維奇和隊友們在明知贏下比賽就會死的境況下，仍然選擇了馳騁綠茵，以球賽的勝利激起人們反法西斯的鬥志，其身上所湧現出來的赤忱的愛國精神和民族精神令人感動。

在不同的時代和語境下，電影對於體育的表達往往具有不同的方式。就當下體育電影的敘事倫理來說，整體呈現出意識形態敘事與生命敘事並存，並向生命敘事轉換的趨勢。首先，作為意識形態的載體，體育電影會不自覺的傳達人民和國家的聲音，這是由於敘事內容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語境造成的自然而然的意識形態行為。《生死球賽》作為一部反法西斯的體育電影，雖然在故事中並未以猶太人遭遇到的慘烈屠殺為主要內容，而是以一場體育比賽切入，但是觀眾仍然能從中窺視到德國納粹所犯下的滔天罪惡。在影片中，德國納粹以安置為名哄騙數萬猶太人於女人谷進行殘忍屠殺。女兒谷第一次出現時，因為模糊、銳化等原因，畫面的顏色呈現出詭異的、尖銳的視覺效果，似乎在預兆著厄運即將來臨，而在女人谷邊的納粹軍人正在風淡雲輕地聊著如何更加高效地屠殺。在槍殺實驗過七百茫然無辜的精神病患後，德國納粹就將屠刀揮向猶太人。一堆堆鞋子、一堆堆衣物、一堆堆用屍體擺放而成的小山壘滿了女人谷。當鏡頭從堆積著屍體的女人谷掃過，每一具屍體都在控訴著納粹的罪行。作為二戰的受害者，這場由法西斯挑起的邪惡戰爭給世界人民都帶來了難以磨滅的傷害。

除開作為意識形態的載體，體育電影的生命敘事轉向也使得其煥發出新的色彩。生命敘事，究其根本就是“以人為本”，追求人性的、生命的自由。在影片《生死球賽》中，特拉塞維奇是一個樂觀的、充滿魅力的足球運動員。他生性幽默，無論在何種境地都能保持樂觀。基輔戰役後，在被俘的集中營內，即使監守者是殘忍的德國納粹，特拉塞維奇也能夠用沾血的繃帶綁住外套，做出一個足球來自娛自樂。並且，特拉塞維奇的愛情也是打破世俗的、十分真摯的。女主角安娜是一位已婚德語教師，她勇敢追求愛情，為了救出在集中營的特拉塞維奇，甚至願意和基輔的偽市長結婚。同時，安娜身上還有著難得可貴的善良和勇敢。猶太小女孩在父母的暗示下逃出納粹的魔爪，但是沒等她回到棚屋就遇見了巡邏的德國士兵，是安娜隨機應變救下小女孩，甚至在之後不斷為小女孩提供著食物。

除了男女主，影片在其他人物的塑造上也頗具匠心。基輔偽市長雖然在德國人面前卑躬屈膝，毫無尊嚴，但是他同樣也深愛著安娜。在得知安娜將被德軍作為人質要挾特拉塞維奇時，市長寧願獨自面對德軍納粹，也要將安娜救出。精神病院的女醫生從一個單純的樸素的女人成為濃妝豔抹德軍的玩物，她不僅親眼目睹了納粹對一無所知的精神病患者的屠殺，更是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這從影片中女醫生不斷用花瓶中的水清洗自己就可窺到。但是，儘管在這之後，女醫生仍然會伸出援手，救助猶太小女孩。

在宏大敘事下的人物塑造上，影片《生死球賽》充分關注了人物本身所具有的複雜人性，不再選擇完美的、“神化”的英雄人物，而是尋找不完美的，“人化”的人民英雄。儘管在球賽的上半場，特拉塞維奇顧慮愛人和隊友們的性命消極比賽，但是最終他仍和隊友們贏下了這場必死的球賽，他們心中洶湧的愛國精神、民族精神和體育精神最終戰勝了對於活下去的本能渴望。在國家被控制、尊嚴被壓制的時候，基輔人民只有思想是自由的，特拉塞維奇和隊友們的奮戰不僅僅只關乎一場球賽輸贏，而是帶領著被德國納粹壓迫、殘害的人們破開精神的禁錮，走向自由。雖然這場由真實事件改編的球賽最終為特拉塞維奇等人帶來死亡，但是他們精神之火不滅，雖死猶生，永遠激勵著每一位被壓迫的人奮起反抗。